|
关于我们
 书单推荐 新书推荐 |
棚户区 
定 价：25 元
9 7 5 8 0 7 6 5 0 5 7 3 4 
《棚户区：仿佛童年似乎爱情》为上海70后代表作家走走，重构年少时光的自传体小说。回溯童年期在棚户区的生活和记忆，讲述关于迷失和自愈、疏离与融入的时间故事。站在被铲车推平的童年废墟里，和少年的那个“我”握手言和。
【作者自述】 我想破解的秘密是我自己身上的软肋 “为什么我让爱我的那些男人提心吊胆呢？这问题倒值得好好研究。”（男人应该扩大为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在新的“棚户区”系列里慢慢形成了答案。“棚户区”的第一篇，我对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悲观的，自我与他人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因此，“我”一旦意识到伤害可能存在，“我”就会先去伤害他人。随时拖着行李箱消失是“我”擅长的，这是为什么“我”会让爱“我”的人提心吊胆的缘故；到了最后一篇，这种自保的界限开始模糊，“我”接受了作为他者的养母的爱。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其实也是在放弃我对我自己的专制。 新的“棚户区”系列，很多是从我养母口中听来的关于我的童年故事。写这组的时候自己生了场大病，和养母年轻时的大病经历有所重叠，我们两个都向对方有所敞开……在这一次的系列里，我回看我长成的生命故事，交织进她的人生。其实孩子的人生，也是母亲的人生。 不是我重新过了童年，而是我讲述的能力提高了，它们随着我平和的诉说而看似变了样。今天的我有足够的写作能力将事情重新排列组合，使它们符合我需要的结局。但事实上，我不愿意更新自己的童年经验。我明知它在哪里。我现在只是在它周围种上树，种上花，我清清楚楚地看着它说谎，但是别人不知道。 在《棚户区：仿佛童年似乎爱情》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肇嘉浜路上的林荫道，走走说，“那里是我一个人待的地方。”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走走重构了她的童年时光，回看她长成的生命故事。写这组作品的时候走走生了场大病，和养母年轻时的大病经历有所重叠，她们两人都向对方有所敞开……在走走迷失与自愈的故事里，交织进养母的人生。其实孩子的人生，也是母亲的人生。这是走走真诚、内心的一部作品，或许也将成为她重要的一部作品。
一九八一至一九九六年，我住在徐汇区嘉善路上的棚户区里。我见证过这一区域内一家纺织厂的倒闭，那些年，受伤的棚户区；我见证过那里建筑的幽黯，在记忆与现实交错之间；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再次以文字踏访棚户区。我是一个从小生长在热闹、喧嚣、鸡犬相闻、贫穷却乐观的棚户区里的孩子，教会学校毕业的母亲究竟是怎样疏离与融入？
棚户区于我，是难以表述的。它是我的家，却并非我的家园；那些带着浓重口音的近似上海话，表明他们并非正宗的上海人，但他们相比新上海人，融入得更为透彻与持久。我不能因为它曾经的贫穷而避谈或漠视。 整个青春期，母亲把我关在屋子里，我在窗后看风景。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 二十年前，我的邻居们陆陆续续从那片棚户区迁出，在当时看起来还荒凉的上海南站那里，他们重新建立了以汇城新村为主的“棚户区原住民社区”。对我来说，他们活动的新据点：上海植物园，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但这二十年的时间足以磨掉我母亲身上所有的骄傲。她和那些曾经的女工们一起，买保健品，跳健康操，打太极拳。 “你总是在编故事”，我母亲说。过去是撒谎，现在是虚构。而每次我回家，看见被传销、保健品骗子骗得团团转的母亲，既想亲近，又想逃避。 也许我写下的，不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它所具备的真切情感，是散文式的；但它的叙述技巧与观察角度，仍有着小说的尺度与追求。 其实，今天我在记忆中重构棚户区，既要面对心灵的距离，又要面对时间的距离。它更像生活的碎片，一方面显示出现实的凹凸感，另一方面，光芒也在人群的柴米油盐日常生活中闪烁。 ——走走 我想破解的秘密是我自己身上的软肋 ——黄德海对谈走走 黄德海：在你开始各类题材和文体试验之前，你的小说中心都是围绕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和感受，都是你感知或触碰的。我觉得你这部分小说写得细密流畅，几乎每一个心理的沟沟坎坎，轻微的变化，由轻微的变化导致的或平和或激烈的行为，都让人觉得准确，值得信任。在这些小说里，我甚至能看到一个勤奋不倦，甚至有些气鼓鼓地观察着自己，也捎带冷峭地看待着周围人的女性形象。写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处于一种怎样的心理或意识状态？ 走走：写那些作品的时候我还年轻，和摇滚乐队混在一起，眼力所见，是对感官和身体的迷恋，是青春的身体叙事。那时如果我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每周的乐队排练，或几月一次的小范围地下演出，我看到的是常换常新的乐手的女友们。2003年，我在《收获》（长篇专号）上发表了《房间之内欲望之外》，因此契机调进《收获》，前三年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可以说，我那时才接触到大量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面貌。我编过阎连科、万方、陈丹燕等的丛书。再加上自己年纪增长，自恋式的情感慢慢淡化，也很难再沉溺身体，这时才有了焦虑感。可以说，我那时才开始有了小说的技巧意识。为了排遣这种焦虑感，我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还配套阅读了各种叙事理论书籍，通过在不同的短篇里实验不同的技巧，消解自己写什么、怎么写的惶惑与惘然。那批实验之作，就集中收在了《961213与961312》中。 黄德海：收入《961213与961312》的《写作》，很像是你走上写作道路的自传。我感兴趣的是，“我成为一个作家，那简直是命中注定”，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写作，这个初心还在吗？ 走走：这确实是一个接近于自传的文本。小说的第二段点明了我开始动笔的时间：9月25日下午；陈良宇。所以写作时间应该是在2006年，那年我28岁（这也是我写作时一个小小的习惯，会忍不住把时代背景以“硬广”的方式嵌入其中）。我那时已经出版了两个长篇，其中第二个还在《收获》（长篇专号）上发表了，本来应该再沾沾自喜一段时间。但是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另一个和我同期出道、同时也是我好朋友的女作家认为，我的“成功”来自我贩卖自己比较与众不同的童年经历。这样的议论让我痛苦了很长时间，我第一次思考“写作”和“我”的关系。所以《写作》这个小说是相当别扭的作品，前半部分仍然忍不住围绕自己的成长过程描绘了一些晦暗的童年生活，这样的童年让“我”感到压抑，压抑之际，“写作”找到了“我”。后半段转向写作这件事和“我”生活的互动，相互侵占；小说结尾，想过世俗生活的“走走”成功赶走了写作者身份的“走走”，但同时，她开始恐惧一个人时的孤单。没有了写作，此“走走”无法再在此岸的人间自处。所以我想说的是，“命中注定”的事是一种宿命，而不是初心。无法逃脱是宿命，念念不忘是初心。我一直觉得是写作选择了我，借我做一个临时的载体。 黄德海：“从那天起，我的世界里其他东西都跌进了黑暗，只有一件东西奕奕不舍（生造词？）地发着光亮，那就是一种叙述的欲望，它有无数的变形，令我目不暇接，我想我的一生都会被它牵系住。”如果叙事是生命中唯一的光亮，足以抵挡其他的黑暗吗？人会不会不时陷入愁闷情绪？ 走走：奕奕不舍是生造词，整部小说中，写作这件事都被拟人化了，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是和黑暗对抗的巨大力量。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我可以完全信任、与我同在的存在，比任何人世的伦理关系都可靠。我的愁闷即使来自于它，那也是我能自主的愁闷，是我和它互动的结果。而生命中其他一切，都不是我能拥有的。 黄德海：“写作就是出卖人，这话我经常挂在嘴边。”是出于相信还是反讽？“为什么我让爱我的那些男人提心吊胆呢？这问题倒值得好好研究。”坐实了问，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如果这并非虚构的问题，你怎么回答？或者曾经怎么想过？ 走走：写作确实是在不断地出卖人。写《她她》那篇，我的好友看了开头就请求我不要再写下去了（我一直瞒着她，还是按照自己的初衷写完了）；我先生是法国人，很注重隐私保护，自从在我的文本里发现自己的身影以来，他基本不再和我聊他的过去，我写专栏期间他也不和我讨论与我专栏有关的问题。当然我出卖得最多的还是自己，从涉及身体的写作到涉及灵魂的写作，其实都在不断出卖。所以你看，写作又有点像魔鬼梅菲斯特了。 “为什么我让爱我的那些男人提心吊胆呢？这问题倒值得好好研究。”（男人应该扩大为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在最新的“棚户区”系列里慢慢形成了答案。“棚户区”的第一篇，我对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悲观的，自我与他人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因此，“我”一旦意识到伤害可能存在，“我”就会先去伤害他人。随时拖着行李箱消失是“我”最擅长的，这是为什么“我”会让爱“我”的人提心吊胆的缘故；到了最后一篇，这种自保的界限开始模糊，“我”接受了作为他者的养母的爱。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其实也是在放弃我对我自己的专制。 黄德海：我也看到别的作家说到小说家的不洁和冒犯问题。其实我很怀疑这种对小说的设想，在这样的声称里，小说写作者很像有某种窥私癖，把别人最隐秘的地方挖掘出来，成就小说。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当你把别人的生活写进小说的时候，对对方来说，那个生活就不再是他自己的，而是你小说的世界。能否设想一种小说的方式，在你写到别人的时候，别人反而更加心安？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不是你打探到了对方的隐秘，而在通过写作对这一隐秘给予安慰？即，小说中写到的这个人、事可能是虚构的，却能给予明白此一事情曲折的真实的或虚构的人以切实的安慰，而不是带来不安？在我看来，写作也可以是清理自己的情感或郁积，而不是为了处理单纯的小说文本（当然，差小说不在此列）。你刚才提到的“棚户区”系列作品，我觉得已经在做这个尝试了。你有没有想过试着把写作这个系列体会到的东西，变换一下用在此前的作品中，把那些作品再想一遍（仅仅是想，不用重写）？是不是可以设想，那些曾经感觉被出卖的人，会同意你以现在的方式写他们？ 走走：我觉得你所设想的方式是有某种天真在的。我举《冷血》的例子吧，卡波特一开始是出于写作者的本能，觉得有东西可挖，于是决定通过研究杀人凶手来写书。在写书的过程中他确实安慰到了其中一个凶手贝利，也确实和他产生了真实的感情。但最终快写到结局时，卡波特明白了，只要贝利活着，他就不能写完那本书，为了成就文本，他开始拒绝贝利。我想说的是，文本从诞生开始是有它自己生命的，而且它是贪婪的、吸血的。写作者是文本的人质。对应到文本里，那些被写的人，只有自己也来写，来发声，来造成自己的小世界，才有其完整性。我是钓鱼者，钓上鱼我才完整，我永远都不可能假装自己是鱼，理解鱼，即使我要钓的是我自己。文本先天要控制，和作者争主控权，它是天然带着吞噬性的。写作本身是一种行动，它不是静态的观看他人人生。不造成任何伤害的文本，不成其为文本。 黄德海：你说过，“小说写作是制造欲望或平息欲望”，可你小说中的人，制造欲望的多，平息欲望的少（平息欲望，不是变成死水一潭）。这或许就是我在读你这部分小说时，一面觉得很精彩，一面却有一种未尽之感的原因。如果像你所说，一个人其实永远不用外在的东西，只要反复钓自己也就足够了，可你还是需要“他者的故事”，为什么需要？ 另外，你说到写作者是文本的人质，我听说过很多这种说法，这是要说，对小说中人物的走向，作者也没法控制吧？可是这里有个问题，你如何确认这个走向只是你自身的写作惯性还是真的人物的走向？如果无法辨别这个，所谓文本的控制，就有可能是反省不够。我觉得，只有在反省意义上写作，文本才慢慢消除它仿佛先天而来的贪婪和嗜血，从而“自保的界限开始模糊”，跟世界建立另外的联系。 走走：制造了欲望却不负责平息，这和我这个写作者当时的写作年龄有关。欲望都是自私的，忘记责任的。现实生活中当时我还处于只为自己高兴的阶段，文本也是充满欲求的，这种无辜的自私肯定得不到满足；顺着时间线看我的文本，会觉得实际行动的部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目前我已经过了需要通过那些来体验人生的阶段。至于你的未尽之感，我觉得，欲望只对自己有意义，与他人是有距离的，这也许也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文本，能让所有人满足的缘故。 为什么我需要他者的故事？因为我最开始是想当自己人生的旁观者，这样能避免人生的痛苦。但我发现，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他人作为参照，是无法激发起旁观时的情绪的。但是他人的故事一旦开始书写，就会出现一种明确的抵抗。所以我其实只期望自己的写作精神获得别人的认可，作品本身我从不抱期望。 黄德海：你不久前写的“棚户区”系列，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你此前的作品中，只存在一个青春期和青春期过后不久的女孩的童年，她对童年最大的看法是怨怼——如果不是那样，怎么会有这样的“我”？这样一个郁郁寡欢、心思复杂、跟社会格格不入的“我”？如果我们把青春期的问题往童年上归因，大概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在“棚户区”系列作品中，我看到一个越过了青春期障碍，开始出现一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复合在一起的童年，这个童年，像你自己说的，“‘我’接受了作为他者的养母的爱。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其实也是在放弃我对我自己的专制”。青春期视角下的童年，整个社会仿佛都欠着自己，其实那不过是一种随突然长大而来的幻觉，等这种对抗性幻觉消散，你对自我的保护也好，你所谓的对自我的专制也好，就慢慢放松了，一个经过反思的童年阶段出现了。这样的童年，就可以避免你朋友所说的出卖童年的嫌疑。你想过没有，你在哪种童年里，自己和被写的人更多的得到了安慰而不是冒犯？联系你前面文本掠夺性和嗜血性的话，你怎么看待这批作品？ 走走：应该说，内心活动最接近童年原貌的，肯定是我早期的那些。最新的“棚户区”系列，很多是从我养母口中听来的关于我的童年故事。早期的作品，我只能从我唯一拥有的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去捕捉我以为的事实，所以是向内的写作。很遗憾我那时太年轻，没能由此对生命本质有所领悟。我养母身上有很多值得一写的故事，当年金宇澄说，“你只要写好你妈妈就够了”，当时我心气盛，觉得那是利用题材之便，他说过后我便再也不碰。 写这组的时候自己生了场大病，和养母年轻时的大病经历有所重叠，我们两个都向对方有所敞开，我也开始向外的写作。这一次的系列里，我回看我长成的生命故事，交织进她的人生。其实孩子的人生，也是母亲的人生。另外生病本身也让我意识到，就像我出生后被放弃一样，在我自己的意识之外，总有其他力量存在。所以写着写着，我也明白到：我不只是我以为的一个人。我也和我笔下我曾经相处过、曾经认识过的任何人，任何不好的但我必须接受的事物一起生活。我们总是和他人一同生活，我们和他人的相处方式塑造了我们，实际上再构了我们。可能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组文本同时向内又向外，有了一种妥协。 另外，我觉得无论是“棚户区”还是早期的那些，其实都谈不上安慰或是冒犯，安慰或冒犯，都是基于“自己是与众不同”这一点，都有某种居高临下。我只能说，我自己得到了满足。因为我真诚地描述了和自己有过交集的众多他人的生活。 黄德海：所谓的内心活动和童年记忆，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客观存在，而是可以被不断理解的一段经验，你理解到什么程度，这个童年就起什么作用。我从“棚户区”系列里看到的，是此前的不少怨愤情绪被清理了，其实等于在写作中重新过了一次童年，更新了童年经验。比如你写作过程中意识到的，“我不只是我以为的一个人”。“我们总是和他人一同生活，我们和他人的相处方式塑造了我们，实际上再构了我们。”写作，就是驯养这些他人以及自己，跟这些人“建立感情联系”。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向内写作”，认知他人，认识自己，进一步梳理自己的来路。这不是一种好的写作方式吗？ 走走：其实我不觉得早年的怨愤有什么不好。我今天也没法自信地说，我真的放下了那一个个瞬间，一幕幕我从未遗忘过的场景。如果你觉得我清理了，不是我重新过了童年，而是我讲述的能力提高了，它们随着我平和的诉说而看似变了样。今天的我有足够的写作能力将事情重新排列组合，使它们符合我需要的结局。但事实上，我不愿意更新自己的童年经验。我明知它在哪里。我现在只是在它周围种上树，种上花，我清清楚楚地看着它说谎，但是别人不知道。 我觉得很难描述这种说谎的比喻。我描述了他人的生活没错，因为我无视了那部分自己。我没有掩盖，但我现在是以“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的态度在说。这其实也是一种说谎。写这一组的几个月里，我自己的精气神不算强悍，而且我真的想去了解自己的生命。也许这个阶段的文本改行茹素？我没有感觉到它对我的掠夺和压榨。也许是因为我明白了生命状态就是与他人、他物共存，所以我必须努力和他们/它们建立起责任关系，我学着善待我养母，也善待我身体，焦虑感有所减轻。当然这也使我怀疑：它们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呢？ 黄德海：你关于文体的担忧，我觉得是过虑了，或者这种担忧根本上是一个误解。我们现在太容易把自己归为某种文体的写作者，好像小说天生跟随笔有差别，随笔又跟论文有差别，论文又跟什么什么有差别。我觉得这是后置的概念影响了写作，写作应该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一个介于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一个不知道是散文还是小说的东西，只要是一种尝试【随笔（essai）一词的本义】，那就是好作品，至于属于小说，属于散文，属于随笔，跟写作者本身无关。对我来说，我才不管一个作品该归入哪一类，它只要给了我启发，我受益良多，这就够了。“努力和他们/它们建立起责任关系，学着善待养母，也善待我身体，焦虑感有所减轻”，我觉得这就是好的写作。 走走：希望你说的是对的，这也会给我的写作一点鼓励。对现阶段的我来说，重要的是看清这个时代“永恒的当下”，目前我的力量还有所欠缺，所以只能靠时间空间的转换来消解掉一些写作能力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继续深化，将良知、敏锐呈现出来，是我可以走下去的一条路。另外我觉得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我很多文本只停留在嘲讽、批评阶段，还没有写出自己的世界良图。我认为美好的、干净的、正直的心理空间，应该是什么样的风貌呢？这也许也和你批评我的，“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有关。如果能“取法乎上”，我也许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写作视野。
走走，专业文学编辑、业余小说人。著有长篇小说《房间之内欲望之外》《我快要碎掉了》《怪兽》等多部；另有中短篇小说集《961213与961312》《天黑前》等。
一、1981—1996
一直到十八岁，去大学住读之前，我都住在徐汇区的一处棚户区里。 二、那天下午 二十岁时我的家已经被拆迁到了上海南站，有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有对中年夫妻候在那儿。他们的开场白很短：我是他们的女儿。 三、谎言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记得她常常带我走出家门，右转再右转，走上大木桥路，再走到相接的肇嘉浜路。她喜欢那里的林荫大道。她说树是最安静的。 四、谜 忘记是哪一年，哪一月，星期几了。……天很冷，我穿着棉鞋，低着头，专找结了层薄冰的地面踩，“咔”一声，或者，“嚓”一声。 五、夏日 十六岁时我有了男朋友。我们从冬天开始谈恋爱，到了春天，我打算把他带回家。 六、久别 过去的两个多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床上度过。要静养，医生说。自从去年十二月底做完手术，我做到了“尽量不想不愉快的事”。 七、小伙伴 我把头靠在沙发靠背上，仰头看着他，觉得这个故事的走向基本已定： 我不会再换男朋友了。 八、无花果 我十岁生日那天，她在我家门前的花坛里种下一根无花果扦插枝，当时只有半根筷子那么长。
二、那天下午
嘉善路曾经是条宁静的街道，它嵌在肇嘉浜路与建国西路中间。通往肇嘉浜路的那一段，之前的厂区，现在的尚街loft时尚街区，是整条嘉善路最宽的地方。整个八十年代，那段路上几乎没有什么树。过了那一段，路更像是小街，分岔、错落。第一个岔路旁，有座小房子，那里就是我家了。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被带到那里。我的母亲从我的脖子上取下一张卡片，上面有我的生日。二十岁时我的家已经被拆迁到了上海南站，有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有对中年夫妻候在那儿。他们的开场白很短：我是他们的女儿。 三岁之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起来了。 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是我十岁那年。我没吱声。有天我跟着班上的男同学逃课，去了郊区的寺庙玩，黄昏时才想到要回家。因为慌乱，公共汽车没坐到站就下了，离家还有一站路。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我一个人拖着书包在肇嘉浜路林荫大道里走，后来我开始奔跑，书包盲目地在屁股后面颠动着，前方已经陷入昏暗，两边的树也只有轮廓隐约可辨。我跑出街心花园，看见我母亲站在路口。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她的拖鞋啪嗒啪嗒，一直有动静。我抬起头又低下，不想与她对视。她打开门又关上，屋子里只有我和她，她又一直没说话。我觉得，她肯定马上就要扑向我扇我几下了，就像那鞋子一下一下不断拍打着地面。但她只是向我点了点头。逃过一顿打使我松了口气。 很多年以后她解释，告诉了我真相的邻居找她说了说，她因为害怕我从此离家出走而不敢对我大叫大喊。害怕使她忘记了惩罚我，第二天一早还去菜场买来一只鸡。杀鸡的地方就在门一侧的空地上，鸡脖子那里流下的血滴进搪瓷碗里，泛着油光。我站在一边看，等着收集鸡毛，好做成一只毽子。鸡毛轻飘飘地落下几根，粘在地上。 为什么邻居要在那一天告诉我那些事？就因为我在放学路上推了她孙女一下？我记得我一边听一边手指在口袋里划拉，没摸到一分钱。三分钱就可以买一小包盐津枣。但我似乎从口袋缝里摸到了一粒。我将它抠出来，小心地捏到另一只手里。“你和我妈去说。”我对那老太婆大声喊。 “是嘛，真好玩，我终于和别人不一样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阁楼上时，我对自己小声说。我从小圆镜里端详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一头鬈发。“天生鬈的头发，前环金后环银。”十年后一个自称是我妈的人这么对我说。但是那一天，我只是诧异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还翻出了我母亲的照片，用笔在其中一张正面照上画了画，只想看看我们有什么不同。我想告诉谁。我用指甲掐自己，因为我不由自主地想笑但是我又很想有一副悲痛的表情。 最后我站到了窗前，将窗户向里打开。窗前立着一棵无花果树。窗户外面我母亲竖着钉了粗粗的木条。过去我总是爬树，从阁楼窗户翻进屋子。观察那些木条和思考自己的离奇身世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默契。于是我的表情渐渐消失，就这么站在窗前。 望出去的窗外是我家对面的两间房子。和我视线齐平的那间阁楼，未来几年我将常常偷偷凝视。我的书桌就在窗边，一直到高考前，我经常将脚搁在书桌上，人向后仰去，来回摇动靠背椅，打量着对面的那扇窗户。那里有一个黑色头发的男孩子，比我大八岁。他被叫来辅导我数学的时候，我听母亲的话，大声叫他“向哥哥”。在他面前，我总是像小孩子一样乐于献宝。我喜欢拿所有水果糖出来，递给他，而他每次都会在接过一颗时说“谢谢”。 “他怎么不去考大学呢？”高考前我问自己。我那时对技校生还没有什么了解。他从岔路那头走来的样子像是跳着舞步，和他相比，左边邻居家那个最小的儿子，壮得都有点笨手笨脚了。 那天我的视线飞快扫过他住的阁楼，极目远眺起来。在岔路的另一头，是一家经常雾气腾腾的棉纺织厂。这会儿我百度了一番，才知道那是上海百达针织厂的后门。门卫默认我们这些邻居混进早班下班的工人中间，去那里的澡堂洗澡。大学毕业后，我进了外企，开始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对租赁房的唯一要求是，得有个像样的浴缸。我喜欢先清洗自己，再刷干净浴缸，最后放上一缸水把自己泡在里面。那些年，我甚至发明出一种心理疗法。想要忘记什么事的时候，就把浴缸塞子撬起一点，水流得很慢很慢，我闭起双眼，想象那个不愉快的部分，已经随着流水很慢很慢地流走了。浴缸里的水越来越少，感到冷的同时重新感觉到自己。可惜的是，租了十几年房子，所有浴室的窗子都是雾蒙蒙的磨砂玻璃，对着走道。而我想对着一棵树，那对着在风里上下摇曳的树叶安慰我自己的愿望，至今没能实现。 而和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站在一起，看着她们把脸盆放在地上，蹲在那里搓毛巾搓内衣裤，让我在那些年里时常情绪低落。“那个女人洗了好多衣服。”我告诉我母亲。我认为这是一种贪小便宜的行为。但她其实也这么做。她用土黄色的臭肥皂洗我们的袜子和内裤，然后用鹅黄色的香肥皂洗我们俩。她似乎懒得理我，用一只手夹着脸盆，走在我后面，迈着小步，走得十分缓慢，好像终于洗得干干净净不能再让身体热出一滴汗了。事实上我母亲做什么都慢腾腾的，她从未给我织过一件我能穿的毛衣，每次她织完，我已经再也穿不下了，只好织了又拆。她不像我。我过马路时总是急匆匆，直接走成斜线。因为向哥哥说了，第三边小于两边之和。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也一起去了澡堂。在热水龙头下我站了好长时间。“我的亲生妈妈会不会已经死了？她是不是被埋在了某个小山包上？一定是她的婆婆虐待她，他们重男轻女，把我送走，于是她悲痛地脚一滑，掉下了山，或者根本就是她自己跳下去的。”我母亲并没看出我有什么异样，她和我出了澡堂往家走的时候，天空正在慢慢变暗。为什么我会想到小山想到岩石？那段时间我看了什么故事书？一到家我就上楼按亮台灯。“天还没黑呢”，我母亲在楼下喊。 阁楼上有张小床，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我决定要表现得非常痛苦，于是我开始哼哼起来。这样哼哼让我感到很舒服。窗外时不时传来邻居家的响动，像是噼里啪啦起油锅的声音，或者叫小孩回家的声音。“我已经被领养多久了？”想弄清楚这件事，让我忘记了继续哼哼。 那天傍晚我没有像以后经常会做的那样，站在窗口看着对面向哥哥回家。所以我没有看到那一幕。那天向哥哥推着自行车，走得很慢很慢。他旁边走着一个丰满的女孩，由于背包放进了车兜里，她就只有手在那里摆来摆去了。他们俩经过了岔路口，向哥哥没有朝家的方向向右打弯，而是笔直地，不紧不慢地，朝着肇嘉浜路方向走去了。女孩的头发是黑色的，穿着一条布裤子。一九八八年，已经有很多女青年穿起了牛仔裤。她们都去华亭路那里买。那条布裤子，随着她步子的起落，膝盖处一拱一拱的。向哥哥自己低着头，没有注意到她走得比他随意多了，还左顾右盼着。她的脸很白，大眼睛下面有几粒小雀斑。十二年以后，另一个男人在麻将桌上挑逗了她，她漫不经心地摸着牌，手指尖却绷得更修长了，翘翘着。她如此地专注，根本不会想其他什么事的对不对。她反正不会过什么坏日子的。很难想象她会让自己不好过。也就几个月工夫，她扔下了四岁的女儿和远在某个山区做技术人员的向哥哥。 但是那时候，谁知道会有人将拐跑她呢？他们就在黄昏里这样走着，一会儿几乎并排而行，一会儿他在她前面，一会儿她又超过他，像是故意要让他看看她屁股那儿起的波纹褶子。向哥哥一定思考过要去哪儿。因为他们一直走了五站路，走到了徐家汇的上海第六百货商店。 在此之前，不知什么原因，女孩走着走着，突然伸了一个懒腰。她把两条胳膊伸得长长的，随便什么人都会感到她很自在的。但是在商店门口，她却不自觉地换了一副胆怯的小女孩面孔。倒是向哥哥，四面环顾，装出那种傻气的潇洒。售货员走上前来时，他向她转过身去，而她在那一瞬间十分吃惊。 据说，在那里，他用偷来的自己父母的钱，为女孩买了一根最细的金项链。他一定是计划了很久，因为那天他约女孩出门时，只是问她，愿不愿意和他去散散步。 她说：“好呀。”是啊，为什么不呢？向哥哥算得上英俊，他同样白白的脸上，因为两个人相互的靠近而兴奋，发红。可一切稍纵即逝。 他们继续向前走着，真是不快也不慢。 其实我对领养这件事没什么所谓。我和班上几个好朋友说了说，怀着好奇的心理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们对我特殊的好不过持续了一两天。有一位给我带了一只肉馒头，上第一节课之前，我们挤在一起坐着，我吃了肉馅，她吃了馒头皮。她问我是否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撒谎。我说他们都病死了。之后，我立刻觉得愧疚，于是我问她，我有一小卷果丹皮，要不要尝尝。她剥开塑料纸，掰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那只馒头是她奶奶买给她的，对我摆了摆手就往后面几排她自己的位置走去。 但是我开始想象他们的死。教室门没关严，可以望见走廊，虽然能看见的空间很小。我就望着那道缝出神。突然，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了。即便放在今天，我，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拒绝要孩子，也变得合情合理了。如果是我母亲催我，我就停止说话，开始收拾东西。至于我丈夫，我干脆就进自己卧室，往床上一躺。年轻时我不那样，我会大喊大叫。结果一个关于孩子的争吵上面叠加着另一些争吵。并不是孩子本身让我觉得厌烦，而是，而是。 我还迷上了照镜子。常常功课做着做着，不由自主地掏出小镜子，我到底是想看出什么呢。与此同时，我急不可耐地想长大。逃课事件发生后，我母亲隐隐约约的慌乱让我感觉到，我可以运用我的领养身份，改变一些什么。这个家，原本应该是个陌生的环境呀。我不过是一个寄居在那里的小孩，一个不需要做家务的田螺姑娘。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和写作这件事之间有了第一次微妙的联系。一个有双重身份于是想拥有更多身份的人，如果她没有分裂出多重人格，如果她不想到处去装腔作势，那就只有写小说这一种可能了。一直到什么时候，我终于不再强迫自己利用这一身份？ 现在让我想想，那天的放学路上发生了些什么。从平江路小学走回家，要穿过几条横马路，下午三点多，我和那个小姑娘没有走上中间的林荫大道，而是选择了与它平行的贴着居民住宅的另一边。那里开着一家店，卖文具、橘子水、桃板、盐津枣。我身上没钱，她买了盐津枣，她一定会分给我几颗的，但我那天连着打了几个喷嚏，就在我打喷嚏时，我的体内好像打出了一个洞，它需要那些像鼻屎一样的小小粒填充，于是我伸手抓了一大把塞进嘴里。在她试图抢回去时我推了她一下，她跌倒了，歇斯底里哭起来。几年前我回家看我母亲时见到一个胖女人在挑西瓜，短发、圆脸，穿着西装短裤，露着粗壮的大腿，脚上穿着印有小熊的拖鞋。我离她几米远，一边挑着葡萄一边时不时望她一下。歇斯底里没能让她变得更苗条一些。 好吧，回忆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母亲一边洗着葡萄一边告诉我，她还没结婚，还和父母住一块儿。“而你考上大学后就没再回家住过。”我回答她：“这可能是因为我太想有自己的家，结果成了在很多地方都住过。”它们都只是我待过的地方。话题又回到她身上。每次我母亲在路上碰到她，喊她一声，她总是吓一跳似的回过头来。“啊，某某某妈妈！”她当然不会知道我现在的笔名，她根本不可能想到，我还会把她写出来。然后她会说，“啊，这么早”，或者，“啊，这么晚”。她只念到中专毕业，过早地从事了文秘这一不需要动脑的职业。 我现在认为，我对自己的苛刻与不满，都必须归咎于那天下午，我推了她那么一下。 比如我没有方向感，常常迷路；对居有定所没感觉；对钱也没有概念，不，不是对数字没概念，而是对未来；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愿意看那些虐心的糟心的电视剧，有关各种悲惨的身世；念高中不久我就开始听打口碟，早死的那些音乐人让我一次又一次感伤，却仍然无动于衷地做着各种考题……我就是依靠这些我和我父母的区别，来判断我原生的基因。 还有什么吗？没有什么还有了。 但如果，没有过那一天。想必我会待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拥有与现在迥然不同的人生，感觉也会和眼前、当下的这种感觉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那天下午我要伸出手去！ 事情也许可以追溯到那天之前的那个晚上。 那天之前的那个晚上我本来睡得很好，无梦。快要入睡的时候窗外的无花果树叶沙沙地响了起来，起风了。我到底有没有听到警车的声音？我只记得后半夜，整条弄堂里的人似乎都醒了。我母亲拉开了窗帘，她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往外看。警笛应该在抓到人后，才变得刺耳？我坐起来，想要一杯水喝。但是我喊了两次，我母亲还站在那里，脸部半明半暗。我也想起床看看，但她阻止了我。警笛声似乎在远处消失了，隔壁老女人的哭声飘了出来。我越来越困，有什么东西好像卡了一下壳。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我母亲帮我拿来干净的袜子，把窗帘全部拉到一边。我问她夜里发生了什么，她告诉我，左边邻居家那个最小的儿子被抓走了。这下，弄堂会显得很大了。不管我们是在跳橡皮筋，还是在扔沙包，只要看见他走过来，就会躲开，躲到一边去。他面目英俊却总是凶狠地紧绷着。有一次我们在路口相遇，但他其实只是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让我觉得不舒服，似乎那两道浓眉下面隐藏着一些吓人的东西。 他因为偷盗被抓，据说还是团伙作案。我坐在那里，既迷糊，又好奇，吃着一根油条，喝着一碗粥，我母亲还帮我敲了个咸蛋。这下我们可以自由地玩了，可以在岔路里奔来奔去，可以爬树摘桑叶，可以在雨天穿着套鞋在水坑里用力踩。我背上书包，一出门，就听到隔壁他养的那条狼狗，不知被谁揍了，呻吟着发出呜咽声。那呜咽声像是一道电流，串起很多窃窃私语的声音。整条弄堂都在窃窃私语地传递着他深夜被抓的消息。我回过头去看，人们还是挎着篮子挎着包，并没有窃窃私语，只有他们的衣服在沙沙作响。无花果树叶也在沙沙地响个不停。乌云在头顶逼近了，却并没有下起雨。 那天下午，我伸出手去，推倒了一个女孩。 现在再去回想那一天，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一天是怎样过的。反正日子过得如此之快，就像电影里的日子一样。你走进一个教室，一个一个老师进来，把你一直带到放学，最后那声铃一响，立刻就把你推出了校门。也许是因为那天的乌云实在太多了，它让眼前的一切显得昏暗，那个笼罩在昏暗里的小店，看起来空空荡荡的，看起来需要一些尖叫，一些哭喊。而我的小伙伴，她那时就有一张圆圆的脸，鼻孔也有点大，她平时说话尖声尖气，每句话结尾时总是像个小钩子一样扬上去——你再碰我一下我就告诉老师了-啊——仿佛空气里站着个老师，要等老师点头后她才能继续说下去。她尖叫起来，我要告诉我奶奶-啊。她轻盈地从地上爬起来，轻盈地在我前面跑了起来。而我拖在后面，沉重得就像被拉得长长的影子一样。 你这个小赤佬！她奶奶堵在岔路口，你妈妈不打你我就要来打你了！ 她自己滑倒的。 到底是路上拣来的小孩，无规无矩。 我不相信你说的，一个字也不信。我说。 我母亲比我大三十岁，这样算起来，领养我的时候她三十三岁。我见过她那前后的一张黑白小照片，她开心得笑出一张大嘴。而我在所有照片里，连微笑都很少。对着镜头，我的嘴张不开，只是双唇拉长一些。这个区别也许能看出，几乎不太可能来亲近我。而我母亲很喜欢聊天，她谈论左邻右舍，或者说说她自己的什么事，她总是叽叽咕咕地在那儿说，以至于我没必要再说什么。这是现在，每周一次，我和她唯一能够亲密的方式。 十一岁，我五年级，考上市二中学的小初一。那年夏天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母亲和我聊了聊。一是告诉我，她要离婚了；二是说了说，我被领养那件事。 对我亲生父母的情感。先是气愤，愤怒随后消失，而后是一种厌恶，如此强烈，就像我看到飞蛾翅膀上的粉开始抖起来。接着厌恶也随之而去，我感到一股八月暑气的厌倦。其实我还是那个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母亲问我，你想去散散步吗？我们走到肇嘉浜路上。天热，林荫大道上，忽略知了的叫声，可以算得上静悄悄。在一个园子前面我看到一个男人，他像是很怕冷，三十几度的天，他穿了长袖衬衫和长裤，手插在口袋里，靠在围住园子的栏杆上，看着我和我母亲。我母亲对他点头，他挥手回应，竟然变戏法一般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宝”橘子水。橘子水很热也很甜。 就像画家会模仿自然作画一样，我也是在絮叨完我的过去后，才在其中寻找一些遥远和若有若无的东西。然后凭藉那些残缺的印象，那些对阁楼老虎窗幽灵的想象，试图超越记忆。所以回忆过去的人都是为了使自己这个回忆者开心。我就曾虚构出苦儿三毛一样的童年，顺便加上一两次神奇的经历作为陪衬，那时我对自己的了解如此之少，因此没法简单写出那些年。我母亲看过我那些书但她一言不发。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写别人，我才意识到，要是把人和人都写得很相似，都像别人书里的某个人，那就没有一个像真的了。我有没有仔细端详过那些人？就像现在，我要描述这个后来成为我第二任继父，又早早因为胰腺癌去世的男人，比我想象出一个他，要难多了。 我想不起来他买过什么东西给我母亲。大概他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她。冬天他给我买邮票首日封，夏天他给我买紫雪糕。看上去一丝不苟，总是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衬衫，白衬衫上的每粒扣子都扣上。秋天周末的下午，我母亲帮我洗头发，我们没有吹风机，我就湿着头发坐在屋前的椅子上。他会递给我“新长发”的糖炒栗子。我觉得理所当然。我们一起吃饭，他喝一两瓶啤酒。我看着我母亲每天给他烫衬衫，烫裤子，烫得裤缝清晰可见。我看着他们封上阁楼门，把我留在阁楼上。我听到窗帘被拉上。日后我看别人描写的青春期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也是这样长大的，但当时，我却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大概都不曾发生过。那让我不安，让我对自己不满的某种审视的眼光。另一种眼光。 后来我给那对中年夫妻打开门，给他们从冰箱里拿了两瓶雪碧。女人说，她已经是胃癌晚期。“我想来看看你。”一开始我很好奇他们怎么找到的我。被我母亲抱走那天，他们就在马路对面。他们想生个儿子。他们现在有一个儿子了。只需我叫一声“爸妈”。我问我母亲怎么办。“你自己决定，”她说，“不过她快要死了，你叫一声，也没什么损失。” “你的生日我们还记得，阴历三月二十，大清早，鸡叫头遍，就在屋里生下了你，你奶奶接的生。”女人说。我这才知道，自己不是双鱼座，是金牛座。 “你手术后我再叫你吧。”我说。我突然觉得，她到了医院里，切除掉肿瘤，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幸好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在震动。因为我们四个人无话可说。衣服洗完了，我和我母亲把衣服取出来。当我们忙来忙去的时候，他们打算走了。我把他们喝光的雪碧罐子扔进垃圾桶，打开电视机，并没有什么节目想看。我母亲示意我把音量开小点。“我们走了。”他们低声重复着，好像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似的。 一直到深夜，我母亲都穿着拖鞋走来走去，收拾着一些小玩意，把书架擦了又擦，把过期的药全都扔掉，还翻出了我中学时的作文本。然后她走进我房间，我抬头望去，她居然流了眼泪。她拿着一本相册在我的床上坐下，我坐起了一些，她开始讲述我三岁时的事。 她说她买完菜回来，在肇嘉浜路街心花园那里，听到有孩子在哭叫，她走过去，在我面前蹲下来，我还是在那儿继续哭来哭去。她发现我脖子上有一张卡片，就取了下来，放进她装着零钱的口袋里，大概在给我报完户口后，那张卡片就找不见了。 “我给你削了苹果吃，你咬了几口，说没有山芋好吃。然后你开始躁动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我把酸奶递给你，你也不肯接。你看上去那么吃惊，好像很害怕我似的。过了一会儿，你又突然来拿我的瓶子，你喝了一口，但是很快吐到了地上，你说它馊了，一边还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接过瓶子，你说，你想要爸爸妈妈了。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呀，我说。这肯定让你很迷惑。后来我发现，你常常独自静静地看黑色的小火表。你告诉我，你在上课。我开始教你读书，你慢慢忘记了过去。你像个小狗，整天围着我转来转去。有段时间，我经常会问你，爸爸好还是妈妈好？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我没法不问。” 中年女人告诉我们，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大姐比我大七岁，二姐比我大三岁，我比弟弟大三岁。轮到我大姐带我时，她就把我背去教室。 “我给你买过很多玩具。你只喜欢七巧板。你碰都不碰那些洋娃娃。可一旦有别的小孩想玩那些洋娃娃，你就决不放手，你死抱着它们不放。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你自私的占有欲在作怪，就想说服你，把东西让给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有时我会夺走那些洋娃娃。后来我看到一本书，书上说，这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你害怕属于你的东西不在了，那样你就不知道，自己又该属于谁。” 我母亲没有看我，说话都是对着相册说。 我能感到她的惊慌。 我自己开始挣钱以后，总是买很多很多东西。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把任何东西放在心上，我对任何东西都不再有感觉。即便某件东西再也找不到了，放那东西的地方却不会空着。我也不会意识到，有些地方，本来已经空荡荡了。于是我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看上去不计较、洒脱的人。对人也是如此。我对和我一起生活的人没什么要求，不会去横加干涉对方的任何决定。我希望他们不受任何拘束。他们离开，也无非是从我眼前飘然而过。我从来就不想有什么结果。总是有人指责我不够爱。的确如此，每当我开始投入、失控，我就说服自己，退出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专门给你，只属于你。你不可能走到底的，你只能让它从身边过去。 我母亲带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牧马人》，看电影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去过那里。她一下子呆了。后来我查了查，电影是一九八二年上映的，这么说起来，四岁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些我的家乡。但我的家乡不是张贤亮笔下的西北牧场。也许田与田，土地与土地，看上去都差不多。那时，哪里的农村不荒凉呢。我再没看过那部电影。现在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灾难片、怪兽片。看《哥斯拉》的时候我想，导演小时候，一定有过类似的恐惧。那种周围世界突然崩裂，裂成另外什么东西的恐惧。 四岁开始，每年我生日那天，我母亲带我去拍照。我的站姿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你看你变了。”我母亲一边说，一边指着我的一张照片。第七张，我十岁那年生日时照的。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