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研究生课程整理而来。面对课时少,容量大的特点,尝试以法国新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大历史观”和英美新批评派的类型模式和白天、黑夜交替模式的文学史叙述方法,来建构一种文学史论。本书秉持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以百年的文学史为观照面,以代表作家为观察点,以不同类型为观察视角,”挂一漏万”地尽可能凸显对文学史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作品。即使是提到的作家,也不作全面的论述,而把侧重点放在某些具体类型或具体作品。即在宏观上追求宏观,在微观上追求微观,从而在”面”和”点”的张力下实现史论的“消肿”。在对具体作家的评价上,也不拘泥于当下的成见,有些方面将采取个人化的理解和表述,以传达一种个人化的史论观。
中国文学根据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对立,从第一个层面上可分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两大文学系统。1840年西方的入侵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始。1840年既是封闭的、完善的、僵化的古典文学的终结,又是开放的、杂乱的、新生的现代文学的开始。由此,广义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应从1840年的中国文化背景说起,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至今仍是一个未定的开放的文学格局。
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的政治历史背景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说道:“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认为:“五四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正如过去一百四十年中国历史中知识界所出现的很多其他现象一样,其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背景,即西方文明的入侵。”西方的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循环模式,并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既定模式,把中国社会引向了西方化,或者说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探讨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的诸种问题,探讨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的文学,乃至于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都不能忽略西方文化的因素。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上看,自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就在一种屈辱的状态下被迫向世界开放了。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把中国引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入侵,亦使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面对这一特定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做出文化的回应与抉择,以适应形势,救亡图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的文化思想经历了如下四个历史阶段的三种文化思想的演替:
其一,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南京条约》的签订,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也暴露了老大帝国在经济、技术,尤其是军事上的落后。于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新的文化思潮的南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视野转向了西方。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其着眼点主要在于发展军工业、制炮造船等。受林则徐等先觉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形成了高潮,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大批掌握军政大权的知识分子是其代表。一时间,工业救国、商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沸沸扬扬。然而,客观上由于中国严重的落后状态,不可能使国力在短期内迅速地改变。主观上说,由于洋务运动发起者们采用的是“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从而大大限制了他们所能取得的实绩。尤其是一场甲午海战,彻底粉碎了洋务派虚设的梦想,使得一场声势浩大的器物革命运动也随之破产了。
其二,是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
洋务运动的失败,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救亡图存的深入思考,使他们把视点转向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客观上看,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进,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得以渗透。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越来越认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意识到封建专制对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于是,以政治启蒙为核心的维新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他们不同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而是主张推行“体”上的变革。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体制改革的热衷和向往。然而,由于他们并未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一场如火如荼的维新运动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政治实力派平息了下去。
罗关德,祖籍浙江绍兴,1959年生于福建三明,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和现当代小说。在《文学评论》《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专著《乡土记忆的审美视阈》。曾参加多部现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其中,《新中国文学》《当代中国文学专题史》任副主编。主持省课题一项。
上篇
第一章 鲁迅小说的文学史价值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
第二节 鲁迅小说的个人风格
第三节 鲁迅小说的多元主题
第四节 鲁迅小说的范式意义
第二章 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浪漫派诗歌
第一节 浪漫派诗歌的产生背景
第二节 郭沫若诗歌的最初浪漫
第三节 艾青诗歌写实中的浪漫
第四节 舒婷与朦胧诗人的浪漫晚唱
第三章 周作人与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
第一节 周作人的文学史地位
第二节 林语堂在散文史上的地位
第三节 杨朔与20世纪60年代散文三家
第四节 余秋雨、刘亮程与20世纪90年代散文
中篇
第一章 茅盾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史诗性建构
第一节 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当代小说观念
第二节 茅盾《子夜》与家国合一的宏大叙事
第三节 从《小城春秋》、《红旗谱》、《创业史》到《白鹿原》的国家宏大叙事
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
第一节 现代家族小说的源起:巴金的《家》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现代家族小说的写实性与象征性
第三节 20世纪后期现代家族小说的传奇性与写意性
第三章 现代文化视野中的中国乡土小说
第一节 现代化与乡土小说的人文关怀
第二节 20世纪写实性文化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
第三节 20世纪抒情性文化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
第四章 现代文化视野中的中国都市小说
第一节 “夕阳”的乡土与“朝阳”的都市
第二节 海派小说与施蛰存笔下的“乡巴佬”
第三节 张爱玲、王安忆的都市书写: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主题变迁
第一节 女性文学概说
第二节 冰心的升华与张爱玲的沉沦——-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两种误区
第三节 丁玲的女性小说创作——-20世纪女性文学的崛起
第四节 张洁与新时期女性小说主题的演化
第五节 陈染与后新时期女性小说的主题变异
第六节 王安忆:从女性小说到超越女性
第六章 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的主题变迁
第一节 战争文学的人类学依据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战争小说概说
第三节 20世纪后期中国战争小说概说
第四节 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主题变迁——从英雄主义到人道主义到莫言《红高粱》的战争本体还原
第七章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草根性
第一节 关于“草根”
第二节 鲁迅的草根性——引领了启蒙时代的文学走势
第三节 赵树理的草根性——曾经领导了一个政治化、大众化时代
第四节 沈从文的草根性——开启了一个去政治化的时期
第五节 莫言的草根性——引领着当下颠覆传统的一个混合体
第八章 20世纪中国的“贵族文学”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周作人的“隐士”与林语堂的“绅士”写作
第三节 “贵族文学”的经典:钱锺书《围城》的文学史价值
第四节 京派文人的另一面:汪曾祺的“贵族”情怀
下篇
第一章 生成、繁荣与变迁——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陆与台湾乡土文学
第一节 总述
第二节 大陆与台湾乡土文学理论内涵的同质性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与两岸乡土文学的繁荣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两岸乡土文学发生地的空间位移
第二章 从“风情”到“风云”——20世纪乡土小说向“农村题材小说”的演化
第一节 农村题材小说的发生
第二节 作为个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
第三节 农村题材小说模式化的表现
第三章 论舒婷诗的复调情感
第一节 古典与现代情感的交织
第二节 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与妥协
第三节 爱人与自爱情感的复递
第四节 曲折断裂的句式营构
第四章 毛泽东诗词的人格个性
第一节 政治家的胆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第二节 军事家的气度——“欲与天公试比高”
第三节 文学家的奇情——“战地黄花分外香”
后记
《集美大学文学院行健学术丛书第3辑 点与面: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
第一节 现代家族小说的源起:巴金的《家》
国家叙事和家族小说之间大体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在结构上以国家为主,故人物往往呈辐射状,以多条线索的铺展涵盖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设定人物及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亦包括与之相统一的背景关系。而家族小说,则更倾向于从一个或几个家庭,运用象征或影射的方式呈现一个时代的缩型。当然,二者有许多相类似之处,且都可能实现宏阔的概括力。例如《红楼梦》即是一部在古代文学系列中最杰出的家族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开创了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之先河。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它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憩园》、《寒夜》为代表的家族小说,大抵以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单元,通过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多重关系来表现整个社会的状貌。在这类小说中,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国合一。由此,家一般具有象征意义。它影射着整个社会。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伦理关系而建构起来的等级社会,家与国在诸方面都有着惊人相似之处,这使得中国的家族小说在创作数量上尤为庞大,家族小说源远流长,因此,它每每成为国家叙事的一种特殊类型,有必要进行专门的探讨。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描写了一个四代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崩溃过程。小说从封闭的家族内部表现了以高老太爷为首的“父权”势力的专横和无耻,包括克安、克定等的荒淫寄生生活,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专制性、腐朽性;通过以觉慧为代表的“子辈”的激进民主思想,包括觉新的犹豫、摇摆,觉民的坚定、温和,表现了家族内部不可调和的思想矛盾冲突。作品围绕钱梅芳、鸣凤、李瑞珏这三位不同出身的女性的死,反映出封建大家庭在外在的通情达理下隐含着等级制的罪恶。揭示了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溃的历史宿命。巴金说《家》是“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
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着力表现了高觉新这个既接受了新思想,又在家族的制约下独立个性泯灭的悲剧。高觉新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有现代民主意识,然而,在家庭中,他这个高家的长房长孙又不得不顺从长辈的意志而和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小说通过他先后爱过的两个女人的死,表现封建专制对他的严重心灵创伤,刻画了他反抗性与妥协性兼具的两重性格。其实,高觉新的长房长孙的地位又决定了他将是未来的另一个高老太爷,从而表现了统治阶级自己也在逐渐被这个制度所规范化,这种专制社会使得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有为难之处,坏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在扭曲着自己。巴金的《家》就是意在表现这种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这种封建制度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抑制了人心。觉新和觉慧的形象塑造,即在于表达青年一代的两种不同选择:如果说觉新选择维护这个家庭的话,那么,觉慧则选择了反叛这个家庭。小说以觉慧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大胆与身为丫鬟的鸣凤恋爱和结局的毅然出走,表达了他反叛的彻底性。
从情节安排上看,全书共四十章,第一章到第七章为开端部分。以觉慧、觉民在学校参加学生运动,觉新与梅小姐的爱情被家庭阻扰以及鸣凤苦难的身世从大背景下反映了亦新亦旧的时代整体状貌。初步展示了主要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生活的现实环境。第八章到第三十五章为情节的发展部分。着重描写觉慧与外部军阀统治的矛盾和与内部家族专制的敌对以及他与鸣凤的爱情萌芽。三十章以后,小说以觉民的抗婚、梅的病死、克定的出丑、高老太爷的去世等系列事件,迅速把矛盾冲突推向尖锐化。第三十六章到第三十七章为高潮部分。以瑞珏的死把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觉慧亦决定离家出走。第三十八到四十章是结局,觉慧到象征新生活的中心城市上海,走上了革命。小说的情节环环相扣,前后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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