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年集：陆林文史杂稿三编_陆林_9787020121816

　　《耆年集：陆林文史杂稿三编》是古典文学、文献学者陆林的学术论文合集，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多种文史现象，收入文章长短不一，但均体现了作者“以实证和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去探索文学家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创作实迹”的治学方法。全书对各篇文章按专题、内容、形式精心编排，同时也是作者生前对其学术历程的一次总结，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对于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卷首语

　　陆林

　　《耆年集——陆林文史杂稿三编》，所谓“三编”是指本人自《知非集——元明清文学与文献论稿》（2006年）、《求是集——戏曲小说理论与文献丛稿》（2011年）之后的第三本自选集。相对于前两本的专业性或专题性，此集内容更加杂芜，涉及古代和现当代多种文史现象，文字长短不拘，长者两三万，短者一两千。为使如此杂乱的书稿眉目相对清晰，本书分上、下编。上编除了附篇是1981年7月写成的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学士学位论文，从未整体刊行过，其馀十篇皆为近些年先后发表。其中有关金圣叹研究的三篇，在拙著《金圣叹史实研究》中，虽时有片段重组和观点融汇，却没有整篇的引入，论述的重心自有差异，故仍收入此集。写于三十五年前的学士学位论文，固然难脱时代风气和个人认识的局囿，但毕竟体现了普通高校七七级相关专业一般水平毕业生学位论文的基本面貌，且为钢笔誊写的手稿，经过多次迁徙而幸存，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下编近四十篇，皆为短文，所撰缘由不一，形式多种多样。为便于阅读，分为四个板块。“疑古脞录”收录的是各种文史杂考，其中《冯梦龙交游文献补记》的来由是：在《曲论与曲史》（2014）这本台湾出版的戏曲研究自选集中，收入《冯梦龙、袁于令交游文献新证》（原载于《文献》2007年第4期），在结集和出版过程中，以“结集补记”的方式陆续新增了有关冯氏交游的三则。故从中辑出，以便学者阅读参考；《〈清人笔记随录〉补缺》一文，原为笔者《读“书”杂“品”》（中华书局《书品》2003年第4辑）中的一节。“随录”作者来新夏先生看后，主动电话联系，请我为其五十万字的书稿把关。几经推辞，感其不耻相“求”之诚，将其书稿拜读一过，提出意见若干条。去年上半年，本想撰写《我与来新夏先生〈清人笔记随录〉》，以释“随录”自序末尾所云“南京师范大学陆林先生百忙中为通阅全稿，多所订正”的来龙去脉。但是因为需要翻找来先生所示多篇信札，而时已行动不便，无力于此。现在只能以当时在看完书稿后所呈电子信件和部分意见为主体，附载集中。在我看来，自然是未定稿，读者也不妨视之为特殊的表达或撰述形式。

　　下编中，另外两组文章分别是读曲丛札和自著序跋。“丛札”是将与戏曲、散曲有关的短文汇为一体，其中《庐剧〈借罗衣〉学习札记》，是对合肥本地传统小戏名剧创作手法的赏析，大约写于大三初期，经先父修改后，推荐给《安徽文化报》发表（1980年3月8日）。此次经内人和女儿反复翻检（我在医院遥控），终于在家中堆放无序的期刊和旧稿中找到报纸原件，收入集中，纪念意义自然是多重的。“自著序跋”，既指序跋的对象只是由本人撰述的论著和编校的古籍，亦指序跋的性质是自序自跋。收入集中的跋即后记，序则大多不包括前言。因为相关学术著述的前言、绪论或导语，往往篇幅较长，多以论文形式单独发表。如《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武侠卷》（1994）选注前言，先期以《清代文言武侠小说简论——兼谈文言武侠小说发展轨迹》为题，刊于《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3、4合期（后收入《知非集》）；《元代戏剧学研究》导论，发表于《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戏剧、戏曲研究》同年第8期转载……回顾十多年来自撰的各种序跋，可以基本勾勒出个人的治学之路和求学之思，例如《知非集》自序，首次提出“试图以实证和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去探索文学家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创作实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重心；《曲论与曲史》后记，则大致回忆了个人如何与戏曲研究结缘的心路历程。

　　早在十年前出版首部个人选集《知非集》时，便有如果生命允许，十年后再出一本的念头，以之为本人六十人生的一个学术小结和自我纪念。关于这本选集的正名，我曾有过多种考虑。最初拟为“问津集”，因它寓含着我自负笈津门，才正式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并在这里获得许多真挚的友情；同时也体现了个人治学的一些特点，即多着眼于乏人问津的小众问题。可是，自去年以来，随着身体的每况愈下，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的诗意浪漫已失，代之而起的是内心渐生渐浓的消极情绪。物化于书名，便是想改为“谢幕集”。人生如戏，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演戏。努力于事业的成功，即将人生大戏演好，应该是很多人的不懈追求。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学业上是否有所成就，但是，在实际进入此书编纂之后，却真切地感受到该“谢幕”了。于是，萌生以此为题，向一直关心或关注我的相识与不相识的学界朋友，做一学术的告别。虽然，它不意味着今后便绝缘于专业研究并退出人生舞台（这不完全取决于主观），退役并不妨碍复出；但毕竟心里明白，自己不再会像近二十年那样持续不断地投入产出了。这一谢幕情绪，贯穿于选文的始终，规制了编纂的格局和体例。

　　然而，真的进入敲定书名的最后阶段，在考虑撰写选集卷首语时，还是踌躇犹豫了。去年七月住院后，牵动了众多友人的心。本地朋友自不必说，外地师友同学专程甚至多次前来问候，单位的同仁更是一如既往地给予各方面的具体帮助；弟子门人坚持轮流陪护值班，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和学习、工作，还要默默忍受我因病情反复引发的烦躁情绪。各级有关医护人员，都尽心尽力地去延缓病况的发展，减轻身体的痛楚，半年以来的朝夕相处，已情如家人。以上涉及的诸位，是一份长到卷首语难以容纳的名单，我只能铭记于心底了。固然所有的朋友都真心劝我今后要一切以身体为重，不要再从事科研和写作，但是我想：以“谢幕”为题流露出来的感伤情怀，辜负了友人对我一贯坚强并永远坚强的认知和希望，一定是他们所不乐见的。可是，在如今的状态下，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具有正能量的题目，经反复斟酌而定为此题。在古代，耆年本义指老年人，与耆相关的词汇多含年高德重的褒义。作为今人，六十只是中老年之交的初始阶段，不能算老；就我个人而言，以“耆年”为题，只是借用《礼记》“六十曰耆”，表明这是一本编成出版于虚龄六十的小书，既与年长寿高没有关系，亦无关乎道德高低、修养深浅。如果朋友们从题目中感受到积极正面的意义，我只能将之视为是对自己的祝福和对他们的安慰，其实不过是指花甲或耳顺之年而已。

　　选集中所收文章，只有“自著序跋”是基本按照写作时间排序，其他各组多是根据写作对象的时代先后编排。上编的各篇，原本没有摘要的，一律补写“摘要”或“说明”（仿邬国平先生《明清文学论薮》之例）。凡是已入《知非集》和《求是集》者，不再选入。除了已经说明的两篇，皆属正式发表者。书末附个人已经问世之论著、论文目录，统计截止时间为2016年。

　　本集扉页后的那幅忘忧草插画，是所住医院的陈今云护师于新年伊始所赠，希望我在新春开始，忘却忧愁，远离烦恼，诸事顺利，一切向好。感其情谊，特将赠画置于此书之中。本科同窗黄德宽教授，继“知非集”、“求是集”之后，又为本书题写书名。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前已请他预赐了“问津集”，虽然如今已换新题，但是其墨宝我会继续收藏着，作为数十年从未间断过的友情的一个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的学术，热情接纳了此书的选题，这也是它能在年内顺利问世的重要保证。

　　陆林

　　2016年1月5日至12日初稿，1月18至27日二稿

　　整理后记

　　2016年3月9日16时15分，恩师陆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耆年集》是先师在病榻上手自编订的论文自选集，电脑显示的最后修改时间为2016年2月20日上午9时22分。先师身后，门下弟子张小芳、裴喆、胡瑜为之通读全文、订正笔误，并依《知非》、《求是》二集之例，统一注释格式，补齐文献信息；全书栏目、篇目、文字观点等均未作任何改动。虽然梳理检核之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遇疑问，反复讨论，但以我们的浅陋，由此而出现的种种疏误，在所不免，其责在弟子辈，请读者諟正。

　　王卓华、张小芳

　　2016年4月

　　金圣叹官员交往诗新考（节选）

　　摘要：金圣叹与当地官员有关的诗作共有九题，向来为研究其政治思想和生平经历者所关注，内容分别涉及晚明李瑞和、吴梦白和清初汪爚南、高文芳、夏鼎、吴明相等。与李、汪、夏诗分别写于崇祯十四年、顺治四年、十二年，而非崇祯十三年、顺治三年、十三年；《下车行》写于顺治十年而非九年，撰述对象是知府高文芳而非御史秦世祯；寿“吴明府”诗分别写于崇祯十七年和顺治十三年间，分属明末、清初两个吴姓知县，而非均为清代吴明相撰；“关使君”是指榷关使而非关姓知府，很可能是顺治十年任浒墅关使的严我公。

　　关键词：金圣叹；史实研究；今典；官员交往；事迹系年；关使君

　　金圣叹官员交往诗，是指其《沉吟楼诗选》中所收的与当地官员有关的作品，并非其交游对象具有行政身份的所有诗作。譬如，《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送朱子庄赴任宜春》等送友诗，就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其官员交往诗现存者约九题十四首，多被学者所论及。如陈洪先生《从<沉吟楼诗选>看金圣叹》（《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虽不以“年谱”、“系年”为题，在金圣叹研究的著述中，却是对此类写作对象和时间考证最多、问世最早并影响最大的成果。此后徐朔方先生《金圣叹年谱》（《晚明曲家年谱》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在此基础上，亦不乏新见。他们的观点对晚出的吴正岚女史《金圣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颇有影响，并在陈洪出版的《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金圣叹传》[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基本保存，笔者《金圣叹年谱简编》（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金圣叹全集》附录）亦多有涉及。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其研究钱谦益、柳如是之诗，便属于对“今典”的“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的极好实践。笔者在陈寅恪重视研究“今典”的思路启迪之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家之说，对相关著述语有歧义处予以商订，言或疏漏处试作补遗。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如有不当，敬请赐教。

　　一送李宝弓诗六首

　　陈洪云“《沉吟楼诗选》收有送李宝弓诗六首”，并引《小腆纪传》和《松江府志》“在郡七年，征拜监察御史”等史料，指出“李瑞和崇祯七年署官，此诗当作于崇祯十三、四年之间。而诗中称‘牲璧遍山川’，史载崇祯十三年夏秋江浙大旱。诗中又有“秋风忽作美人怀”语，故可定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秋”。徐朔方于崇祯十四年（1641）云“作诗送松江推官李瑞和内召。见《沉吟楼诗选》《送李宝弓司理内召》。诗云：‘七年一鹗坐云间。’据《松江府志》……李瑞和字宝弓，漳浦人。崇祯七年进士，八年起任松江推官，今年召为监察御史。”笔者将《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系于十四年，置《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于次年，并云“松江推官李瑞和赴京任监察御史，作诗送之”。

　　1.析疑。陈洪所云“送李宝弓诗六首”，在出版的著作中具体为“《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诗六首” 。此六首诗共为两题：《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四律》和《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二章（逸诗）》，但可能是一组诗歌的不同写法。徐朔方及笔者将后题理解为应召赴任监察御史，不确。因为，从诗歌内容看，“终为金署读书仙”、“名动君王已诏求”，均非确知官封御史之言，徐先生注前句为“时或误传升转翰林院也”，其实是表示了圣叹希望友人官拜翰林的愿景，并非实有误传，也恰恰说明不是新职调令已下时的作品；从诗题看，此时如果是履新上任，就不会说“司理内召”了，既然还是送“司理内召”，就是送其应“钦召考选”，选中何官，尚不得知。所以，还是陈洪理解正确，题目虽异，实为一组。

　　2.金诗写作时间。陈洪云李瑞和崇祯七年署官，徐朔方云八年起任松江推官、十四年召为监察御史，都是推论而无实证。在他们所引的嘉庆《松江府志》中，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如《职官表?元明府秩表》“推官”一栏，署李瑞和始任之时为“阙年”，讫止之年为崇祯十四年，下任林慎起于“十五年”，故“在郡七年”当如徐朔方所云从崇祯八年算起，而圣叹送其应召考选之诗，当撰于十四年，季节则如陈洪云在秋天。一路风尘至京后经考试而选官到任，应在下年初了。笔者于崇祯十五年内云圣叹诗送“李瑞和赴京任监察御史”，误。此年三月“定考选诸臣”，选任官职有各科给事中、监察御史等，李瑞和等被任命为“试监察御史”，七月“都察院考定御史”，才考中一等“准实授” ，远在苏州的金圣叹哪里得知？进士履历载其崇祯十五年“壬午行取考选陕西道御史、两浙巡盐” ，可证。诗句“三年师弟龙门合”，似乎表明两人已相交三载。至于诗中或云“六年冬日为慈父”、“为政云间成六载”，或云“七年一鹗坐云间”，当如陈洪分析“盖取整数言之则曰六载，约略言之则称七年”，即七个年头、满算六年。

　　3.关于卒年。陈洪所引《小腆纪传》作“寻擢御史，视盐两浙。丁艰归，家居十四载，竟不岀……国变后十二年而卒”。对照原文，“家居十四载”为“家居四十四载”（“盐”为“鹾”）。“国变后十二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但是所著《廧东集》最晚纪事为“丙寅”五月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下所引该集文字，均由侯荣川博士代抄，特此致谢），又不应卒于“国变后十二年”。瑞和为“崇祯十五年两浙巡盐御史”（下任李珽为崇祯十六年任），其父亡于三月十日，杭州至漳浦约两千里，知讯至少一月后，故当在崇祯十六年；另其诗有《癸未九月削籍归里……》（第四册），癸未指崇祯十六年，削籍指革职，是指“先是瑞和为死难左都李邦华纠，削职，以按浙不简也” ,可见《漳浦县志》和《小腆纪传》所记丁艰归并非实情，当已有所掩饰。如果“家居四十四载”按年头算，则约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恰为“国变”后四十二年。陈洪看出《小腆纪传》“家居四十四载……国变后十二年而卒”之间的矛盾，以前“四”为衍文而径删，易造成其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误解。有关清人诗文集工具书或云其“？～约1656”，或云“生年不详，卒于顺治十二年（1655）” ，皆与“国变后十二年而卒”有关。

　　4.关于生年。李瑞和，字宝弓，号顽庵，福建漳浦人。著有《学夫诗》、《莫犹居集》、《廧东集》。后者存康熙刻本，分体不分卷，共六册。据《癸卯初度》“五十无闻又过之”（第五册），似生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康熙县志云“年八十以寿终”而未及家居多少载，光绪府志云“家居四十四载” 而未及享年几何。如据“年八十”推算其生卒：以万历四十二年（1614）生，则卒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则与国变后四十二年不合，可基本排除；以康熙二十五年（1686）卒，则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与自述不符。以下根据其母（1584～？）生其年岁、其天启六年（1626）结婚、崇祯六年（1633）中举并连捷进士等因素，将其生年的两种记载列表比较如下：

　　生年母龄结婚举人进士卒年享年

　　1607年母24岁 20岁 27岁 28岁 1686年 80岁

　　1614年母31岁 13岁 20岁 21岁 73岁

　　不是说某人不可能生于母亲三十一岁时，或十三岁结婚，或二十岁中举，只是觉得种种并非古人常情之事不该如此高密度地集于一身。故，笔者倾向于《癸卯初度》“五十无闻又过之”或许不当理解为此年五十，或诗题、诗句文字有误，而认为其生卒约为1607至1686。可为此说做旁证的是：第四册《丙午老母生朝……》后三是《八月初七夜》，后六是《三山生日》，次首为《丙午放榜日作》（秋闱放榜在八月底、九月初）。引这一串诗题，不仅能证明其生日当如履历为“八月二十一日”，且《三山生日》首联为“六十年来花甲周，那堪多辱复多忧”，康熙五年（1666）丙午为六十岁，其生恰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

　　5.其他。“进士履历”记瑞和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八月二十一日生，瞒九岁，此为晚明常态。朱茂暻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八岁举人，二十二岁进士，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榜龄却署为天启六年（1626）“丙寅年八月十二日生”，结果在履历上就显示为十岁中举。仅此一点，可见当时吏治的无序。“进士履历”载瑞和“丙子应天同考”即其崇祯九年（1636）应天乡试同考官，时人太仓陆世仪记其事：“初丙子南场，《礼记》分房，松郡节推李瑞和才而佻，与华亭诸生潘扆通关节，有定约矣。编号者失检，初场卷号误编太仓增广生孙以敬，二三场则无讹。榜发，以敬魁选，扆落孙山。” 无论此事之真伪，“才而佻”的恶谥，代表着理学大儒对李瑞和、金圣叹之类人的评价。瑞和康熙六年撰《书扇与小优》（尾联“装孤随处满，色艺肯谁同”）、《小优一部，经年入侍，自服事他家，蓦然一见，几不能识》（第二册），可见其是有过家庭戏班的，可补当代研究所未及。其卒后，外孙蔡衍鎤有《哭外祖李顽庵先生》诗：“山阳一曲泪重重，独向斜晖哭太公。白简驱邪何慷壮，黄冠归路亦从容。碑踣元祐伤司马，星殒将营哭卧龙。无我文章谁独擅，外孙终愧色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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