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思想史_钟祥财_9787313168672

　　《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国农业思想史》是一部总结我国农业思想发展历程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和中编是对古代、近代农业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总结，对各朝代重要人物农业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着重介绍了他们的农业思想、农业主张及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下编则着眼于中国现当代农业思想，通过对五四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后近百年中国农业思想的梳理，使读者对中国农业思想的演变和得失有一个全面了解。论述从古到今，脉络清晰，内容翔实，颇具特色。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事实耐人寻味：中国向来号称农业文明发达，可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农业经济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国历代统治者没有人不标榜重农，可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总是社会上最贫困的群体。在世界史上，导致政权更替的原因很多，如种族冲突、宗教矛盾、市民运动、军事政变等，唯独在中国，农民起义每每成为政局动乱和改朝换代的导火线。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源，国内外学者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人们所公认的，即探讨中国经济史问题，离不开农业。研究中国历史上农业的发展和不发展，是经济史学科的任务，但农业是人类有意识的经济活动，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有思想动机和行为能力的人。思想是行动的原因，不是结果。因此，研究农业史，离不开对农业思想史的探讨。在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农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原因也在这里。
　　当然，研究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历史是向后看的，虽然经济学的主题——人的决策——是向前看的。因历史学专注于过去，它们对错误和进步一样关心”，所以，“为了学到教训或获得洞察力而研究过去”，“可能是收益巨大的”，“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4版），杨玉生、张凤林等译，张玉凤校，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撰写和研究《中国农业思想史》，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业思想史涵盖的年代久远，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如果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那么回顾中国农业思想的历史演变还应当关注两个重点：其一，前人留下了怎样的探索轨迹和智慧成果，值得我们总结汲取和发扬光大；其二，对中国农业未来发展而言还有哪些亟待破解的难题，需要我们通过对历史的“反刍”寻求答案，汲取教训。例如，在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以农为本的思想就已形成，各派学者都对此有所贡献，“墨子提出以生财为本，实际上就是要以生产粮食为本”；“李悝指出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又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商鞅“指出农业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又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孟子强调要不违农时”；“《管子》对李悝、商鞅所提的重农理由有更深刻的分析”；“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论，所谓开源就是开农业生产之源”；“韩非提出一个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财富增值论”；“《吕氏春秋》有《上农》篇，‘上农’就是重农”（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第419-4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农业的土地分配、税收制度、生产管理、环境保护、技术推广、灾荒救济等方面，中国古代的相关文献非常丰富，弥足珍贵。
　　有些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总量曾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津津乐道，但同样需要正视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就是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农业的效益增长乏力，而且历代的财政经济改制不仅效率递减，甚至加重了对农民的搜刮。前者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赋役负担的规律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农民负担基本上都是直线上升的。农民负担的最低点总是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前期，特别是开国时期；而其高峰点总是出现在它的后期。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总过程来看，农民负担则是曲线上升的。这条农民负担曲线愈爬愈高，反映了农民的赋役负担一代比一代加重，农民负担总额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农民负担达到高峰点的时候，接踵而至的便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江东平：《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者也即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黄宗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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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史研究大系·文化史卷：中国农业思想史》：
　　第八节王莽的王田论
　　王莽（前45-23），字巨君，是汉元帝王皇后之侄。初任黄门郎、射声校尉等职，后受封新都侯，历任骑都尉、光禄大夫及侍中、大司马、大将军等职。公元元年又被封为太傅，号安汉公，位在三公之上。公元5年，汉平帝死，他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并自称“假皇帝”。公元8年，废孺子婴而称帝，改国号为“新”，并推行了一套所谓的改制新政，内容包括土地、工商、货币等经济政策的变动，其中与农业有关的是他提出的王田制。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9）发布的实行王田制的诏令中，对前代的土地制度作了一番评判，他认为：“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干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具陷于辜，刑用不错。”（《汉书·王莽传中》）显而易见，王莽对秦汉的农业生产状况是极为不满的，这种不满主要体现在他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抨击上，而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又在于土地制度的败坏，所以王莽把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土地方案的更新上。
　　王莽对三代以上的土地制度是推崇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对王田制的设计。他在诏令中这样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汉书·王莽传中》）这段文字包括以下几层意思：首先，他把王田制也作为一种井田制，只不过所占土地数额有所增加；其次，他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君王，禁止买卖，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土地的私人占有；第三，对无地农民实行授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向无地农民分配土地的最初制度表述。总之，王田制的实质是取消土地私有制，让国家重新占有全部土地，在此基础上仿行古代田制实行土地的有限使用。
　　但是，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虽然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也给西汉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但相对于奴隶制时代的土地王有，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土地关系。要想解决封建土地的兼并痼疾，用心可谓良苦，但企图开历史倒车，要现存的土地关系恢复到古老的形态，则无疑是开错了药方。在实际贯彻过程中，王田制所遇到的巨大阻力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王莽实际上对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触及不多，却仍遭到他们的反对。至于贫民，则根本无法获得许诺中的土地。由于新朝政府一意孤行，王田制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终致民怨四起，“及坐买卖田宅……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这样，社会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这使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国四年（12）颁令停止王田制的实施：“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汉书·王莽传中》）
　　王莽土地改制思想的出现是西汉时期日益尖锐的土地兼并现象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汉就有人附和董仲舒的限田说，提出对土地占有实行数量限制，如汉哀帝时的辅政之臣师丹便是其一。师丹（？-3），字仲公，琅琊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历任大司马、大司空等职。他认为：“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乎。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汉书·食货志上》）对于师丹的提议，汉哀帝表示同意，他说：“制节谨度以防奢淫，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干石及豪富民，多畜奴牌，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汉书·哀帝纪》）至于具体的限额，当时的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主张：“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汉书·食货志上》）这方案由于遭到外戚、贵族的反对而未实行。与此相比，王田制走得更远，所以也就缺乏实际的可行性。
　　王田制的昙花一现，证明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可逆转。对此，中郎区博似乎有所察觉。他在谈到土地制度的复古之不可行时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见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干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汉书·王莽传中》）区博没有直接非议井田制，但他明确肯定“灭庐井而置阡陌”是“顺民之心”和“未见其弊”的革新之举，这自然要比王莽聪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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