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之光：加拿大智库概览_[加拿大]Donald E. Abelson著复旦发展研究院译杨亚琴李凌主编_9787552020601

智库常常被认为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虽然智库大量集中在美国，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可以找到智库的身影，只不过有些被忽略了而已。本书介绍了加拿大智库的发展和崛起状况，以及它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决策。

在谷歌、雅虎或者任何一个其他搜索引擎中输入“智库”两字，在几秒钟之内，您可以接触到1亿条点击，没有任何特定的重要性或相关性顺序。鉴于这两个词一起出现在印刷物、广播和电子媒体上的频率，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常使用“智库”这个词的记者、学者、专家和博主们通常对这些组织是什么、它们的各种功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然而，浏览了几十篇提到这一实体的文章和博客之后可以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个模棱两可的术语的含义并未达成共识。

根据《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智库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组为特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提供想法和建议的专家”。《韦氏新世界字典》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指出智库是“由政府或企业组建的团体或中心，旨在进行深入研究、解决问题”。不幸的是，这些定义不是过于宽泛就是过于狭隘，并没有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要成为智库，一个组织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相反引出了更多的疑问：要构成一个智库，是否有最低专家人数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运营一个小企业。一个有进取心的人能否靠一己之力运营一家智库？如果不行，那么2或3个在同一项目上合作的专家，能否声称自己合法地组建了一个智库？事实上，要进入智库，个人是否需要在他的研究领域成为认证的专家也是一个问题。换言之，我们知道大多数持有教授任期或终身职位的大学教授都有博士学位，但是要在智库工作，政策专家需要何种证书呢？考虑到许多在智库机构工作的前政策制定者并没有高学历，因此目前还不清楚何种背景的人才最适合智库工作。有兴趣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政策解决方案的个人能否自称为智库从业者？如同现在许多资质可疑的“治疗师”那样，在办公室门口挂一个招牌。即便是类似于皇家内外科医生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或者像加拿大律师协会(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这样的监管机构，他们的建立也是为了开发和管理关于哪些组织够格成为智库、机构从业者需要何种教育或专业经历的指南。另一个问题是：智库是否需要一个实体的办公空间，还是它们可以存在于网络空间当中。对于智库来说，行政层级、人员、预算和研究项目是不是必需的？智库需要捐助者吗？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捐助者在机构研究议程的制定方面扮演什么角色？许多智库在争夺有限的、常常附带其他条件的资源，可以说它们是独立的吗？智库中的专家该如何分享他们的建议？宣传是一种传达信息和思想的合适的方法吗？抑或是智库应该仅仅依靠其出版物和其他研究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关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国内国际问题的观点应该向谁传达？智库是否都是由政府和企业创建的，它们可以由大学或是政策企业家建立吗？于是，问题又回到了“什么是智库”。

虽然在近期的百科词条中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如何定义以及对这些组织分类的疑惑依旧存在。2014年9月20日，《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发表了一篇珍·格尔森(Jen Gerson)撰写的文章，文中她介绍了5家对政策有很大影响的智库。曼宁民主建设中心(Manning Centre for Building Democracy)被列入了邮报的智库阵容当中，这家智库由普雷斯顿·曼宁(Preston Manning)创立，旨在为保守派运动教育、培训未来的领导者。这个位于卡尔加里的中心通过提供兼职工作以及赞助各类教育项目、研讨会来达成这一目的。中心还积极参与与党派相关的活动以及在他们的网站上列出的活动。但是他们不进行研究分析，这个职能由曼宁基金会(Manning Foundation)履行。基金会是一家经过注册的慈善机构，和中心相比，它更像是一家智库，应该出现在格尔森的榜单上。但平心而论，鉴于没有达成一致的定义，这种错误没有更频繁地发生还是值得称道的。尽管如此，格尔森对于智库的概括性描述还是准确的。一家智库可以指一个地方、一件事，或者两者皆有。它可以是拥有学者的传统研究机构，如加拿大咨询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兰德公司，也可以是虚拟现实中的一个实验。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将会发现，判断何为智库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困难。

许多学者试图完善智库的定义，希望能够概括其完整的范围和多样性，但在尝试了多年之后，大都感到十分沮丧失望。另一些学者，包括詹姆斯·麦甘——一位长期研究智库的学者，避开了关于哪些组织能够被称为智库的学术交流，承认说，“当我见到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它是不是智库”。但是，由于缺乏对智库应具有的特定属性的共识，即使是眼光敏锐的观察家，也有可能无法分辨一些组织是否够格被称为智库，《全球智库报告》就能有力地印证这一点。这份年度研究是由麦甘领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完成的。举个例子，2012年发布的报告中，几家学术协会，包括加拿大经济学联合会(Canadian Economics Association)以及许多以高校为基础的教学、培训中心和机构被纳入了多达7000家智库的数据库中。如果如同几位研究智库的学者所说的，研究的产生与传播是智库的典型特征的话，那么上面提到几种类型的组织就不能被称为智库。毕竟，学术协会以及以监督研究生、本科生的课程为天职的中心和机构并不会视研究为第一要义。这并不是其职责之一，这些机构也没有资源来履行这项职能。为了避免随意地、仅凭主观印象地去定义智库，弄明白这些组织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很重要的。这样做能够使我们把智库和其他组织区别开来，例如利益和压力团体、游说组织、与政府有关系的公司以及说客。

理解“智库”这个词的起源是开始这个研究的有效途径。当“智库”这个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并不是用来描述政策专家思考和研究国内国际政策的组织，也不是指推销和宣传思想的组织。这个术语事实上指的是一个位置，军事规划者可以讨论战时战略的安全的房间或者环境。然而，智库的意义，以及它们所能提供的，很快就改变了。例如，战后的几年，记者把兰德公司——总部设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莫妮卡——以一个协助美国空军的项目为起步的研究机构描述为美国居于首位的防御和安全事务智库。这回智库吸引大家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其为政策专家秘密地交换意见提供了场地，而是因为它们是表面上帮助政府在复杂的政策问题中思考对策的组织。通过向政府部门、国会、官僚机构的成员提供政策建议，智库突然之间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角色。

在推广“智库”这个词上，兰德公司可能大有功劳，但它显然不是第一个出现在美国或国外的研究机构。有些学者认为伦敦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 （1884))是西方世界公认的最古老的智库之一。这个组织出了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他们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联合创始人。然而现代智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在费边社建立半个世纪之前，惠灵顿第一位公爵建立了皇家联合国防与安全研究所(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 (1831)。在19世纪下半叶，建立于1884年的伦敦汤恩比馆(London's Toynbee Hall)和建立于1889年的芝加哥赫尔馆(Chicago's Hull House)等社会福利机构已经开始履行许多当代智库的职能。美国和加拿大的其他几家智库也超越了兰德公司，其中包括1907年成立的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10年成立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6年成立的政府研究所(Institutefor Government Research)(在1927年时成为布鲁金斯学会),1919年成立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1920年成立的加拿大社会发展学会(Canadian Council on Social Development），1921年成立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8年成立的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现在被称为加拿大国际理事会)，以及1943年成立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回到我们刚开始提出的问题十分关键：什么是智库而什么不是？要解释何谓智库，我们要关注把它们区分于其他组织的五个典型特征，随后我们就可以更高效地把智库和其他在政策制定领域争夺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组织，包括说客、利益团体、与政府有关的公司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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