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选_胡适_9787510706219

《胡适文选》寄语中国读者：我只希望经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文选》是在《胡适文存》的基础上，由胡适先生亲自甄选的二十二篇文章所组成，意在为中国的年轻朋友准备一本略俱启蒙思想的普及读物。全书的篇幅虽然有限，但却囊括了胡适思想的所有精华，表达了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代表性问题的深彻思考，诸如文学的革命、国故的整理、中西文化的大讨论等等，无不在此书中得以展现。透过胡适先生的笔端，我们不但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亦能够领略一番文人笔下的中国梦思路，一番君子论政不诛心的学者风范。书中所触及到的各种话题，其背后所影射出的思想并不仅仅代表胡适一人，而是以胡适之口，道出了当时知识阶层寻求进步的心声，因此《胡适文选》无疑是了解胡适本人与民国时代的必读经典。

我们这一代人都曾读着鲁迅的文章一路走过，并无数次赞叹那犀利的笔锋，一如雷电一般击打着旧社会的断壁残垣，勇猛而不留情面。固然，旧思想的破坏与垮塌是很有必要的，但有破须有立，破坏之后，我们更要建立新的思想，继续点燃希望。历史的车轮已经足以说明：最为动乱的时代，也必然是思想极具开放的时代。在民国时期，鲁迅恰似中国的伏尔泰，以文人的激情释放着革命的火焰；而胡适却如中国的卢梭，以理性的温和堆砌着时代的新知。
与一向被奉为革命文学旗手的鲁迅先生不同，作为民国时期对中国学术思想界有过全方位影响的重要学者，胡适先生曾经长期被国人所忽视，其思想甚至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毒草而遭到批判，一般读者无缘得见其作品的真实面貌，更无从了解其人其事，真可谓身后萧条。直到最近几年，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学者逐渐开始重新认识胡适的价值，其作品也陆续得以重新出版。
《胡适文选》一书，是胡适先生于1930年专门为青少年的自我启蒙而出版的自选文集，在20万字之内，针对性地汇集了最适合年轻读者的胡适经典文章，让读者在一册之内便可窥见胡适先生之全貌。与另外一种常见的胡适文集——《胡适文存》相比，《胡适文选》的篇幅规模更加适合青少年读者轻松阅读，选文标准也更加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可谓是被誉为“青年导师”的胡适先生主动传道、授业、解惑的“钦定教材”。
《胡适文选》所讲述的，诸如怎样独立思考，人生观的建立，中西文化的比较，对文学的看法，做学问的基本方法等等，均是每个人安身立命、建构人格所必须之宝贵精神食粮，此书所选入的每篇文章，无不饱含着胡适先生对于中国青年的殷切期盼。在八十年前，此书的出版亦不负胡适所望，极受读者欢迎，并多次再版加印，影响了不少青年人的一生。
“读其文章，知其为人”，这话确是不错的。《胡适文选》涵盖了那个年代思想与文化的种种论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激励着中国人前进的步伐。正如余英时所说：“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积压在一般人心中不知‘怎么说才好’的问题。”他的文字，令我们读出一个一生坚持“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之，一个总以“我的少年朋友”称呼晚辈的和蔼先生。
在那个社会动荡与思想急剧变化冲突的年代，进步与保守的较量尚无最终结论，书籍报刊中依旧流淌着文言的“尊贵血液”，文人们还在为古典文学努力穿凿附会，力求神秘感无限增加。却有这样一个性情温和的学者，用着不冷不热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中，他坚信科学的观点，用充足的理论与证据，一点一点地敲打着千余年的愚昧城墙，使得今日的我们能够看到“赛先生”在中国健壮成长的景象；在“文言与白话”的国语争论中，他坚持白话取代文言的理想，用种种历史与现状，逻辑清晰地诉说着白话文学对于时代的必要，使得我们能有今日笔下的新国语；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他打破附会的惯例，以大胆猜想与小心求证，条理分明地陈列出一部现实的《红楼梦》，使得我们能够走进不再神秘的古典文学。以君子之口，为君子之言，胡适先生的坦荡胸怀与儒雅性格，已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虽然碍于历史的原因，《胡适文选》一书已经与中国读者绝缘许久，但该书的思想与传播价值却远未过时。特别是鉴于长久应试教育所引发的社会弊端，造成大众独立思考能力的普遍缺乏，以及做学问者目益膨胀的功利心，编者认为再版《胡适文选》对于一班“少年朋友”重新审视自己，掂量价值，自行建立与健全个人的精神体系，是大有益处的。诚然，当今社会已与那个时代大有不同，但本书的精髓之处并不在于时代的局限思想，而在于最为基础的人生观与方法论，这恰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应追求的永恒价值。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重新策划，精心校订，以简体横排形式推出《胡适文选》一书，并将其真诚地推荐给当代中国的年轻读者。
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者对于一些外文的旧译法进行了订正与统一，并为某些重要的人事物作了必要脚注。除此之外，本次再版未删一字，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此书在1930年初版时的原貌。
如若此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令读者了解胡适，洞悉那个时代，得到些许思想启迪，我们荣幸之至。

版权页：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的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对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令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中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澈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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