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中国之路（概论卷）》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自清末至当前的中国设计史，尤其对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梳理，建立在确切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总结，其意义必将在今后的设计研究和产业实践中得到彰显。以中国百年工业及其设计思想与实践为主线的研究，将自清末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不以政治史的变动为分界，令人耳目一新，又能站得住脚，有利于我们相对冷静地看待我们走过的路。在这份冷静中，我们或许能吸取前人的智慧与经验，同时，理解自身，理解中国设计发展的规律。
无法预知未来是人的一大局限，但不能克制人的想象与追索。如果在林中行走，迷路时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检视来路，因为知道了从哪里来，想象能到哪里去相对容易一些。希腊神话中，让雅典王子忒修斯走出迷宫的是一团显示踪迹的线。历史的书写便是希望留下这么一团线。现实中，我们对于前方的目的地毫无概念，甚或不知所往，这不是迷路而是混沌。俏皮的民间话语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线团是针对一个具体空间的有效策略，而历史的书写，首先需要我们去界定或构造一个话语与经验的空间。
在没有“设计”这一概念时，自然不会有设计史，也不会有人费心去留下线团——设计史的线索。设计是一门较为晚近的学科，设计史的书写就更不成熟了。但我们仍然不得不佩服前人所做的努力，他们快速地构建了设计史的视域和方法论，形成了一种话语空间。虽时间不长，但林林总总的设计史已是既有规模又有内容。一方面，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另一方面，这又是值得怀疑的事情。后发优势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模仿，设计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艺术史和建筑史。
西方设计史学科的开创性人物佩夫斯纳的代表作《现代运动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从标题即可看出是英雄史观的产物，这一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快速建立易于认知的历史框架，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与英雄史观相关联的方法论必然是历史决定论和风格分析法，随着对设计的历史材料的深入理解和梳理，设计这门学科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日益显现。在阿德里安·福蒂所著的《欲望的对象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一书中，甚至回避以设计师为中心的论述，因为他认为设计更多的是思想和需求物化的产物，“凸显设计如何将世界观和社会关系转变为物质形态产品。只有通过这个过程，并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设计师身上转移开来，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设计……”与设计关联的是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背景，不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引入设计史研究，则无法还原真实的造物世界。
相比于西方设计史研究，中国设计史研究的历史更短，所积累的成果十分有限。虽然有后发优势一说，但在实践过程中，补课的阶段似乎仍不可逾越。总体而言，中国设计史研究表现出与西方设计史研究不一样的路径。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化程度较低，设计史研究的兴奋点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延续，这自然是现实的一个反映，但这样的研究很难对学科产生有力的推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量产品参考西方的产品，使得本土的设计研究被轻视或忽略。过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民国时期的成果，涉及品牌、广告、装饰居多，工业产品鲜有涉及。有部分学者认为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只存在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工业设计则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欧美、日本传入的，这显然是过于狭隘的一种认识。
然而，随着“工业设计中国之路”丛书之《概论卷》的面世，上述现象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早已听说沈榆先生在研究中国工业设计史，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基础工作，后来在上海的工业设计博物馆中有幸聆听沈榆先生饱含感情、如数家珍地一一讲解藏品背后的故事，则感慨颇多：终于非常及时地出现了这么一位有心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有相当部分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只有在这些非常扎实的基础工作之上，才可能真正建构中国工业设计的历史话语空间，研究的有效性才能得以保证。
《概论卷》内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完整：研究对象除中国大陆地区外，亦涉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产业范围包括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领域，研究从社会历史背景、重要政策、产业总体情况、具体产品、设计教育等多个角度切入。尤为重要的是，基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特殊性，全书抓住了内生性和国际性这一对矛盾，通过双重线索展开论述，既有技术转移的路径，也有设计观念的影响，在每一个篇章中都有体现，这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工业设计的发展历程是大有助益的。
作者在书中建构了中国工业设计史的研究框架，给出明确的发展阶段的时代划分，初始阶段（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主要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和高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结合历史分期，本书提出了产品链、产品丛、产品层这三个既分又合的概念，以此勾勒出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脉络——设计从“隐性”因素渐渐成为产业升级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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