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锡评弹文集_吴宗锡_9787208154537

吴宗锡为评弹理论家、作家。长期从事新中国评弹管理工作，担任上海评弹团团长等职。本书收录其数十年工作中撰写的评弹理论研究、评弹书目介绍、评弹表演赏析文章，还收录了对评弹艺术家的回忆文章等，具有丰富的理论性和艺术性，对于了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当代曲艺的研究和创新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吴宗锡评弹文集》收录其数十年工作中撰写的评弹理论研究文章，从戏曲的本体规律，中西艺术门类的比较等多个维度，探索了评弹艺术的诸多理论问题，并对《白蛇传》、《描金凤》、《三笑》等评弹书目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对长篇、中篇、短篇、开篇、选曲等评弹表演形式进行了艺术赏析。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对蒋月泉、杨振雄、徐丽仙、张鉴庭等众多评弹艺术家的回忆文章。

序言夏锦乾

文学史与艺术史一再证明了，一个艺术高峰的出现，总是或远或近、或隐或显地伴随着一个理论高峰的到来，中外皆然。有汉魏的辞赋诗歌的高峰，就有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学理论的高峰；有明清小说的高峰，就有以李贽、金圣叹为代表的小说理论的高峰；俄国文学史上，有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诗歌、小说的高峰，就会有以别、车、杜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的高峰……这种相生相伴的现象，用吴宗锡的话说，就是先有实践，才有概念，概念是在实践的后面。也就是说，概念和理论都是在总结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并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进而反过来又影响艺术实践的开展。吴宗锡评弹观作为中国评弹艺术的理论，它的形成也印证了这个道理。

纵观评弹艺术四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也曾经有过几度繁荣。比如十八世纪中叶，由光裕社行会的组织和推动，评弹在苏州一带曾发展迅猛；又比如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评弹从苏州进入大都市上海，开始从传统熟人社会转入现代都市社会，评弹面目焕然一新。但是，这几次的繁荣，或是因为局限在南抵嘉兴，北达武进的狭小范围，或是观念上的歧视等因素，致使评弹艺术始终拘囿于小范围和低层次的水平，因此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评弹艺术高峰。唯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次惊动南北、名扬海外的评弹繁荣，无论在听众面的广泛程度、评弹演员的动员和组织程度，还是评弹名作数量之多、评弹名家的不断涌现、评弹形式的百花齐放、评弹艺术流派纷呈出新，以及国家对评弹艺术的高度重视、国家级评弹剧团组织的形成等，都把评弹艺术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而与这一艺术高峰相互呼应、彼此推动的评弹理论高峰，便是以吴宗锡评弹观为代表的新中国评弹理论！

如果上述两个高峰之论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对吴宗锡评弹观的特点、性质和意义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吴宗锡评弹观超越了吴宗锡个人，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评弹艺术高峰的理论形态、理论缩影。吴宗锡评弹观是评弹艺术四百余年以来第一个全面、系统阐述评弹性质和规律、第一个提出评弹美学概念和原理的评弹理论。它不但继承了传统，更推动了评弹现实的创新。它的特点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它的时代性。吴宗锡评弹观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浓郁的时代特性。这特别地反映在吴宗锡评弹观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理解上。在吴宗锡看来，艺术反映生活，要忠实地表现生活的真善美，他说：什么是新中国的评弹呢？我总结了两条，一条是演员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第二条对书目要推陈出新，进行整旧和创新。这段话鲜明地标举了吴宗锡评弹观的时代性的三方面内涵。从评弹艺术的创作主体而言，评弹艺术家就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及时地倾听和满足观众的需要。吴宗锡对中篇评弹和选回这两种艺术创新形式的肯定，就是出于这种服务观众、观众至上的观念；从评弹艺术的内容而言，除了整旧之外，更应大力提倡以工农大众为主人翁的新的书目，在这一观念之下，上海书场曾经涌现出大批像《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王孝和》、《芦苇青青》、《江南春潮》的新书，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使评弹艺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从评弹创作方法而言，吴宗锡坚持把评弹艺术定义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强调评弹艺术的说噱弹唱演都应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形式服务于内容。客观地说，评弹是一种旧文艺形式，甚至被人称为低俗文化，四百余年来，它既有精华的流芳传颂，也有糟粕的藏污纳垢，因此吴宗锡强调时代性，本身就带着明确的革新的意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五四新文化对旧文艺进行改革、改造，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轰轰烈烈，但是对戏曲，特别是像评弹没有碰过，所以吴宗锡的时代性中包含着补五四新文化的课的深刻含义。

第二是它的建构性。吴宗锡评弹观以现实主义为根基，以评弹艺术的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和审美论为骨骼，建造了一个结构清晰、布局合理、完整统一的评弹理论大殿。它的每一厅堂、房间里都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将这些内容充分展现开来，就是一门完整的评弹学理论。它科学、合理地回答了评弹的艺术属性、特性问题，评弹艺术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历史问题，评弹艺术与戏剧、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问题，以及评弹艺术从脚本创作到舞台演出及评弹鉴赏中的雅俗问题、风格流派问题，评弹剧团的组织形式和领导艺术等等一系列评弹学科的基本问题。如果说一个完整的理论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的话，那么，吴宗锡评弹观可以说是中国评弹艺术成熟的一大标志。吴宗锡评弹观的建构性既根源于它对现实实践的高度关注，对于时代问题的勇于探索和思考，也表现为它对评弹历史成果的虚心学习、精心甄别汲取，从而使得整个理论既涵摄百家又独树一帜。评弹艺术四百余年的发展，积累了众多名家、响档对评弹艺术的思考，如早期的王周士的《书品书忌》、马如飞的《道训》以及像陆瑞庭的《说书五诀》、沈沧州的《说法现身》、姜万孚的《说书说势，说书说世》等，这些思考都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对评弹艺术的内在规律作了极其精微的描述，是评弹理论的宝贵资源；同样，还有大量并非演员的评弹研究者的成果，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诸如郑振铎、赵景深、王朝闻这样的学术大家对评弹的研究成果，它们虽大多属于资料搜集和整理，但其中也不乏有对于评弹的精彩见解和精到理论，例如王朝闻对评弹名家名作的鉴赏等。与此同时，西方文学艺术经过百多年的传播，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其中尤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对评弹艺术有巨大的借鉴意义。所有这些都成为吴宗锡评弹观建构中的资源和养分，吴宗锡评弹观不仅受益于它们，而且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将它们整合成为自身的有机部分。这使得吴宗锡评弹观既保持着与传统评弹艺术的密切联系，同时又凸现了近代以来评弹进入大都市后所形成的海派特征。

第三是它的实践性。吴宗锡评弹观的实践性主要表现为它不是一套脱离评弹实际的空头理论，它来自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评弹艺术的所有环节，从作品创作到演出，从书情内容到剧场效果，结构、关子、叙事、语言、表演、脚色、趣味、曲调、风格、唱腔流派……吴宗锡都以评弹演出中的生动例子一一加以仔细阐述，并加以理论提升。说它是理论，相互间层层推进，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说它是实践，犹如评弹的现场观摩，历历在目。吴宗锡评弹观使得评弹创作有了骨骼，使评弹理论有了血肉。实践性品格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评弹的艺术性，提高了评弹艺术在艺术领域的影响力。当年著名导演谢晋与吴宗锡研究评弹表演手法、著名导演黄佐临与吴宗锡探讨布莱希特的美学观点，或许正是从一个侧面作了有力的印证。吴宗锡从一位青年诗人，受党的派遣，通过与当时上海地区的评弹艺人广交朋友的方法，将评弹界组织起来，在积极推动新中国评弹艺术的同时，使自己也成了评弹界的真正的专家，为新中国评弹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评弹观创造的过程，就是他领导、参与新中国评弹实践的过程。由于他作为上海评弹团团长的特殊身份，他的评弹观既不同于手持折扇、醒木的一线演员，也不同于没有任何剧场经验的评弹研究者，他既能深入到评弹的每一环节和细节，从评弹内部庖丁解牛般地作深入的透视勘察，又能综揽、驾驭全局，平衡、协调评弹内部的各个环节，以及评弹外部与其他各种艺术之间的关系，这种善入善出的评弹观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理论阐述，它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如此贴肉、酣畅淋漓。

正是从以上时代性、建构性、实践性三方面，吴宗锡评弹观彰显了一种作为理论所具备的非常宝贵的原创品质。之所以说吴宗锡评弹观是一个理论富矿，就是因为从这种原创中可以生发出一系列评弹学的元理论、元范畴，开采出丰富多样的属于评弹本身的理论来。应该看到，近百年来这种原创品质正在从我们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中不断流失，人们言必以外来理论为准则，把自身的感性经验和传统变成了外来理论的一个中国例子！而吴宗锡评弹观的时代性、建构性、实践性无疑把这种理论范式颠倒了过来，把现实实践、把感性经验和传统当作理论的出发点。这种理论智慧在全国上下都在呼唤原创性的今天，尤显难能可贵。现在吴宗锡先生在耄耋之年把他历年的评弹理论文章重新校勘、修订，结成文集出版，从中我们将不仅能跟随吴宗锡先生一起走进评弹，登堂入室，而且更能领略到评弹艺术理论的一代大师的智慧风采！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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