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历史辞书辑要_张双智杜常顺_9787559617262

《汉藏历史辞书辑要》辑录宋、元、明、清、民国历史上汉藏语言辞书，包括宋代汉文解读梵文佛经的词书；汉语解读《史记》、《汉书》、《三国志》、《五代史》、新旧《唐书》、《元史》中的夷语；元代八思巴文的翻译；明清《四夷馆考》；清朝乾隆御制五种文字对照的辞书；民国时期编辑的学习藏语文的辞书等。这些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的都有重要意义。全书采用原件影印的方式。

序言我國地域遼闊，由於生活環境和歷史傳統各不相同，各民族間的語言文字和生活習俗等也千差萬别，即古人所説“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早在殷商和周朝初期，甲骨文中就有關於周邊民族部落土方、鬼方的記載。春秋戰國時期，各民族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往日益頻繁，職業翻譯人員大量涌現。《禮記·王制》説：“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寄、象、狄鞮、譯即是周邊部族語言翻譯者的專用稱謂。漢朝北却匈奴、西通西域後，与各民族来往衆多。西漢揚雄《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是第一部以中原漢語釋解周邊部族語言的著作。隨着東漢初佛教傳入，譯經活動應運而生，民族語言文字譯釋對社會生活影響越來越大。隨之出現的“翻譯”一詞迅速取代了寄、象等專門稱謂（後來的漢文典籍還有“舌人”“通事”等稱謂）。一、唐宋至清代漢藏辭書漢、藏文翻譯開始的確切時間難以考定。至遲在七八世紀，唐蕃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的密切交往、藏文的創製、大批僧侣的往來，特别是隨着文成、金城两位公主與吐蕃王室的聯姻，一大批漢族人士融入吐蕃社會，吐蕃也派遣貴族子弟到長安學習漢語。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朝陷入内亂，吐蕃乘機攻掠河西隴右，786年攻佔敦煌。數十年之後，張議潮起義反抗吐蕃統治，逐步收復被吐蕃佔據的唐城，并上表歸附唐朝。唐朝於咸通四年（863）復置凉州節度使，正式恢復了對河西隴右的設官治理。敦煌落蕃近百年，吐蕃王朝設官治理，一些藏民移居过去，藏、漢文的翻譯亟爲迫切。現在能見到的敦煌文獻中，還存留着當時日常生活用語的漢、藏文翻譯資料。以玄奘法師爲代表的一大批高僧赴印度求經，將數千卷梵文佛經譯成漢文。佛經翻譯和高僧的交流對於漢、藏文的翻譯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到了宋代，平江（今江蘇蘇州）景德寺高僧釋法雲（1088—1158）總結了以前佛經翻譯經驗，撰寫《翻譯名義集》。該書是以漢文解讀梵文佛經的詞書，全書計七卷、六十四篇，共收録音譯梵文二千零四十餘條。每篇開頭均有總論，叙述大意，次出音譯梵文，並一一舉出異譯、出處、解釋。所據資料除經論之外，還旁採音義、注疏，及從别的佛教著述中轉引，此外，還引用了一些漢文經史之類著述。引用典籍四百餘種，作者百餘人。其解釋梵文與一般僅限音義説明的譯義不同，比較重要的名相以天台宗的解釋爲主，詳加論釋。對以前重要的佛經翻譯家都有專篇記載。該書中一些有關翻譯的理論，在歷史上産生過重要影響，成爲翻譯必備參考書。同時作爲佛學名著，收録於《漢文大藏經》。元代，漢、藏文翻譯上了一個大的歷史臺階。元朝敕封薩迦派教主爲帝師，在京城和一些漢族地區修造喇嘛廟，許多西藏高僧來到内地傳經弘法。明代陳士元撰《諸史夷語解義》上下卷（節録），係用漢語解讀《史記》至《元史》諸史源於少數民族語（即“夷語”）的詞彙。卷上以《史記》爲始，涵蓋《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正史，至《五代史》而止；下卷爲宋、遼、金、元四朝史。《序言》説：“余幼讀諸史，每苦夷語莫能解。稍長，始知象胥氏假中國字音以傳夷語，惟取音同，亡論字義，故史書夷語有音同而字不同者（如“鐵、貼”“木、睦”“耳、爾”“也、野”之類）。蓋夷語别有義，非中國字可解。况諸史有司馬（遷）、班（固）、范（曄）三書外，皆無注釋。余見社童誦《史》《鑑》，至夷語輒不能句，猶余幼年苦也。暇日著夷語音義以訓童蒙。” 北元中書省禮部編《譯語》不分卷，版心刻“譯語”“貞節堂袁氏抄本”，書尾印“太尉之印”“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書禮部造”。宣光（1370—1377），是北元第二代皇帝昭宗愛猷識理達臘建立的年號，是判定本書編寫年代的根據。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軍隊奪大都，順帝北走塞外，駐於應昌，仍稱元朝，史稱北元。從《譯語》題識可知，當時的政體仍承元中書省總其政，禮部爲其下屬。清袁氏在抄印此書時作了注釋，簡述八思巴字創製的經過：“《書史會要》云：元肇朔方，俗尚簡古，刻木爲信，猶結繩也。繼而頗用北庭字，書之羊革，猶竹簡也。及奄有中原，爰命巴思八（土波國人）採諸梵文，創爲國字。字之母凡四十一。”全書是以漢字注明梵文、回文、藏文，八思巴字的字或詞。元代譯經和公文，經常是藏文、八思巴字、漢字互譯。《譯語》很可能就是當時的官用字書。由於元代漢藏文對照的詞書現在很難找到。此書可與前面《諸史夷語解義》（元代部分）對照研究，可略知元代漢藏文翻譯梗概。元朝帝師八思巴以藏文爲基礎，創造了一種新字，通稱八思巴字。元朝將其法定爲官文書用字，人稱爲“蒙古字”，《事林廣記·蒙古字體》即采用此稱。《事林廣記》凡天文、地理、政治、法律、社會、文學、游藝等無所不包，是爲百科全書。原作者是南宋末年建州崇安（今屬福建）人陳元靚。明朝施行“多封眾建”政策，敕封藏傳佛教各派和地方首領，崇獎“化導”有功的藏傳佛教僧人，按等級分爲：法王、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都綱。在川邊和甘青等地與藏族展開大規模茶馬貿易，以及定期朝貢制度。在京城等地“敇建”大量喇嘛廟，作爲西藏高僧來内地誦經之處。皇宫内還設置了“番經廠”專職翻譯藏文佛經。明朝把漢、藏文翻譯納入並提高到國家行政的高度，并採取了相應的政策措施。明永樂五年（1407），成立西番館（四夷館内設機構），作專職負責藏、蒙文翻譯的中央機構。初選國子監生習譯事，隸翰林院，由太常寺派員提督（管理）。内分韃靼（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八館。後增八百（撣族）、暹羅二館。明代曾有人專門撰寫《四夷館考》上下卷。近代著名學者羅振玉整理重印，並題字：“此明人抄本，下卷之首已缺損。無目録序跋，亦無撰人姓氏。卷中凡詔敇、朝廷、我明等字樣皆抬行。傳誤頗多僞脱，校以《明史·外國傳》，每有異同，不能據以勘定，考《述古堂書目》，有《四夷館考》十卷，不著撰人名。《明史·藝文志》史部武官卷有江俊《四夷館則例》二十卷、《四夷館考》二卷。此本與《明志》卷數相同，或即汪氏所著，爰遣寫官名副存之。光緒戊申（三十四年，1908）正月，上虞羅振玉點勘畢題記。” 清朝江蘩又編著《四譯館考》十卷。四譯館即明之四夷館，因清朝忌諱“夷”字，所以改爲“譯”字。卷首有編著者自序，首先説明四譯館的職掌和内設機構，後署“康熙三十四年（1696）乙亥嘉平月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加四級漢陽江蘩序”。説明此書是編著者的職務作品，稱得上信史。全書共十卷，其第一至第八卷，分别爲回回、西番、暹羅、高昌、百譯（夷）、緬甸、西天、八百各館設置和職掌。康熙時，四譯館基本承襲明四夷館，内設機構和職掌没有什麽變化。第九、第十卷很有特點，爲《四譯館課集字詩》。每館爲組，用各館民族文字注釋一二首漢文五言或七言詩。例如，西番館引用了两首古詩：“三冬苦夜長，自起尋玉笛。聲聞動九天，催促寒風急。白雪舞飛花，五彩茜霜筆。一斗酒十千（篇），管待山日出。”七言絶句：“紫馬如龍碧玉鞍，天風新緊海青寒。得來狐兔知多少，淺草平沙萬里寛。”比較難寫、難認的漢字下用梵文譯注。藏文之下再用漢字注音。最後註明教師和譯字生姓名，以示負責。這是當時四譯的教材之一種，可以管窺三百多年前的漢、藏文翻譯教學。最有研究價值的是對各館負責翻譯的相關民族地區，都簡述其自然地理、社會沿革、風俗習慣，以及與明中央政權的關係等。例如，西番館就重點介紹了清初對西藏僧俗首腦人物敕封以及明朝治藏得失等，可補官書之缺。《四譯館增定館則》二十卷，明代吕維祺編，清朝曹溶增補。乾隆十三年（1748），四譯館併入會同館，更名“會同四譯館”。同時，省蒙古、女真二館，將八館合併爲西域、百夷二館。本書正文各卷首題“天中吕維祺介孺編輯，臨川章光岳仲山、東楚解學龍言卿同訂”，版心爲“增定館則”，很可能是清初翻刻時因避諱“夷”字而去掉了館名，變成無主語句。又全書卷首題詞爲“康熙戊辰（二十七年，1688）秋七月，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天中許三禮撰並書”，又有《補刻館則序》：“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季夏，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淑陽袁懋德六完氏題於玉堂分署。”這些説明，清初更名“四譯館”，完全承襲明朝四夷館的職責和管理體制，仍隸屬於翰林院，由太常寺少卿提督其事。本書翻刻於康熙十二年（1673），可能是作爲内部參考，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才正式公開印行。明代四夷館西番館編《西番譯語》一卷。全書以藏文辭彙排列，下用漢字注義、標音，可視爲明代官用藏漢對照字典，以詞義分類編寫，分天文、地理、人物、身體、宫室、器用、飲食、經濟、文史、方隅、花木、香藥、數目、人事、通用等計十五門。可按圖索驥，使用十分方便。清朝四譯館曾傳用修訂。因其實用價值比較高，廣爲流傳，形成了很多種刻本或抄本。比較重要的有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刻本《西番譯語》，中國社會科學院所藏民國石印本《西番館雜字》和《西番館來文》。明代四夷館内西番館編著《西番館來文》不分卷，選録當時各地藏族政教首領向中央王朝的奏疏共四十八件，均爲漢藏文對照，可能是當時館内上奏時謄録的副本，留作教學或工作參考。它不僅是重要的漢藏文翻譯史料，而且對明代藏族發展史、西藏地方和明中央政權的關係、明朝治藏政策等内容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價值。明西天館編撰《西天譯語》二卷，爲梵文、漢文對照詞書，當爲工作參考用，對於藏、漢文佛經的翻譯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明初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著《華夷譯語補編（西天卷）》二卷，曾奉命編著《華夷譯語》，現能見到的梵漢文對照二卷，與漢藏文佛經翻譯有關。清朝在邊疆地區建政設官、派軍駐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與安全，在北京以及東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信仰藏傳佛教的地區，建造了一批喇嘛廟。在這些寺廟中，用“御製”的名義，以漢、滿、蒙、藏文字刻寫巨碑，記述統一蒙古、新疆的歷史以及大政方針，並借此宣揚“本朝爲護法之主”，意在申明清朝是藏傳佛教的保護神，藏傳佛教要由中央政權統一管理。這些四體碑文都是漢藏文對照翻譯的珍貴文獻。由于新疆地區的地名、山名、人名等都是根據少數民族語言譯成漢文，故多歧異，爲社會管理帶來諸多不便。有鑒於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徹底統一天山南北後，乾隆帝命傅恒等考校多種民族文字，統一對應漢文，乾隆二十八年（1763）撰成《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收録於《四庫全書》。爲適應西部邊疆民族地區管理的需要，除新疆（分天山南北兩路）之外，還擴展到青海藏族地區。按地名、山名、水名、人名（各少數民族首領）等分類、編譯，均用滿、漢、蒙、西番（西藏）、托忒（新疆蒙古族使用的蒙文）、維吾爾等六種文字標注，用漢字注音，並説明其含義、地名沿革和所列人物簡歷等，可視爲清代漢、藏文互譯的“國家標準”，也是研究清代新疆、西藏、青海歷史的重要史料。乾隆在《滿蒙合璧清文鑑》基礎上敕修了漢、滿、蒙、藏、維五種文字對照的大型辭書《御製五體清文鑑》。這部書的編排很有講究，主旨是突出滿文的主體地位，每頁自上而下分爲八列：第一列，滿文；第二列，藏文；第三列，藏文的滿文切音；第四列，藏文的滿文對音；第五列，蒙文；第六列，維吾爾文；第七列，維吾爾文的滿文對音；第八列，漢文。這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五體清文鑑》的初衷。乾隆敕修漢、藏、梵文對照的《御製同文韻統》六卷，作爲翻譯密咒的工具書，共六卷：“卷一，天竺字母譜；卷二，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字譜；卷三，西番字（藏文）字母配合字母；卷四，天竺、西番陰陽字譜；卷五，大藏經典字母同異考；卷六，華梵字母合璧譜。”籌畫其事在康熙朝，成書於寫《序》當年。具體主持其事的是莊親王允禄，主持編寫和最後定稿的是章嘉活佛，編寫體例是以藏文溯其梵文淵源。序中還説明書名爲“欽定同文韻統”，寓意“大一統”。是書編成後，即由内宫印書處武英殿印製（通稱“武英殿”版），後收録於《四庫全書》。其編寫體例是“以西番字母參照天竺字母，貫合其同異，而各以漢字譯其音”。這是我國古代翻譯佛經的慣例，即經文義譯而密咒則以漢字譯音。此書編成後産生了重大社會影響。清高僧釋阿摩利諦是通曉漢、藏、梵等多種语言文字的佛學大師，撰有《諧聲韻學》十三卷、《大藏字母九音等韻》不分卷，其事迹待考。兩書均用漢文解讀大藏經中的藏、梵文詞句，對翻譯漢藏佛經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諧聲韻學》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缺卷三、十、十五、十七、十八，目前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稿本）；《大藏字母九音等韻》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愚公叟抄本影印。二、民國時期漢藏翻譯辭書藏、漢文翻譯在清代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呈現出不少與近代社會相適應的特點。民國初年，沙俄操縱外蒙古王公貴族大搞獨立。而英國則指使西藏上層搞“藏獨”。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認識到了蒙古、西藏對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性，北洋政府設置蒙藏局（院）、國民政府設置蒙藏委員會，其組成人員都吸納了一些藏族人士和藏學專家，與西藏地區來往公文和平時的工作交往，都離不開漢藏文翻譯。北洋政府在清朝咸安宫學、唐古忒學、托忒學，以及理藩院辦蒙古學的基礎上，籌辦北平蒙藏學校。南京民國政府在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這使漢藏翻譯人才的培養正式納入近代正規教育。漢、藏文對譯的報刊是一項具有歷史開創意義重大舉措。北洋政府蒙藏局（院）創辦了漢、藏合璧的《藏文白話報》；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創辦了漢、藏、蒙合璧的《蒙藏週報》（後改爲《蒙藏旬刊》《蒙藏半月刊》）。1926年成立的拉卜楞藏民文化促進會編印的《邊聞週刊》；四川地方性西藏研究會等編印的報刊；還有大量官方和民間翻譯的西藏民間傳説、故事或文學作品等，這些在促進漢、藏文翻譯的普及、推廣上，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民國期間漢、藏文翻譯大眾化、社會化，從皇家走向民間。清代以前，藏區一般是由喇嘛寺辦教育，民國時期教育普及於民眾，公辦、私立、民辦官助的中小學和職業學校在藏區普遍建立。拉薩國立小學、西康省立邊疆師範學校、西寧蒙藏中學等在當時都是很著名的。這些學校大都采用藏、漢文合璧的通用教材。還有一些教育研究機構專門從事這方面工作。例如，青海藏文研究社以“學習西藏文字，溝通漢藏文化”爲宗旨，把通用中小學課本譯成藏文，並編了一些藏、漢文合璧輔助教材。現代意義的藏文字典的編撰，首先出自西人之手。英國殖民主義的走卒和干將查爾斯·貝爾在印藏地區工作近二十年，精通藏文，諳熟藏事，編著了《藏文字典》和《藏文文法》。此外，法人古德諾也曾編撰過《藏文字典》。清末民初，川、滇、甘、青藏區與漢族經濟貿易迅猛發展。漢族商人需懂得一些藏族日常生活用語以便交流，於是有人編印了一些簡單的漢、藏會話手册，在漢文詞句下，用漢字標注藏語讀音。楊質夫的《新編藏漢小辭典》和青海藏文研究社編的《漢藏合璧分解名義大集》相繼出版，開啟了中國藏族語言文字研究的學術之門。 1934年，九世班禪大師到上海。1935年11月12日，菩提學會成立，九世班禪爲正會長，印光法師爲副會長，段祺瑞爲理事長，屈映光爲副理事長，密宗大成就者持松法師爲導師。菩提學會還設立了譯經處。1935年10月，菩提學會譯經處遷至上海龍華寺東首新址，由榮增堪布主持譯事。爲了培養能翻譯、閲讀藏典的人才，需要一部藏文辭典，包括藏語的字母、發音、名詞、數詞、動詞、助動詞。上海菩提學會譯經處高觀如、羅桑益西編寫了《西藏文典》。法尊法師（1902—1980）是現代漢族著名高僧、佛學家、翻譯家、藏語文專家。1938年，法尊法師在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主持設立編譯處，翻譯《藏文文法》作爲教授學僧的重要教材。該書是第一部用漢文闡釋藏文文法的著作。《密答喇百法主尊像》不分卷，北京秘藏院版影印。《藏密禮讃法要》不分卷，東印書館1936年版影印。《宗喀巴大師啟請充滿加持頌》不分卷，藏密修學會石印本影印。這三種都是民國時期内地藏傳佛教寺院專習密宗的宗教組織編印，故用漢藏文合璧編印。有關漢藏翻譯的史料還有不少，例如張熙《漢藏譯名大辭彙》，《藏漢集論辭彙》等書，由於條件所限，難以全部收録，衹能等待條件成熟時，再作考慮。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爲本書的編輯、出版花費了大量心血，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由於編者水準有限，存在的錯漏之處，還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編者 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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