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经济学家就像诗人一样，会使用隐喻。这些隐喻叫做“模型”。
经济学家说，纽约的公寓市场，“就像”黑板上的一条曲线。但迄今为止，还没人看到这么一条实实在在的曲线飘过曼哈顿的天空。这是隐喻。
很久以前，某个东亚国家很穷，然后它努力学习，存了很多钱，同时吸收外国投资和先进理念，最终变得富裕起来。这是故事
就像别的艺术和科学一样，经济学会用到全部四种修辞法宝：事实、逻辑、隐喻，和故事。仅用其中一部分是不够的。
经济学家往往花上大量时间重新叙述非经济学家讲的有关经济的故事。比如，很久以前，经济似乎还不错，但当时有个不明显的货币问题未得到重视；不久，这个货币问题爆发了，因此，每个人都变贫穷了。而经济学家彼此之间则讲这样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不均衡的生猪市场，然后卖方降低生猪价格，结果，市场回到均衡状态。很久以前，政府自作聪明地认为，为了实现完全就业，应该降低税率，但公众已经提前预感到政府的举措，结果是，自作聪明的政府未能斗过聪明的老百姓。很久以前，某个东亚国家很穷，然后这个国家努力学习，存了很多钱，同时吸收外国投资和先进理念，最终自身也变得富裕起来。
故事会出问题，这也不足为怪。我们每天都沉浸在骗子、蹩脚鸭和自以为是的人所讲的烂故事里。在经济学中，坏故事还有一种尤其危险的形式，我管它叫万金油，也就是号称包治百病的良药。消费者总指望经济学家是永远正确的预言家，讲最简单也最引人入胜的经济学故事：很久以前有个读报纸的人很穷；后来她读了一个睿智的经济学家的专栏，与其他两百万读者一样得到了宝贵的建议；现在她变得十分富有。
好的经济学经验研究就像现实主义小说。与奇幻不同，它声称遵循世界的所有规则。但当然了，它仍是虚构的。我们可以将应用经济学家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家或者现实主义剧作家，视他们为托马斯·哈代或者易卜生。
经济学中某种特定经验研究就像奇幻小说。奇幻小说遵循世界所有的规则，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出乎读者的意料。《科学怪人》里的弗兰肯斯坦就是一个完全可信而且寻常的人物，除了一点，那就是他制造人形怪物的本事。一个政策试验可能是完全可信的，除了一点，那就是引进激进的新政策，将所得税清单减至一页纸那么长，或者彻底废弃证券管制。
经济学家确实有一定的能耐。然而，我们不能指望在一本书里，或者甚至从数年专注的经济学学习中，获得无尽的财富。与无尽的财富相比，多年的学习的成本就像捡起500美元大钞的成本那样微不足道。如果有人知道预测未来玉米价格的学术公式，那么这个公式早就被人利用了。
萨缪尔森是因为贩卖建议而变得富有的，他们使用的是模型和统计方程，还有其他天花乱坠的说辞，而不是因为听信这些建议。
经济学家是一个可以在明天告诉你为什么他在昨天预言的东西没有在今天发生的专家。
没有哪门人类科学能够做出让人赚钱的预测，甚至股票经纪人也无能为力。这个经济学定理十分强大，强大到足以应用到经济学家身上。
经济学家仍然在电视评论员的麦克风里放言各种相关的十分具体的预测，但他们心里明白自己是错的。
一个伟大的教练或者一个伟大的学者，并不是靠某种可以书写下来的技巧去指导学生，而是靠展示某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
特朗普让人不爽。但在所有对他的嫉妒批评中，他并不是一个小偷。他并不是靠贵族式的对牛群的劫掠获得亿万财富，并最终得到游吟诗人献上的荣耀的。用他的话说，他靠的是达成交易。而所有这些交易都是自愿的。他并没有靠“点三八”左轮手枪或者重剑胁迫别人跟他签约。我们可以视市场资本主义为所有体制中最无私的一个，每一个资本家为了得到回报，都努力工作来帮助别人。特朗普通过做好事发了财。
人们曾经把经济学描述为一种保护爱的科学。这个理念是说，爱是稀缺的，因此，我们的生活最好尽量不用爱，而是依靠充足的自私来组织日常事务。正如亚当·斯密那句著名的话说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经济学的邻居讨厌它的傲慢，就像物理学的邻居讨厌物理学那样。如果我们能够展示经济学也是虚构的，诗性的，而且是历史性的，那么经济学的故事就会变得更好。经济学专家就不会再吓唬邻居，也不会再兜售万金油。
为什么有人要幻想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永远持续下去呢？难道是上帝的计划，让美国永远处在顶级国家之中？为什么我们要希望我们的中国或者拉美朋友们永远处于相对贫穷之中呢？难道经济道德就教我们这些？跟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间的贸易相比，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对富裕国家更有利可图，这是经济史的发现。不管怎样，我们会这样想，政策的合适听众会是一个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个美国公民。
1950年左右的经济学放弃了社会哲学和社会历史，成为黑板经济学。而贫穷国家为他们在黑板上发现的东西充当了便利的实验室。西欧各国政府对万金油十分谨慎，但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一些跨国政府组织则排着长队要买这万金油。
最好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做的。例如，罗纳德·科斯就是如此。他对经济学采取的方法就是决疑的，找到手边最适合当时情况的故事、隐喻、事实和逻辑，并且避免过度痴迷其中一种。他最著名的文章《社会成本问题》就完全是决疑的。也因此，现代主义经济学家误解了这篇论文，认为其中有他们社会工程学能够使用的“定理”。诚然，这个定理源自亚当·斯密，比科斯早许多年（也即，没有限制的交易运行得很好；而科斯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在一个有限制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对这些特定的限制逐一检视，来决定诸如空气污染和产权这样的问题）。这种坚持案例与原理同样重要的道德故事讲述方式，对大多数现代经济学而言是陌生的。
一些经济学家模仿他们创造的自发经济人角色。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学家都会用自私方式为人处世，当这种方式被人们挑战的时候，他们会得意地用人类经济学模型来为自己辩解。“如果让我为搜寻委员会工作，那么我要求明年给我加的薪水要比平时加的多。”历史学家和没有疑问的文学教授有他们自己的职业病，但不顾脸面的这种自私肯定不是他们的职业病。
哈里·杜鲁门想的差不多是正确的。专家就是专家，是一类参考已知知识的书生，就自身本质而言，不可能学到什么新东西，要不然他就不能成其为专家了，他就会是企业家、政治家，或者大写的艺术家了。或许，专家批评家通过告诉非专家的企业家有关过去的故事，有可能让他们变得更加明智。但他必须接受低廉的酬报。像专家的这类聪明没办法让他们变得富有。
经济学教的就是这些。经济学教的是社会工程学的局限。它教的是我们可以很有智慧，很善良，但却不能很具体地预知未来。经济学有可以教给人文学科的东西，如果人文学科碰巧认为它们知道艺术的未来的话。如果专家们相信魔法，那么经济学也有很多可以教给专家的东西。
含糊的文本往往更具有影响力。比如，技高一筹的凯恩斯在他影响深远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留给读者很多在脑子中自由放电影和填充空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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