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种遗规》之一的《在官法戒录》共四卷，卷一为总论，辑录史上名人对吏治的精辟论述；卷二、卷三分别为法录上、下，列举史上清官循吏的事迹，以供为官者效法；卷四为戒录，记录前朝贪官酷吏的行径，以供为官者警戒。这也是《在官法戒录》取名的由来。《要留清气满乾坤：<在官法戒录>选译》共辑录古籍308条，在每一条之后，作者都做了精要的点评。
天下之人无过善、不善之两途，而人之慕乎善，而远不善也，则不外于法、戒之两念，予有四种遗规之刻，盖冀天下人，无男女少长贵贱贤愚，均有所观感兴起，见善者而以为法，见不善者而以为戒也云尔。
既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势所不能无，而又关系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浊，不可以无化诲者，则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属，皆有府史胥徒。府掌廪藏者，即今之库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吏典也：胥即今之都吏，为徒之什长；徒即今之隶卒也。是为庶人在官，其禄同于下士，其田在远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读法，书其孝友睦婣，得与于乡举里选之列。故当时僚隶舆台之守法循分，岂惟风俗之醇，抑上之人教养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诗书，人以吏为师。汉制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许为吏，当时刺史守相自辟其属，恒求其贤者以为吏而进达之，而吏亦皆束身自好，以蕲不负上之知。故一时名公巨卿起家掾吏者，不可胜纪。两汉吏治，最为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魏晋而后，流品遂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吏始不得与清流之班。沿及隋唐以降，科贡之势重，而吏之选益轻矣。
然国家设官置吏，官暂而吏久也，官少而吏众也。官之去乡国常数千里，簿书钱谷或非专长，风土好尚或多未习，而吏则习熟而谙练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与夫缮发文移，稽查勾摄之务，有非官所能为，而不能不资于吏者。则凡国计民生，系于官即系于吏，吏之为责，不亦重乎？
而为吏胥者，类皆有机变之才智，不能安于畎亩耕凿之朴，以来役于官。因盘踞其间，子弟亲戚，转相承授，作奸犯科，相习熟为固然，而不知礼义之可贵。为官者亦多方防闲之，摧辱之，几若猛兽搏噬之不可驯扰。夫防之愈严，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爱之意愈微，将嚣然丧其廉耻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国计民生于焉交困。而贪昧陋劣之员，受其牢笼牵鼻，沦胥以败也，又不足言矣。
昔刘晏以吏人不可用，谓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我国家立贤无方，吏员一途，成有进身之阶，惟其才之所宜，未尝限其所至，则固有荣进之可期矣。即或不尽荣进，而其爱一时之小利，必不如其爱身家子孙之大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孙之奇祸。
今试语人以于公治狱之阴德，而子孙驷马高车，充溢门闾，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语以王温舒舞文巧诋，奸利受财，而罪至于五族，未有不悚然易虑者也。特无以提醒之，迁善远罪之良心，无缘而动耳。上以君子长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
矧吏胥多读书识字，粗知义理，习典故，明利害。视田野之愚氓，闺门之妇孺，其化诲当更易易。为官者，方日资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顾视为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诲之，听其日习于匪僻，于心何安，而于事又宁有济乎。
余于听政之暇，采辑书传所载吏胥之事，各缀论断，哀为四卷，名曰《在官法戒录》，广为分布，以代文告。
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观是录者，善恶灿陈，荣辱由己，何去何从，必有观感而兴起者矣。
写在前面
序
总论
法录（上）
法录（下）
戒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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