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万·克拉斯特耶夫（Ivan Krastev）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索菲亚大学自由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成员，国际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创始成员，也是《金融时报》《卫报》《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特约评论员。
译者：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韩素音国际翻译奖，已出版译著二十余部，包括《统治史》《古典欧洲的的诞生》《流感大历史》《希腊艺术导论》等。
中译本前言：也许是哈布斯堡？（章永乐）
引言 似曾相似的心态
我们欧洲人
他们人民
结论 布哈斯堡帝国：对欧洲脆弱性和韧性的反思
后记
致谢
难民危机加速了人权话语作为欧洲政治主导话语的衰落。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中写道：人们总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历史，但其实历史是很突然的事情。没有什么比我们看待人权的方式更能说明这一点了。人们往往会认为人权运动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但正如哈佛历史学家和法律学者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人权运动的诞生日期相对较近，不过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此外，要想正确理解人权范式的普及，我们应该认识到它既可以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乌托邦，也可以替代其他国际主义乌托邦。
事实上，正是人权的后乌托邦性质使其成为1989年后和历史终结以后世界的一种天然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世界舆论认为，人的权利超越了出生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谓的基本自由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的根源在于它们与国家的能力相分离。缺乏国家资源不能作为不公正对待公民的借口，这曾经是老生常谈。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等政治理论家坚持认为，权利是有代价的，国家的能力与政权使这种权利成为现实的能力是分开的，这样的观点已经被忽视。但在难民危机的过程中，关于难民和移民的辩论已经从权利和经济的讨论转变为关于安全的讨论。政府和公众都认为，他们的道德责任不能与他们提供帮助的能力以及新来者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分开。
这种观点的转变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欧洲人开始质疑他们以前所信奉的东西。开放的边界不再是自由的标志，而是成为不安全的象征。正如凯利·格伦希尔（Kelly Grennhill）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人震惊地发现，自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生效以来，全球至少有75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试图将流离失所者用作政治武器。他们的目标涵盖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从提供财政援助到全面入侵和协助实施政权更迭。在近四分之三的历史案例中，胁迫者至少实现了一些他们明确的目标。在记录在案的案例中，至少有一半的情况下，他们获得了全部或几乎全部他们想要的东西，使这种相当非传统的影响力手段比经济制裁或传统的、军方支持的强制性外交手段更有效。
在一个确保相互干扰的世界里，欧洲人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尤其可怕，那就是事实证明，利用移民作为施压工具对付他们特别成 功。如果说欧洲人倾向于将民主的传播视为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先决条件，那么移民危机如今已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假设。欧洲以外的国家对民主的支持出现了裂痕，不妨说这是移民危机的附带损害。如果说欧洲人以前认为输出他们的政治体系会给这个脆弱的世界带来稳定，现在，他们倾向于同意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观点，那就是民主的传播可能会引发动荡。如果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可行的话，许多欧洲人可能会投票支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复活并重新掌权。在新的欧洲共识中，他可能是一个独裁者，但他可以让欧洲免受移民问题的困扰。
这样一来，移民危机不仅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均势，破坏了支配欧洲几十年的自由主义共识，而且引发了左翼和右翼的认同危机，颠覆了欧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论据。欧洲不再以未来世界的典范自居。欧盟现在被宣传为一个堡垒大陆的后希望，至少它的大量支持者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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