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对《六韬》的真伪和编撰年代、编撰者及学术倾向、内容体系的整合及书名的确立、重要传本及典藏情况等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考证、阐述，可以称得上是打开《六韬》这本书的钥匙。
二、作者选用的底本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为目前所见善之本，校本用了十种之多，其中包括了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等出土资料，可以说，对《六韬》文本做了非常全面的校勘。
三、本书注释，所用文献近百种，《武经七书》系统内的各类注释，几乎全部做了梳理。在广搜博采的同时，作者又非常重视判断前人注释的是非，严加甄别，不做简单罗列，从而避免读者因各类歧见而滋生困扰。
四、本书附录包括《校订银雀山汉简六韬》《校订八角廊汉简六韬》《校订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群书治要节录六韬阴谋》《西夏文译本六韬》《六韬佚文》《历代六韬真伪考》，涵括了多种读者不易寓目的珍贵文献，史料价值巨大。
《六韬》是先秦兵学的代表著作，旧题姜望（太公）撰。今传本凡六十篇，近二万字，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此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其《文韬》讲论治国图强之道，《武韬》阐述伐灭强敌、夺取天下之韬略，《龙韬》详陈军队治理、军事行动部署及综合保障，《虎韬》叙说武器装备及战法，《豹韬》归纳各类战场环境下的战术实施，《犬韬》则言及车、骑、步诸兵种之协同，先秦兵事攸关，几乎全部涉及。
《六韬》的内容至迟在汉代已广为流传，其书东汉以降尤被视作兵权奇计，为王侯将相所重。北宋神宗年间，朝廷将其与《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等一并列入《武经七书》，自此而被奉为武学圣典，历代兵家所，今本《六韬》即由此而来。故宋明以降，屡经刊刻，注家蜂起，研习阐微发明之作多见于世。及至晚清，传统兵学日渐衰微，《六韬》也随之受到冷落，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复为世人所重。尔后四十年来，一批包含《六韬》在内的《武经七书》影印、校释、注解、今译、外译之作纷纷出版，其中也不乏《六韬》单行之本，这部兵书乃成为当今世人所熟知的传统文化经典。
一、成书真伪与编撰时代
《六韬》的成书真伪，千百年来聚讼不断。《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两条可能与今本《六韬》有关的信息：一是儒家《周史六弢》六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弢字与韬同也；二是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包含《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公六韬》五卷，自注云：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然则梁之阮孝绪，唐之魏徵、李延寿、颜师古等，皆以《六韬》之书为周初姜望所撰。惟孔颖达不以为然，称其后人所作（《尚书·泰誓中》孔颖达疏）。
宋代以降，学者多持《六韬》后人伪托之论。迄于民国，举凡其言之详审有据者二十三家，分别为：刘恕、晁公武、罗泌、叶适、章如愚、戴埴、黄震、王应麟、周氏、焦竑、胡应麟、张萱、姚际恒、姚鼐、崔述、钱大昭、四库馆臣、沈钦韩、王先谦、梁启超、张心澄、蒋伯潜、李浴日。诸家一般认为，《汉志》著录的《周史六弢》是儒家文献，与兵书《六韬》不合。而后世所传兵书《六韬》亦绝非太公著作，其成书不应早于战国，秦汉以至魏晋皆有可能。
……
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六韬》非后世伪作，持此论者主要是孙星衍、谭献、顾实、余嘉锡四家，其观点又各不相同：从来源看，孙星衍认为出自儒家《周史六弢》，余嘉锡认为出自道家太公；从作者看，孙星衍认为系周史传述太公之言（《平津馆丛书·周书六韬序》），谭献亦谓不出于太公（《复堂日记》卷四），顾实、余嘉锡则认同太公之书有后人增加之文（《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从时代看，四家皆谓其为古书，是距太公不远的较早时期流传下来的。
上述论议，近四十年来，学界已多次梳理总结。由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河北定县八角廊两汉墓中太公简的出土并整理面世，学者在总结前人旧说的同时，对《六韬》成书经过的认知日益深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有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刘宏章《六韬初探》（《中国哲学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王欢、孙鲁《六韬真伪述议》（《军事历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等论作，基本否定了《六韬》出自周初太公之笔，但也不认同成书于汉魏之后的说法。九十年代至今，又有张林川、邵鸿、徐勇、刘庆、陈青荣、杨朝明、仝晰纲、解文超、王珏等大批学者，在清理重审旧说的基础上形成很多新的认识，其说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认定《六韬》是先秦之书。
《六韬》内容的完成，不应晚于先秦，更确切地说当在战国时期。银雀山、八角廊所出太公简，部分内容与唐初魏徵等纂辑《群书治要》所节录的《六韬》、《阴谋》，《敦煌遗书》中的唐写本《六韬》残卷以及今传本《六韬》都有相似之处，太公简即后世《六韬》的内容来源之一。从银雀山简来看，是书于汉高祖刘邦之邦、汉文帝刘恒之恒皆不避讳，且同批出土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书全部是先秦著作，则作为《六韬》来源的太公简亦不能晚于先秦。
今本《六韬》所论，从军事史的角度看，更符合战国中后期的战争特点。《六韬》注重阵法分合、战术奇变，讲求资（势）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陈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龙韬·军势篇》），颇通于《孙子》之旨，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战场环境。在具体战术上，《六韬》论及车、步、骑协同作战，认为车者，军之羽翼也，骑者，军之伺候也（《犬韬·均兵篇》），是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且以诸多大型重装备投入实战，如武冲大扶胥、武翼大橹矛戟扶胥、大黄参连弩扶胥、天罗虎落鏁连、天浮铁螳蜋等，又广泛使用了铁制兵器，诸如铁棓、铁锤、铁杙、铁叉、铁蒺藜、铁械鎻、铁螳蜋之类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战国中期以后才会出现的情况。
二、编撰者及学术倾向
《六韬》的编撰者应与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有关。该书具有杂取众家的特点，不仅与《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兵书有诸多近似表述，而且于儒、道、名、法各家思想都有采辑，张烈在其《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一文中就曾说《六韬》一书是杂家作品。同时，《六韬》又是一部以黄老为主旨的兵家著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如邵鸿、徐勇、解文超等都提出了这一观点。
《六韬》的思想内蕴具有鲜明的黄老学术底色。如《文韬·兵道篇》云：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此引黄帝语释兵道之一，正本乎《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谓道所生者一，道始于一，亦如马王堆《黄帝书·十大经·成法篇》所谓一者，道其本也。而《六韬》云一者，能独往独来，《老子》道生一亦有独一无偶之义（陈鼓应注），《黄帝书·道原篇》也说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其旨互通。
又如《文韬·上贤篇》云：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此语正合于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举贤篇》云：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是以名实之辨发明治术之要，彼时名、道、法诸家于此皆有论及，尤与黄老密切关联。名家者言如《邓析子·无厚》曰：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道家者言如《文子·上仁》曰：循名责实，使自有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考。法家者言如《韩非子·定法篇》称申不害言术，谓其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各家所云，其意互通，考其衍进之迹，与黄老由道入法的逻辑进路正相吻合。
又《文韬·大礼篇》云：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近似表述亦见于作为黄老学术代表著作的《黄帝书·称篇》：诸阴者法地，地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同时，又见于《管子·九守篇》：安徐而静，柔节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须。而管子也是以黄老思想为主，是齐国稷下学者推尊管子之作。
又《文韬·六守篇》云：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使农、工、商各一其乡、各安其处的做法，在《管子》、《国语》中都有印证，而《管子·小匡篇》言之尤详，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此说反映了稷下学者在祖述《管子》治民方略基础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系统设计。
综上，《六韬》的内容托名太公，出自战国时期的齐国，在学术思想上杂取众家，而又以黄老为主旨，基本可以推断其主要篇章出自稷下大夫的集体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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