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对《六韬》的真伪和编撰年代、编撰者及学术倾向、内容体系的整合及书名的确立、重要传本及典藏情况等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考证、阐述,可以称得上是打开《六韬》这本书的钥匙。
二、作者选用的底本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为目前所见善之本,校本用了十种之多,其中包括了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等出土资料,可以说,对《六韬》文本做了非常全面的校勘。
三、本书注释,所用文献近百种,《武经七书》系统内的各类注释,几乎全部做了梳理。在广搜博采的同时,作者又非常重视判断前人注释的是非,严加甄别,不做简单罗列,从而避免读者因各类歧见而滋生困扰。
四、本书附录包括《校订银雀山汉简六韬》《校订八角廊汉简六韬》《校订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群书治要节录六韬阴谋》《西夏文译本六韬》《六韬佚文》《历代六韬真伪考》,涵括了多种读者不易寓目的珍贵文献,史料价值巨大。
《六韬》是先秦兵学的代表著作,旧题姜望(太公)撰。今传本凡六十篇,近二万字,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此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其《文韬》讲论治国图强之道,《武韬》阐述伐灭强敌、夺取天下之韬略,《龙韬》详陈军队治理、军事行动部署及综合保障,《虎韬》叙说武器装备及战法,《豹韬》归纳各类战场环境下的战术实施,《犬韬》则言及车、骑、步诸兵种之协同,先秦兵事攸关,几乎全部涉及。
《六韬》的内容至迟在汉代已广为流传,其书东汉以降尤被视作兵权奇计,为王侯将相所重。北宋神宗年间,朝廷将其与《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等一并列入《武经七书》,自此而被奉为武学圣典,历代兵家所,今本《六韬》即由此而来。故宋明以降,屡经刊刻,注家蜂起,研习阐微发明之作多见于世。及至晚清,传统兵学日渐衰微,《六韬》也随之受到冷落,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复为世人所重。尔后四十年来,一批包含《六韬》在内的《武经七书》影印、校释、注解、今译、外译之作纷纷出版,其中也不乏《六韬》单行之本,这部兵书乃成为当今世人所熟知的传统文化经典。
一、成书真伪与编撰时代
《六韬》的成书真伪,千百年来聚讼不断。《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两条可能与今本《六韬》有关的信息:一是儒家《周史六弢》六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弢字与韬同也;二是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包含《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公六韬》五卷,自注云: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然则梁之阮孝绪,唐之魏徵、李延寿、颜师古等,皆以《六韬》之书为周初姜望所撰。惟孔颖达不以为然,称其后人所作(《尚书·泰誓中》孔颖达疏)。
宋代以降,学者多持《六韬》后人伪托之论。迄于民国,举凡其言之详审有据者二十三家,分别为:刘恕、晁公武、罗泌、叶适、章如愚、戴埴、黄震、王应麟、周氏、焦竑、胡应麟、张萱、姚际恒、姚鼐、崔述、钱大昭、四库馆臣、沈钦韩、王先谦、梁启超、张心澄、蒋伯潜、李浴日。诸家一般认为,《汉志》著录的《周史六弢》是儒家文献,与兵书《六韬》不合。而后世所传兵书《六韬》亦绝非太公著作,其成书不应早于战国,秦汉以至魏晋皆有可能。
……
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六韬》非后世伪作,持此论者主要是孙星衍、谭献、顾实、余嘉锡四家,其观点又各不相同:从来源看,孙星衍认为出自儒家《周史六弢》,余嘉锡认为出自道家太公;从作者看,孙星衍认为系周史传述太公之言(《平津馆丛书·周书六韬序》),谭献亦谓不出于太公(《复堂日记》卷四),顾实、余嘉锡则认同太公之书有后人增加之文(《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从时代看,四家皆谓其为古书,是距太公不远的较早时期流传下来的。
上述论议,近四十年来,学界已多次梳理总结。由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河北定县八角廊两汉墓中太公简的出土并整理面世,学者在总结前人旧说的同时,对《六韬》成书经过的认知日益深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有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刘宏章《六韬初探》(《中国哲学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王欢、孙鲁《六韬真伪述议》(《军事历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等论作,基本否定了《六韬》出自周初太公之笔,但也不认同成书于汉魏之后的说法。九十年代至今,又有张林川、邵鸿、徐勇、刘庆、陈青荣、杨朝明、仝晰纲、解文超、王珏等大批学者,在清理重审旧说的基础上形成很多新的认识,其说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认定《六韬》是先秦之书。
《六韬》内容的完成,不应晚于先秦,更确切地说当在战国时期。银雀山、八角廊所出太公简,部分内容与唐初魏徵等纂辑《群书治要》所节录的《六韬》、《阴谋》,《敦煌遗书》中的唐写本《六韬》残卷以及今传本《六韬》都有相似之处,太公简即后世《六韬》的内容来源之一。从银雀山简来看,是书于汉高祖刘邦之邦、汉文帝刘恒之恒皆不避讳,且同批出土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书全部是先秦著作,则作为《六韬》来源的太公简亦不能晚于先秦。
今本《六韬》所论,从军事史的角度看,更符合战国中后期的战争特点。《六韬》注重阵法分合、战术奇变,讲求资(势)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陈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龙韬·军势篇》),颇通于《孙子》之旨,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战场环境。在具体战术上,《六韬》论及车、步、骑协同作战,认为车者,军之羽翼也,骑者,军之伺候也(《犬韬·均兵篇》),是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且以诸多大型重装备投入实战,如武冲大扶胥、武翼大橹矛戟扶胥、大黄参连弩扶胥、天罗虎落鏁连、天浮铁螳蜋等,又广泛使用了铁制兵器,诸如铁棓、铁锤、铁杙、铁叉、铁蒺藜、铁械鎻、铁螳蜋之类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战国中期以后才会出现的情况。
二、编撰者及学术倾向
《六韬》的编撰者应与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有关。该书具有杂取众家的特点,不仅与《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兵书有诸多近似表述,而且于儒、道、名、法各家思想都有采辑,张烈在其《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一文中就曾说《六韬》一书是杂家作品。同时,《六韬》又是一部以黄老为主旨的兵家著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如邵鸿、徐勇、解文超等都提出了这一观点。
《六韬》的思想内蕴具有鲜明的黄老学术底色。如《文韬·兵道篇》云: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此引黄帝语释兵道之一,正本乎《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谓道所生者一,道始于一,亦如马王堆《黄帝书·十大经·成法篇》所谓一者,道其本也。而《六韬》云一者,能独往独来,《老子》道生一亦有独一无偶之义(陈鼓应注),《黄帝书·道原篇》也说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其旨互通。
又如《文韬·上贤篇》云: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此语正合于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举贤篇》云: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是以名实之辨发明治术之要,彼时名、道、法诸家于此皆有论及,尤与黄老密切关联。名家者言如《邓析子·无厚》曰: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道家者言如《文子·上仁》曰:循名责实,使自有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考。法家者言如《韩非子·定法篇》称申不害言术,谓其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各家所云,其意互通,考其衍进之迹,与黄老由道入法的逻辑进路正相吻合。
又《文韬·大礼篇》云: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近似表述亦见于作为黄老学术代表著作的《黄帝书·称篇》:诸阴者法地,地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同时,又见于《管子·九守篇》:安徐而静,柔节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须。而管子也是以黄老思想为主,是齐国稷下学者推尊管子之作。
又《文韬·六守篇》云: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使农、工、商各一其乡、各安其处的做法,在《管子》、《国语》中都有印证,而《管子·小匡篇》言之尤详,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此说反映了稷下学者在祖述《管子》治民方略基础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系统设计。
综上,《六韬》的内容托名太公,出自战国时期的齐国,在学术思想上杂取众家,而又以黄老为主旨,基本可以推断其主要篇章出自稷下大夫的集体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