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世人眼中的章太炎，或曰“有学问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性的学问家”，至今日，誉之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字学家、朴学大师、国学大师，等等，不一而足。那么，章太炎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对于自己一生的经历、学术，又有着怎样的自我定位？
1935年7月，自觉“精力顿减”、寿命不永的章太炎，提前立下遗嘱。除了对所藏及自著书籍、财产等的安排之外，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遗嘱在写下缘起之后的第一句，特别提出，“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这比古代读书之家常见的“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之意，无疑更上一层。太炎晚年，周围聚集了大批学子，都是冲着章太炎的学术地位与学术水准而来的。学问对于章太炎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使他赢得大名的重要原因。但章太炎强调立身比学问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则是回到了古代圣贤的境界上。这里的立身，如遗嘱下面所说，“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不可骄傲自大，放诞妄为；为官要清廉谨慎；如果遭遇亡国危机，不可降志辱身，也就是不能做投降派。这些看似小事，似乎不过一般的道德要求，不难做到，但归纳起来，就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都能做到，就可以说是“大丈夫”了！从这里对家人的诫勉，可以返观章太炎对于自己立身之本的肯认。学问是第二位的，可以说是为“立身”服务的，或者说学问以成就自我为目的，也就是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章太炎作为一个“人”的伟岸，是在于其革命元勋、学术大师形象之上的。
遗嘱中特别值得注意之第二点，在其中提及“余所有勋位证书二件及勋位金章二件，于祭祀时列于祭器之上，纵使国失主权，不可遗弃”。这里的勋位证书，是指1913年5月25日袁世凯授予的“勋二位”和1922年8月29日年黎元洪“晋授章炳麟以勋一位”，通俗点可以说就是一等、二等勋章。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稽勋局组织条例》，后来袁世凯任命冯自由担任临时稽勋局局长，设局于北京，并在各省设立分局，对于肇建民国的功臣予以表彰。对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现在一般人只知道孙中山、黄兴，知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不能认识到章太炎的作用，甚至不知章炳麟为何许人。但在清季民初，章太炎以言论推动革命，为“共和元勋”，是当时有识者的共识。虽然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因主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与孙中山等不合等原因而地位趋于边缘化，但后来孙武等人（可能是在袁世凯授意之下）为章太炎请授勋之文中，还是承认“（章炳麟）于缔造民国，厥功甚伟。在前清光绪中叶，章炳麟即以革命之说鼓吹人心。自《驳康有为书》出，海内人心益晓然于民权之精义，夷夏之防、革命之机遂动。……此次民国告成，全由于人心之倾向共和，而养成最近之人心，不得不归功于十余年来之言论。至言论之中坚，则当以章炳麟称首。……此其功业，比于孙文、黄兴，殆难相下”。可见对于章太炎革命业绩的推许。而章太炎自己对此也自许而不疑，他以为，“当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二途：软弱者与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一出，始归纯粹。因是入狱，出后至东京，欢迎者六千人。后作《民报》，天下闻风，而良吏宿儒，亦骎骎趋向矣。此岂少年浮躁者所能冀，亦岂依违法政者所敢为耶！”这是就推动革命风气、振作一般人的革命意志而言的。此外，章太炎还认为，接引孙中山汇聚革命力量、定都北京保持国土完整，他都是有功之人。论起建立民国的业绩，他自以为当无愧于一等，对于袁世凯政府的“勋二位”，他是相当抗拒而不愿意接受的。而袁世凯在授勋时，会考虑到“对手”手中的“实力”，虽有笔而无兵的章太炎，则只能名列第二等之中。
第二次黎元洪将章太炎晋级为“勋一位”，则是在1922年章太炎努力调停北洋政府与南方军阀之纷争，黎元洪复任总统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十年间，章太炎除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三年之外，四方奔走，其目的则在维护共和，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某种程度上，“勋一位”是对章太炎前半生革命生涯的“论定”。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以“授勋一位”作结，或许也有这样的微意蕴含其中。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在遗嘱中特意提到以勋位证书和勋章作祭器，不可遗失，正代表了他对于自己一生革命功业的重视。
在1928年撰写的《自定年谱》中，章太炎详细叙述了1922年以前的生平经历，而以“反清”、维护“共和”为一生经历的主线。前期“反清”，章太炎的功绩无可置疑，举世皆知，人所共赞；至于后期的政治活动，从“主流”的历史叙事来看，少有值得称许的。但章太炎显然不这么看。排除年谱体裁本身所要求的对于谱主人生历程的详细描写以外，章太炎如此不厌其烦地叙述他的“革命”经过，尤其是护国运动期间周历粤、滇、贵、川、鄂、湘数省，跋涉一万四千余里以联结西南军阀，反徐世昌，主联省自治，支持黎元洪复大总统之位等，显然表明他觉得这些非常重要，是他人生的闪光点。他认为，维护黎元洪的总统地位，维护国会的权威，就是在维护民国的法统；而联省自治，在当时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统一的真正的共和国。这是他的“革命”理想，是他为之艰苦奋斗的“革命”目标。
章太炎一生的政治行动，大概截止于1926年中。当时北伐军势如破竹，统一全国指日可待。但在章太炎看来，由于国民党受到苏联的支援与塑造，他担心中国丧失独立的地位，所以对此是抵制的。国民党的统一全国，在他眼中意味着共和精神的丧失，代表了中华民国的结束，后来他便以“民国遗民”自居，逝世以后，身上覆盖的，也是代表中华民国的五色旗，而不是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再度为政治发声，呼吁抵抗日本侵略，甚至亲自北上劝张学良抗日，夫人还亲身参与对十九路军抵抗日军的医护支援，在在显示着对于维护中国主权的独立自主之心。所以也才会在遗嘱中反复叮咛，“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纵使国失主权，不可遗弃（勋位证书、勋章）”。
更进一步，在保持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之上的，则是对于华夏文明的坚守与自我承担。1935年之立遗嘱，在章太炎并不是第一次，在因“苏报案”拘囚于租界监狱时，在被袁世凯软禁而意图绝食自尽时，章太炎都曾有过“临终绝笔”。1903年在西牢之中，章太炎作《癸卯狱中自记》，发出了举世震惊的呼声：“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上天将中国文明的精粹托付到我手中。从我出生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凤凰没有降临，黄河没有出现洛图，我也没有承当居于圣王之位，惟有实践素王孔子、素臣左丘明既往之行迹。不只是保持传统学术不变而已，更要有所裁断，使其暗而复明，光显而盛大！“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志愿未能实现，困于异族敌国。灭亡清朝，恢复汉人政权，章太炎相信后继有人，“革命”终将成功。而“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华夏宏大雄壮美好之文明无法继续传承，中国固有之文化学术及民众之行为道德准绳因我而断绝，这是我章太炎的罪过啊！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里，他以孔子、左丘明为楷模，直接以圣人自诩，将“斯文”即华夏文明系于自己一身。后来，他在绝食自尽前给夫人写信，不胜悲痛地写道，“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章太炎自信肩负着复兴、光大中华文化的责任，亦自信自己能够代表、传承中华文化。这是他自视之高，也是他自任之重！
在同时致龚宝铨的信中，章太炎提到了“往昔所希，惟在光复旧物，政俗革新，不图废清甚易，改政易俗，竟无豪铢可望，而腐败反甚于前。然曩时所以不去者，亦慕宋贤程伯淳言：‘一命之士，必思有以济物。’况仆身当贞观，其敢忘百姓之忧。”此处除了再次重申辛亥以前自己的志向在于恢复汉人政权，使政治、民俗焕然一新之外，还提及他没有从政治中抽身而去的原因在于不敢“忘百姓之忧”。这里表露出的对于普通民众的悲悯情怀，特别值得点出。
自任斯文之重，是章太炎人生的另一面相。虽然这一承当精神贯穿太炎一生，但前后期略有变化。对于章太炎一生的思想学术变迁，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学界也有不少讨论和争论。这里用章太炎自己的叙述略作说明。1913年《菿汉昌言》末尾的口述治学和次年撰成的《自述学术次第》，是章太炎对于自己前半生（当时他自以为命不久矣，所以是作为一生论断的）学术的总结。他说“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随顺众生为俗，破除迷妄为真；具体事物为俗，抽象哲理为真；史学为俗，哲理为真；学以致用为俗，实事求是为真；儒学是俗，佛学是真；经验现象是俗，心灵本体为真……等等。但大概地说，求真求是和“通经致用”（此从以学术服务于其政治社会活动方面大概言之），可以说是中年以前章太炎学术的两大倾向。其实后来也总体不出此二者范围之外，所谓“《春秋》专论大义，《尚书》务通训诂，拘囚北京而还，说经主旨如此”，不外乎这个路向。而这与前面提到的章太炎以传承华夏文明为己任是一贯的。不过，晚年章太炎的学术，在强调这一核心的同时，一方面偏于“修己治人”之学，一方面侧重于强调历史和语言文字——这与晚年章太炎面对的时代问题切实相关，当然，对于后一点，章太炎始终坚持，晚年不过愈加突出而已。1933年由诸祖耿记录的《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除了谈及研治《春秋》《尚书》等经典的趋向以外，章太炎在末尾则强调：“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从“学”的一面，以言文历史延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晚年章太炎讲学的宗旨。
章太炎一生有许多名、字、号，为人所熟知的，有绛、枚叔、炳麟、太炎、菿汉等，都是章太炎自己取的，其中蕴含着他对古人的追崇与自我树立的期许。从名号看，他最推崇的古人是顾炎武，他改名绛，是因为顾炎武本名顾绛；而太炎二字，也取的顾炎武的“炎”字——“太”字则取自黄宗羲字太冲。这里面，有对顾、黄“排满”精神的追随，也同样应当有对二人学术的认同。中年以后，章太炎最为认同的古人，则应当是刘伯温。民国初他被袁世凯软禁，意图绝食自尽，在致女婿的信中就提到“刚婞之性，往往似刘青田，亦不知其墓安在？愿为求得遗茔，借一抔而托处焉”。后来自尽不成，虽然求死之念有所缓解，但“危患”“忧亡”之情绪仍在。1915年10月，他特别作《终制》一文，对死后墓葬进行安排。在文中，章太炎表彰刘伯温辅佐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称许刘伯温“天性贞亮，疾恶如仇”，对比起来，章太炎也说自己“少好直，功成不改”。在同年11月撰写的《诚意伯集序》中，他也对刘伯温表达了同样的景仰与追慕，除功业、性行以外，对刘伯温的文辞，也推许为有明“一代宗师”。总而言之，他自以为“功状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刘文成公。既密近在五百年，又乡里前文人，非有踸踔难知之事，如有所立，风烈近之矣”。可以说，刘伯温是章太炎“临终”之前对自己定位的一种投射。至于章太炎最后安葬在西湖畔张煌言墓旁，则是汤夫人的安排，并不能说是太炎的本意。
概而言之，立身为第一可贵之事，“革命”为一生功业所寄，“斯文”为一身任道之重，这三点，应该可以说是章太炎对于生平的自我定论吧。
张钰翰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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