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5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定 价：43 元
丛书名：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 作者：王建朗 ，胡德坤 著
- 出版时间：2010/1/1
- ISBN：9787307075306
- 出 版 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K152
- 页码：331
- 纸张：胶版纸
- 版次：1
- 开本：16开
珍珠港事件后，中国积极推动反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建立，并派遣远征军出国作战。中国还积极扶助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第一次缅甸作战失败后，又努力推动缅甸反攻战。缅北作战揭开了亚洲地区盟军对日反攻战的序幕。中国顺应形势变化，适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一举废除旧约，订立新约，取得平等地位。此后，历经签署莫斯科宣言、参加开罗峰会、创建联合国等重大国际活动，中国进人四强之列，并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抗战，中国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进入到中心区域，逐步成为政治大国。抗战后期，美国积极扶植中国进入四强，但在若干问题上与国民政府也发生了冲突。美国对中国的介入由军事而政治，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中国内政中。中苏关系则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正式成型，中共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美国最终仍选择了扶蒋政策，错失了机会。战争结束后，盟国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受降权之争，便反映了盟国在战后远东的利益冲突。
王建朗，1956年11月生于江苏姜堰。1983年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秘书长、武汉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先后出版《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引言
第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第一节 联盟的建立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一、中国积极推动军事合作
二、争取苏联对日宣战
三、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与中国战区的成立
四、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第二节 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
一、扶助朝鲜抗日力量
二、支持越南独立运动
三、调解英印纠纷
第三节 争取战略优先与争取经济援助
一、力劝盟国改变欧洲第一战略
二、美国提供5亿美元借款
三、英国借款姗姗来迟
第二章 中国争取国家平等地位
第一节 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重新提出
一、重新考虑废约问题
二、决定提前废约
第二节 平等新约的订立
一、中关谈判率先达成共识
二、中英谈判进展缓慢
三、订立平等新约
第三节 九龙租借地问题
一、英国不同意谈判九龙问题
二、中方决定留待战后解决
第三章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签署莫斯科宣言
一、中国“四强”意识的出现
二、中国签署莫斯科宣言
第二节 开罗会议决定战时方略及战后处置
一、蒋介石对首脑会晤的复杂心态
二、中国关于战后处置计划的设想
三、开罗会议有关中国及远东问题的讨论
第三节 筹建联合国
一、中国对战后组织的构想
二、参与创建联合国
第四章 中美英盟国关系下的暗流涌动
第一节 缅甸反攻作战方案的变迁
一、缅甸反攻作战方案的提出
二、缅甸作战方案被一再改变
三、缅北反攻作战
第二节 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一、史蒋关系的恶化与中关间的猜忌
二、美国提出指挥权要求
三、蒋介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
四、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
第三节 中英关系在低位运行
一、英国不欢迎中国进入大国行列
二、国民政府对中英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
三、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
第五章 中共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中共对美英政策的调整
一、确定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二、争取美英牵制国民党
第二节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
一、中共积极争取美国派出观察组
二、美军观察组的活动与报告
第三节 赫尔利介入国共问题
一、美国与民主宪政运动
二、赫尔利与延安协定草案
三、赫尔利公开宣布扶蒋政策
第六章 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
第一节 新疆问题与中苏关系
一、中国新疆当局与苏联关系发生突变
二、国民政府确定扶盛方针
三、苏联势力撤出中国新疆
四、盛世才调离新疆
第二节 改进中苏关系的设想与挫折
一、中方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讨论
二、苏联的中国观与对中国权益的索求
三、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反应
第三节 中苏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出兵东北
一、中苏第一阶段的谈判
二、中苏第二阶段的谈判
三、苏联出兵东北
第七章 接受日本投降
第一节 日本宣布受降
一、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日本决定投降
第二节 受降权之争
一、中英香港受降权之争
二、中国军队在越南受降
第三节 战争的善后处置
一、中国提出“以德报怨”政策
二、遣返日俘日侨与审判战犯
本卷综论
参考文献
后记
韩国临时政府积极争取中国承认并期望通过中国推动国际社会的承认。金九于1942年1月致书国民政府，称早年孙中山先生曾有协助韩国独立之诺，“目前中国已为世界四强之一，为世所公认，倘以领导东方各民族革命者之资格，重践前言，率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提请同盟各国一致承认，提高其国际地位，俾达成光复旧疆之目的，则不仅全韩民众，欢欣鼓舞，即世界友邦，亦必更为赞佩”。①
对于扶助像朝鲜这样的历史上曾经与中国有过宗藩关系的周边国家，舆论界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的责任：“兴灭继绝，济弱扶倾，是数千年来我国对外政策上的传统精神。为了救助邻邦，中国人在朝鲜、越南、暹缅，且曾兴过仁义之师，流过光荣之血！”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对这些周边国家再次负起责任，是理所当然之事，“我正已踏上复兴之路，宛如旭日东升的中国，起而负救护的责任，实为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任何人无怀疑或反对的余地”！②
1942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高级别的朝鲜问题专案小组，以戴季陶、何应钦、王宠惠、陈果夫、朱家骅、吴铁城、王世杰等7人为委员，王宠惠、吴铁城为召集人。③同月，军事委员会初步拟定《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该方案提出，今后国民政府的对韩工作应“为多党之运用，不必固执一党，并须使其能协同工作”，“对韩国临时政府，须使其能领导各党派力量，实行民主政治，不采一党包办之政策”。关于承认问题，“随时考虑，应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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