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亚历山大大帝（中英双语）_休·鲍登著，程璐译_9787544791434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登基为马其顿国王，十二年后去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征服了强大的波斯帝国，带领军队横扫从希腊到巴基斯坦、从北非到中亚的广阔土地。他流星般的一生对他走过的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之后，他的故事被不断地讲述，历史演变成传说。
在本书中，鲍登的目光透过对亚历山大生平事迹的通常描述，聚焦于其同时代的证据之上，如阿富汗官员的书信、巴比伦的天文日记、埃及神庙的记录等等，试图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亚历山大。

序言
陈恒
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就有说不尽的亚历山大，他们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迹。亚历山大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个陌生的熟人：历史中的亚历山大、传奇中的亚历山大、学术中的亚历山大，乃至媒体中的亚历山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在激发人类想象力方面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在塑造世界格局中所占据的奇特位置。
历史学家工作的基础是史实与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我们研究亚历山大的文献非常有限，主要依据是所谓的亚历山大史家，这构成亚历山大历史知识的来源。这些历史学家笔下的文献出自不同的目的，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德国古典学界出现了一种史源研究（Quellenforschung）的潮流。根据史源研究的方法，古典研究者们分解出古代晚期学者们所编写的汇编作品中的不同来源，并建立这些史料来源之间的关系，从而追溯古代世界哲学、历史、宗教、法律、雕塑等领域相关记载的早起源。学者们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准确地评估这些记载的可靠性，从而提出更合理的判断。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真正的亚历山大。但只依据古典作家保存下来的有限又可疑的文献来构建真实的亚历山大，是远远不够的。好在当代学术已经在考古、铭文、纸草、钱币、天文记录、图像等领域取得不俗的业绩，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成果来不断完善、丰富亚历山大的真实形象。
通过铭文，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所承诺的为希腊人争取自由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钱币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大帝的耳朵周围有的公羊角是埃及神阿蒙的象征。公元前331年春天，亚历山大造访了绿洲中的阿蒙神庙，并开始声称自己是阿蒙的儿子，这是亚历山大与同伴生怨的主要原因；通过巴比伦天文志，我们知道了高加米拉战役的确切日期；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一幅亚历山大大帝镶嵌画中，我们了解到罗马时代庞贝城的贵族希望通过这幅画，使自己与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勇士之王的形象产生某种联系，希望来访者在主人身上发现亚历山大美德的折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挖掘出的大量纸草文献，大大完善了这一时期的年代和政治史。
透过这些支离破碎的证据，我们得以还原历史上较为真实的亚历山大。但亚历山大形象的构成是多元的，传奇就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两千多年来，除耶稣外，没有哪个历史人物能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如此持久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他是一位王子，具备天生的优势；他是一位勇士，是后人模仿的对象；他是一位将军，打开了古代世界的大门；他是一位先知，寻求不朽的秘密；他是一位哲人，与印度圣人讨论生命的目的……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传奇》（我们能读到的早版本是公元3世纪的）是描写亚历山大生平的虚构文学，几乎被翻译为中世纪欧洲和中东的每一种语言，在古代和中世纪广泛流传，并不断被美化，虚构的元素变得越来越夸张。
如果说亚历山大开创了希腊化时代，那么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便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研究。他于1833年出版了博大精深的《亚历山大大帝史》（1836、1843年又出版了另外两卷）。1877年再版时该书被命名为《希腊主义史》。亚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世界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修订的总基调，当时德罗伊森已经70岁了，正处于他的权力和声誉的，再版是对他的作品在德国统一时所取得声望的一种敬意。他对马其顿的腓力和亚历山大研究的设想并不打算作为当前的政治宣言，但人们热切地认为它预示着在普鲁士君主制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一个以开明的文化和政治原则为基础的专制政权首先征服了世界，然后实现了文明，这个过程可能会在现代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接受亚历山大作为一个新时代开创者的形象。尽管德罗伊森的说法遭受过某些非议，但还是几乎获得了普遍的接受。亚历山大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了一个以希腊文化和君主制为基础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一直持续到罗马作为世界强国的统治地位，德罗伊森将这个过程称为希腊化。这种说法并不新鲜，因为这个词在亚历山大之后一直在流行，是地中海东部非希腊人所说和所写的希腊语的标签，但德罗伊森把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扩展为对整个时代本质的概括。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大多追随德罗伊森的观念研究亚历山大，比如英国塔恩（W. W. Tarn，18691957）的《亚历山大》把亚历山大作为普世兄弟情谊观念的传播者，这些说教自然帮助了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侵略者和政客。后来反战思想的盛行则使德罗伊森、塔恩等人的观念显得过时了。生于犹太家庭的巴迪安（Ernst Badian，19252011）目睹了其父在1938年水晶之夜被纳粹虐待的场景，后来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帮助他们一家逃离维也纳，来到新西兰。巴迪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术界重要的古典史家，他的著作终结了对亚历山大的美化与幻想，让人们相信亚历山大大帝是暴力的、野蛮的、偏执的。
上述几点是休?鲍登撰写《亚历山大大帝》一书的依据、主线和底蕴，是作者的努力方向，并且在简短的篇幅内基本做到了。作者叙事能力高超，主线明晰，重点突出；材料梳理能做到点面结合，张弛有度，但又不失深度；利用当代研究成果拨去历史重重迷雾，来尽量展示亚历山大真实的一面。但全书对亚历山大东征时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着墨不多，只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建设时稍有提及，而对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也未设专章介绍，似有遗珠之恨。不过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力展现有趣的事例和数据，又不时给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叙述和判断。如，罗马将军大西庇阿说：城市、国家和帝国覆灭的必然性：这样的命运降临在曾经幸运的特洛伊城，亚述人、米底人和波斯人也曾遭遇这样的命运，他们的帝国曾经是伟大的，近马其顿的辉煌帝国也是如此。借西塞罗之口说亚历山大：他的气质和自制力都是好的，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一旦被称为国王，也会变得傲慢、残忍和放纵。这一切都在激活读者的想象力，让人掩卷长思：事实并不为自己说话，历史学家为它们说话，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它们说他们想说的话。作为纯粹历史人物的亚历山大与作为文化偶像乃至意识形态意义的亚历山大，其价值并非一致，作为后者的亚历山大来自历史又超越历史，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他所建立的短命帝国。
亚历山大的重要性与其说是通过他的历史丰功和战略伟绩来衡量的，不如说是通过这种英雄人物的权力象征和君主的权力模式来衡量的。亚历山大的事迹早已超越叙事本身，超越时空的限制，超越历史的真实性，是军事活动的动力源，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是一切要成为强者的那些人的精神支柱。可比肩亚历山大的拿破仑牢记神父雷纳尔（Abbé Raynal，17131796）的话：因为埃及跨两大洋，位于东西交界处，所以亚历山大认为，世界帝国之都应该建在这里，这样，埃及将作为世界经贸的中心。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要统一亚、非、欧，那么埃及将是其中的关键。拿破仑认为埃及是至关重要之地，他去埃及是追寻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创造辉煌的历史！在雕刻自己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形象时，他以不久前在庞贝古城的灰烬下发现的一幅壁画为蓝本，在这幅画中，亚历山大被描绘为具有宙斯的姿势和属性。因此，1806年，新皇帝让安格尔（Jean Ingres，17801861）以古代亚历山大?宙斯的姿势为他画像……历史没有国界，历史总在重复上演，但并不是重复自身，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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