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士不遇赋》等董仲舒的主要作品中选出200多段语意完整的名言, 分为《春秋》辞义、经权常变、慎微重始、原心重志、忧患意识、天人合一、君随天道、君行王道、无为而治、爱民利民、任贤养士、选官考绩、更化改制、德主刑辅、灾异谴告、畏天敬神、深察名号、人性善恶、王教之化、治学为师、三纲秩序、五常之道、义利之辨、君子品格、阴阳五行、中和养生、不遇之叹等27个主题进行注译、赏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将董仲舒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展示给读者, 使其在读通字词语句的基础上, 进一步了解每句名言的深层意蕴, 以期对社会大众和广大干部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先贤智慧、塑造高尚品格、提高人文素养、增强治国理政能力有所裨益。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大系”是燕山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一套思想文化类丛书。
回眸中国历史，西汉建立了广袤疆域上的庞大帝国，征战方歇，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新的社会矛盾要求朝廷不得不从初期秉持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中解脱出来，以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王朝需要用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思想体系、道德礼仪来统领大国人心、齐一天下，这个紧迫的问题成为当时的时代之问。变革的社会现实召唤着思想巨人。
董仲舒用“天人三策”，回答了汉武帝的治世之需。他用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占据天道的制高点，既阐释了汉王朝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又设计出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方针政策，使西汉政权的统治方略由黄老政治转向新儒家德刑并用，宣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由此构建出以儒家礼制为基础、以天子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模式，这一制度设计被采纳并付诸运用，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政权运作的核心模式，自此延续两千多年，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如果说，四百年的汉朝奠定了中华帝国真正的基础，那么董仲舒的制度设计，无疑是构成这个基础最重要的文化政治部分。
正因如此，董仲舒的身后声名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评价和争议。在古代社会，上自帝王，下至臣民百姓、士人学子，无不尊他“为世儒宗”，“道济天下之溺”，“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尽管董子本人从未执宰拜相，但他培养的学生人丁兴旺，凭借才能平步青云者众，加之后世董学分化流派众多，体系大成，董仲舒俨然被奉为中国传统社会正统观念的思想教父。他的人格和学问都受到推崇，《史记》和《汉书》都说他“为人廉直”，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名言，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道德旨归。
然而到了近代，国家大乱，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风雨飘摇，中西文化剧烈冲突，知识分子激烈论战，董仲舒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随着中国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崩坏而降至低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更是陪着孔夫子一起被打倒，成了国家落后衰败的出气筒。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名言，被看作形而上学思想的象征，阻碍变革的保守思想源头，指责他将儒学神学化变为儒教，是一个热衷于设计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性人物。
历史走到今天，学术界看待历史人物及其学说的理论和方法，都大大丰富了，对待董仲舒和儒学的态度也客观了许多。今天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董仲舒援天道以证人事，吸收了先秦唯物主义天道观的成分；他以“究天人之际”的名义，规范等级名伦体制的构思，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利于纠正社会内部、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社会失序，由乱达治，实现稳定；董仲舒强调“君为国之本”，将尊君观念推到新的高度，但同时也强调君主必须“法天而立道”“上奉天施而下正人”，制约君主的权力；他主张打破血缘宗亲集团的垄断，从知识阶层选贤任能，君臣各敬其事；他倡导具体实在的道德教化，让儒家学说实际应用于治世，真正走向了民间，等等。
编纂“董仲舒与儒学研究大系”丛书，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在当今中国，董仲舒与儒家文化传统是否还有意义？
今天以血缘、地缘、宗法、伦理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基础结构正在发生剧烈转型，国民相当程度上正在由人伦性族群向契约化群体转型，因而，作为整体意识形态的儒家价值观在现实社会显然已不适应，总体来看，属于社会体系结构性的不适应，因此做不到如董仲舒当时那样将传统学说脱胎换骨，变成现代的东西了，这是对于国家治理的普世性层面而言。
然则，儒家文化传统对国民修养而言，仍大有可用。今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是大变局中的大变量之一。这变局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道德的改变。物质欲望膨胀、消费主义、娱乐至上一度喧嚣，而当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又变得空虚迷茫，不知以何立世，何以为家，陷入精神的混沌状态。概而言之，在人的精神生命与世俗物质生活的冲突之中尚未寻得超越之道。
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本应从私德和公德两个方面给出解决方案。
早在五四时期，梁启超就曾反思数千年传统道德逐渐不能用于当世的状况，他说：“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这不失为一个洞见，儒学确实最重私德，注重“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倡导人们在相处中从人性中发展出最好的东西，“人皆可以为尧舜”。作为百代正脉的儒家思想被传承了两千五百年、八十余代，正是因为它与中国人遵循的伦理生活和古老传统相匹配。美国汉学家牟复礼在《中国思想之渊源》中说，“儒家希望恢复的只是一个殷实太平的尧舜之世，一个属于人的文明时代”，因此儒学的首义是人通过践行，去追求有德行的良善的生活。儒家政治思想就是要在乱世中寻找秩序，秩序在哪里？在乎人心。因此说儒家最重私德是恰切的。儒家文化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劝诫人们追求立于天地之间的个人修养，将品格高尚的大儒比如董仲舒，敬称为“纯儒”，一个“纯”字道出了超拔的境界，超越世俗物欲的精神层次，这样的人无论顺逆方圆，皆进退有度，毕生追求人格的完善。儒家的修身之学，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与现代世界真善美的人性追求完全契合。
但如果说儒家思想缺乏公共性，又不尽然。董仲舒一生体现的儒家思想传统中，就有着一种执着的乃至偏激的爱国热情、献身情怀，有时显得不可思议，他的作为显示了儒家追求私德是为了什么，格物致知是为了诚意正心，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中国“天下思想”的文化意味高度一致，铺垫着中国人“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董仲舒代表的智识阶层，将“为王者师”作为自己天生的职业，思考的重点向来是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这非公共性而何？就如怀抱道义不被当政者接纳的东林党理学君子顾宪成所说，他们这群人不仅有“好善癖”，还患上了“忧世癖”。儒家思想形成社会规范的约束力，激励民众的家国情怀、舍生取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源，血脉相传，今天国之大任还是要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民来担当。
二是，在国际学术视域下，董仲舒的儒家学说是否还值得进行学术研究？
19世纪以来，中国内部衍化的一元文化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打击，中国成了世界思想潮流的容器。今天中国思想和文化上很多因素都是外来的，这是回避不了的，这可能是一个参照研究的基础条件，有利于在世界性、历史性的层面上对中国文化思想的独特性进行学术思考，获得世界性的意义。
然而，如果仅以西方为参照系，脱离中国去寻找一种普遍性的规范，在现代性中看不到自己的主体性和历史性，那么中国正在进行的艰巨探索无法获得历史的力量和独特的文化自觉。面对西方学术界一些人“消解中国”的姿态，国内外思想深?的学者提醒，一方面全球化似乎消解了所有特殊的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这种消解本身恰恰又导致普遍的认同危机和文化焦虑，从而酝酿着文明冲突的危险。我们必须在当今的文化时局中重新考虑中国文化的政治主体性。即使不设置参照系，对文明延续数千年的中国而言，它的文化核心问题，它的思想史如何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理论化，都是极其值得开展系统研究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尽管董仲舒倡导的独尊儒术在历史上不免钳制了先秦诸子学说在后世的传扬衍化，但其儒学造诣瞻之在前，总归是深入认识中国思想文化史总体脉络的一个具体的着力点，也是思考中国思想史上学术和现实的问题意识的交汇点。
作为思想家、学问家的董仲舒著述的《春秋繁露》犹如汉代今文经学的百科全书，对当时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和概括，对于研究汉代学术史和整个儒学发展史都是极为重要的。董子为汉儒宗，他对中国历史典籍《春秋》公羊学的研究，独尊于两汉，至清中叶而再兴，其于中国社会、政治之影响巨大。所以汉代儒学以董为不祧之宗，何况他的思想兼具关注现实的、积极用世的实践价值。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时代横贯东西，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先知、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他们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在知识、哲学、宗教上的最辉煌、最有创造力的时代，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董仲舒是这个黄金时代尾声中的最后一位中国思想巨匠。
基于上述，燕山大学出版社编纂出版这套图书就是为了给董仲舒与儒学辟出一块学术研究的出版田地。
这套图书的作者多来自董仲舒的故里，西汉时的广川，即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作者们“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研究董子其人、他所处的历史时期、他的思想，阐发他的微言大义，扩展至他的教化思想、人学思想以及自然观等，多有成果辑印或发表。这套图书此次辑选了研究董仲舒及儒学的知名学者的成果，内容涉及先秦汉代儒学研究、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研究、董学史研究、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董仲舒伦理思想研究等多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出版价值。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祈愿这套图书的出版传播，对于当代和后世的人们加深对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认识有所启益。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大系”丛书出版人
陈 玉
2022年5月于燕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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