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中国的塔式建筑一般被欧洲人称作寺塔，凭借其在艺术和宗教上的独特性在中国建筑中独树一帜，也因此值得我们将它单独列出来详细介绍。因此我于 1909 年结束在中国的考察回国以后，马上写了这本书，以求将我这次行程中颇为关注的宝塔见闻做一个及时赏析，同时也是对中国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的一己之见。我的研究领域分为两个方向，分别是中国精神文化在传统佛教思想和在近代佛教思想中的体现，实际上这两个研究方向本身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结合不同的建筑实例才能区别开来。这种基本构想在我于 1911 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普陀山》和1914 年发表的第二部作品《祠堂》中都已经提及，而在这部转而研究中国佛教宝塔的作品中，中国文化会进一步地与建筑研究领域相结合，从而更清晰地勾勒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本有关宝塔的作品有它独特的故事。实际上，《祠堂》一书已出版很长一段时间，但从结构和宗旨上来讲，《祠堂》都深深地影响了这次的研究。这本书在 1914 年就已经根据手头收集到的资料完成了大致的初稿，但同年战争爆发，我也因参军搁置了这项工作。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我承担了东普鲁士军士陵墓的修建工作，因此也无法立即继续进行稿件的修改。后来德国从惨重的损失和持续的混乱中走了出来，主流的声音也坚定地希望在重建的同时兼顾文化领域，因此人们重新开始着手接续战前遗留下来的工作，在这些重焕活力的研究中，也包含了我的这本书。在这里我必须感谢德国外交部，他们不仅促成了我 1906 年至 1909 年的中国之行，还帮助我出版了前两部研究专著，从 1921 年到1923 年，他们同样大力支持我进一步收集有关中国宝塔的资料，这本书也暂时得以完成。在完善此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早前亲自拍摄的照片和观察虽然构成了初稿的核心部分，但不够全面，因此必须很大程度地扩充引用的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处理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当时新成立的远东联合会的慷慨支持。
彼时世界的格局都已经在一战猛烈的炮火之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东方和西方从外部的交流到内部的文化都较战前缩短了彼此的距离。自我踏上东亚的土地，我就不断感受到东方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实际上与享受着现代文明的西方人民是平等的。我的书中一直贯彻着这样的观点，即使是看待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也秉承着这样自然的想法。这个时期内东西方之间的内部交流大多集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对文化精神和科学领域却鲜有涉及，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仍然坚持继续探索前进，这无疑是十分令人欣慰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中国和日本学者的带领下，我们在考古学和文化学方面进行了尤为深入的研究，将中国与西方从原始时期直到今天在各个领域产生过的深层次联系厘清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欧亚大陆的各国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促进了欧亚之间彼此的交流和发展。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宝塔研究领域在此大背景下得到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之下，宝塔的历史研究、功能研究和造型研究及其系统化的研究都扩展到了整个亚洲的范围，因此我必须在此阐明，这本书的真正研究目标仅仅是中国的宝塔。战时国外也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宝塔的资料，但这里主要引用的资料还是来自战后的德国同胞许多研究人员或艺术爱好者从远东回到德国，他们有的在中国因非法活动被囚禁过，有的是违背当地人的意愿通过暴力获取了资料，他们将获取的宝塔照片和记录交给我使用。虽照片的获取方式不够正当，但是这些最新材料与战前数十年德国学者、相关从业人员及游客在远东获得的老照片互为参照和补充，十分珍贵，几乎涵盖了中国版图上所有省份的宝塔，因此也提供了中国宝塔的系统概览，故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将这些获取来源有瑕疵的照片一并录之。此外，通过文学上关于历史和宗教含义的原始资料把各种各样不同造型的宝塔进行分类和整理，也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在此过程中不仅采纳了欧洲大量珍贵而古老的相关资料，也使用了一些中文相关文献，中文资料主要出自百科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及中国各省市和寺院的志记。这些资料由精通中文的朋友查阅并翻译成德语，在第一章中对其中较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作出了解释说明。它们也为全面展示中国大地上的宝塔建筑艺术奠定了极为深厚的基础。
宝塔研究在 1923 年经过几年的积累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在这期间，一些其他有关中国建筑形制的研究得以完成和发表。随着中德两国之间在文化和科学领域日益密切的交流，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有关宝塔的资料也不断更新。逮至 1928 年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宝塔研究的形势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稿件也不得不再三改动。
在这些新的研究中，瑞典学者喜仁龙在有关中国艺术的著作中提到了许多之前并未引起注意的宝塔实例；1925 年由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编著的里程碑式著作里同样有关中国佛教建筑，他们在 1929 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史迹》一书中收录了大量宝塔的照片及相关的中日文本。尤其珍贵的是书中列出了一些新发现的有关宝塔建筑的资料，这里特别要感谢一位精通日语的中国朋友将相关资料为我翻译了过来。补充了这些资料以后，原来的材料也需要重新排序和整合，最终的定稿比原稿的资料翻了一倍，涵盖了十八个省内的 550 多座宝塔和塔群，并将它们按照形制、所在区域和历史排序，凭此勾勒出了中国宝塔建筑的大致历史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历史走向。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完篇也标志着中国宝塔史第一次得到系统的梳理，呈现出它的全貌。
虽然在修改的过程中本书的研究内容和材料都得到了扩充，但主要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中国土地上各省份的实例，包括来自满洲、西藏甚至新疆的宝塔，也补充了极少数国外的实例，比如位于蒙古、中亚地区的宝塔。另外，印度本土佛教及其规模巨大的宝塔建筑也在本书中有所涉及，相关的研究在先前就已经大量发表了，如今在当地还能看到数量众多的宝塔实例。即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宝塔建筑并不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但书中描述的中国地区的宝塔同样是放在亚洲建筑的发展背景之中来探讨的，它也同样是为将来整理更宏观的宝塔建筑史所做的初步准备。
总的来说，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多次中断，但这对书的内容和研究方向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1930 年本书上卷的终稿完成，秋天交付进行初次印刷，最终一年后出版，紧接着的下卷在 1932 年秋天完成。
面对如此宽广的研究领域及无法忽视的 550 余座宝塔和塔群实例，材料的结构和梳理就显得格外重要。无论简单从空间还是时间的角度都很难找到清晰的线索来将这些宝塔排序：在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的宝塔都在风格上有一些重叠和发展，这给系统整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中国艺术的大部分领域，研究都可能会走上歧途：在掌握足够的对比资料或确定发展顺序之前就急于进行课题和关系研究。为了厘清现有的如此大量的宝塔之间的联系，首先要从宝塔的形制着手，尝试将造型完全相同或近似的宝塔归在一起，从而对宝塔进行形制上的分类。实际上，正是这样的方法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各种不同形制的宝塔之间由过渡的造型联系起来，而且显然某些特定造型的宝塔还与某些地区的景观密切相连，且宝塔与景观的联系只出现在特定的某段历史时期。这个发现给本书的结构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将每种形制的宝塔按照时间和空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形成自然的章节和段落，并为之找到相应的实例进行分析和归纳，这样就在介绍每种类别的宝塔时完成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归类。对于不同宝塔的介绍有详有略，总体来说比较侧重于照片及文献材料丰富的宝塔实例，比如下卷中位于北京的一批宝塔。在上卷中特别有几章专门介绍天宁宝塔、喇嘛塔、金刚塔，并对中国宝塔的含义、造型和历史做一个总结概览。
对中国各省的数量众多的宝塔进行了这样系统的分类之后，才有可能去分析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单座宝塔及塔群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为描绘中国宝塔的整体图景打下基础。下卷的最后一章也尝试罗列了有关中国宝塔史的一些研究结果，似乎也可以说，这次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在这个子域上的目标。但即使这本书已经涵盖了相当丰富的内容，仅凭它也至多不过是为更全面的研究做一些铺垫。书中仅对很少的一些宝塔做出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和总结，这也给后面的研究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方向。中国重要的宝塔众多，这里只能提到一部分，其他不出名的或是本书中仅仅简短介绍的宝塔在各地一定还有很多，很可能蕴藏着极其重要的信息。大概需要把所有这些宝塔及其所属的寺院都以画或照片的形式保存下来，来记录它们和景观之间的联系，再收集当地的有关文献资料，才能完整地将这些信息挖掘出来。本书中引用文献资料的地方不多，但有一本即将面世的有关福建泉州府地区的宝塔专著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艾克博士和戴密微教授为此做了多年的研究与钻研，并在专著中列举了石塔的一些重要特点。只有针对数量众多的宝塔分别进行类似的透彻研究，将来我们才有可能全面地了解这种建筑珍宝的真正意义，并将它的分类与发展并入中国宗教文化史的一部分。
本书给这个领域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方法，但这实际上仍然根植于欧洲的研究模式。未来，将会由中国的学者与专家勇挑重担，带领我们一起摸索前进。他们熟悉这片土地，更了解这些建筑，也更方便收集到相关的文献资料。这样就会产生新的研究方法，将中国与欧洲的论证结合起来。自从清政府垮台以后，中国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阵痛和改革，新时期的中国焕发了新的活力和自我意识，在人文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加大了投入，甚至连语言也开始历经一个新的重组过程，对原有的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学者在将来的研究方面会做出最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建筑研究领域如今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古老建筑的重要著作，其中也列举了一些著名的古代建筑。可见中国现代的科学也会在不久的未来发展壮大起来，当然首先是在他们自己的中国建筑方面。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有许多同伴给予了帮助，以下要特别感谢其中的几位：将我的照片转换成图片的建筑师卡尔·M. 克拉茨；帮助我翻译中文文本的乔尼·海弗特；翻译日文文本的刘奇妮（Liu Cienye）（终稿由我本人完成）。在翻译诗歌时尤其要考虑到原文的词序和韵律，首先就是要注意音步的数量，不仅要保留最准确的原文音步，也要考虑德语诗歌的音律和意义。在许多翻译当中我们达成了完全一致，也证明了即使是最难的中文文本也可以用简洁的语言重现出来，甚至超越它。当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放弃韵脚，同时也无法对大量的诗化影射做出阐释。文中中文诗歌主要由曾老师所写，还有一些出自硕士工程师程深（音）之手。最重要的文献引用中有一部分是出自《中国佛教史迹》的图片资料，引用都经过了前文介绍过的日本教授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许可。另外还要感谢喜仁龙、古斯塔夫·艾克、奥托·福兰阁、艾里希·汉尼许、吉奥格·韦格纳、W. 林普里希特、伯恩特·梅尔彻斯各位教授的帮助。徐家汇工艺院宝塔模型也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现收藏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在这里，我要再次向各位教授以及在图片索引中提及的诸君表示诚挚的感谢。书中并未将各位提供的所有照片都收录进去，部分照片由其他角度和构图更好的照片替代了。同样，翻译的文本也并非全都纳入正文，部分内容与主题关联不大，就进行了一些删减。另一方面，欧洲的一些文献资料在本文中也大多以节选的形式出现，实在是因为这些资料卷帙浩繁，难以取舍，当然很可能笔者在选取的过程中有所遗漏。
中国的文献中出现的宝塔图片也数不胜数，在此我主要选择了完颜麟庆的游记，而并未选取那些经常出现宝塔的中国山水画。如此甄选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数量众多、笔触优美的画作中通常并不重视建筑本身的状态，而更注重绘画纯粹的艺术价值，这就与我的研究背道而驰了。
在图片排版时，我尽量使用双页来展示同一类的宝塔图片，或展示同一座宝塔的不同角度和细节的图片，以便读者更好地进行直接对比。在满足文本与图片的协调比例的基础上，尽量使宝塔及其细部的比例相称，至于手绘的宝塔轮廓、剖面及形制基本都用了 1︰300 的比例尺。
为了达到文本和图片在排版上的统一，在文中并未加入对图片的详细描述，文中仅提到了图片最重要的信息，部分必要的解释融入到整个介绍的文本当中，更详细的内容收录在《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宝塔Ⅱ》末尾的详细地理索引中，这份索引与图片展示的所有宝塔可以一一对应。末尾其他的索引展示了根据宝塔的建造时间、材料及规模大小对宝塔进行的分类。
德文书中对中文的音译参考了奥托·福兰阁的版本。为了保证图文的协调，最大可能地对音标进行了简化，缩写中只标明了声母，而省略了后面的韵母。而同音异义的字则通过不同的拼写方法加以区分，以便西方读者能够轻易地将它们分辨清楚。类似国家、省市、山川河流的名称一般都还有好几种别名，在此就统一为一个词，不再加其他介绍。但比如寺院和湖泊的名称，大部分是由多个不同含义的词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在这里就稍加说明，以便读者理解。可能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继续研究，如何将这些固定的表达用多音节的德语单词表达出来。在用这些中文名词进行二格的转换或构成复数时，我尽量减少了s后缀的使用，避免造成德语读者的误会。出现不多的梵文名在文中同样没有使用变格变位，而是相对简单地从一而终使用同一个写法，虽然不符合语法，但也避免了理解的偏差。即便如此，我也无法保证本书在语言学上完全准确，还请各位专家对语言的翻译及细节问题多加包容。
最后我还要向德国外交部、德国科学应急协会、柏林东亚艺术协会及这些团体中的部分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在 1930 年及 1932 年的出版依托于他们提供的经济支持。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