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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田野调查的前情介绍
1906 至 1909 年间，本人在中国进行了大范围大跨度的实地走访，本卷便是此次田野调查收获的第一枚硕果。它的成书标志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即通过建筑研究中国文化。
将中国建筑艺术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并最终实现有条不紊的深入研究，这主要归功于两位先生。在进一步阐述他们对本书的具体贡献之前，本人希望首先对这两位先生做一简要介绍。他们分别是：在印度及东亚宗教科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的学者约瑟夫·达尔曼（P.JosephDahlmannS.J.），以及在过去十年间推动并出版了无数德国文化作品的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法学博士卡尔·巴亨姆（CarlBachem）。
建筑艺术这个文化学新的分支必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在这里，本人希望对促成自己完成现有研究的起因，及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多方帮助做一细致说明。在过去，研究中国建筑艺术这一想法饱受非议。可如今看起来，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肩负的责任。
19 世纪是技术与交通领域经历创造性突破的第一个百年。在这个世纪末，世界列强在对外扩张政策的驱动下，相互抢夺势力范围。这其中，远东，尤其是中国，愈渐成为各列强争抢的焦点。恰在世纪之交的 1900 年，各列强组成联军，在中国北方与中国人交战，这是一个关乎世界的历史性事件。战争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其之后的一系列政治影响在世界史上具有前所未有的深远意义。中国被迫参与到世界政治与经济生活中来。迄今为止，中国对此也表现出合作开放的姿态。可需要思考的是，曾经的世界被划分成两个阵营，一面是中国，一面是所有其他民族。其消极方面，是中国文化因此同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但就积极意义而言，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独立性与内含的深义，让其足以抗衡剩下的一整个世界。如果认识到战争与经济往来，势必伴随着对于科学知识的探索，那么这个客观存在的时代必将成为一个外部推动力，推动着我们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另一种高级文明进行交流碰撞，并由此开创一个全新的学术典范、一个全新的艺术与科学研究领域。
这是本人进行中国建筑学研究的世界历史大背景，同时也是研究的内在动因。
而促进研究的外因，则与 1900 年发生的世界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1900年是战争的一年，同时也是我研究工作的元年。
1900 年战争之后，列强占领军以强大的兵力，在直隶驻扎了数年之久。1902 年，我有幸以建筑顾问的身份被派往直隶军中，直至 1904 年回国。这是我的首次中国之行。在这两年间，对中国建筑进行有计划的研究这个想法开始形成，且随着时间推移，该想法日益强烈。中国建筑设施及建筑形式独一无二，完美艺术同深邃情感合二为一，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当时，我就已经从几何学角度，对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大量建筑设施进行了考察。不过，至于这些单独的分散考察首次汇集成一个总体的目标轮廓，则要感谢那次意义重大的会面。1903 年 10 月，我在北京执行一项为期较长的任务，住在当地德军驻地的军官招待所中。在那里，我结识了正在东亚进行为期三年研究考察的约瑟夫·达尔曼。我们两人都对广博的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热情，均认为有必要从一切可能的切入点出发，深入探索东亚文化，这其中对于建筑艺术，尤其是宗教建筑艺术的原始资料研究是首要着眼点。1904 年 8 月，我在回国途中同达尔曼在上海进行了第二次会谈。经过这次交谈，我对自己将要进行的研究有了更明确的范围概念。我们见面的具体地点是上海徐家汇，这一地区自 1607年起便始终是基督教教区，1847 年后更是成为研究天主教的重要中心。当然，费迪南德·弗莱黑尔·冯·里希特霍芬（FerdinandFreiherrv.Richthofen）男爵对该研究的推动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之直接起点发源于徐家汇及北京，而这两个地点从历史角度上看，又都与宗教紧密相关。17世纪顺治及康熙皇帝统治下的北京，几乎可以称得上传播欧洲（尤其是德国）科学知识的沃土。而诸如沙尔（Schall）、菲尔比斯特（Verbiest）、托马（Thoma）、施通普夫（Stumpf）、柯克勒（Kgler）等德意志帝国天主教传教士，则在传播知识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凡从事中国研究的国际人士，若有可能，皆应怀着敬畏之心，前往北京内城西门外的那座美丽墓地。这些功勋卓著的传教士，便是安静长眠于此。
感谢达尔曼先生不遗余力的推荐，卡尔·巴亨姆博士关注了我的计划。在后者的引荐下，这一计划又获得了时任国务外交秘书的里希特霍芬男爵的支持。在 1905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中，巴亨姆博士又进一步唤起了国会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兴趣。其他政府部门，尤其是普鲁士皇家文化部，也均对这一计划表示赞同与支持。1906 年 8 月，国会通过决议，下拨研究经费，我的中国之行得以开启。我被公派至驻北京的皇家使馆，这一身份使我得以享受多种便利，尤其是可以在中国考察途中畅通无阻，不受丝毫掣肘。1909 年 7 月 31 日回国之后，我继续获得各界的众多支持，研究从而可以在更广的基础上深入进行。至今我还是普鲁士皇家文化部的职员，在整个工作期间，文化部因为我的特殊任务而给予我休假上的照顾。在这里，我向这些部门及所有人士表示最深切、最诚挚的感谢，是他们的帮助才让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尊敬的德意志皇帝陛下慷慨解囊，鼎力支持本研究著作出版发行，这是无上的恩赐。
中国建筑艺术研究介绍
为了说明在中国所进行的建筑研究的意义与范围，在此我援引 1905 年 2月申请研究资金拨款时所提交的一份报告，此处与原文相比略有删减。虽然在实践过程中，研究对象出于必要略有扩大，但当时的报告仍能很好地阐明中国建筑实地研究的本质。报告具体如下：
鉴于同中国密切且活跃的经济联系，大众普遍认识到，我们有必要对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人的礼节、风俗、追求以及文化全貌有一个尽可能精确的了解。这种了解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看待中国人及其特性，顺利出口本国商品，更能助我们从这个泱泱大国中汲取精华，进而发展自身。西方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正处于萌发初期，充满着未知的空白，在这个背景下，在理论科学层面探索这些知识显得尤为必要。
当今不乏如夏德（Hirth）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正致力于该方面的研究，他们虽然从纯粹的文化历史及学术理论角度出发进行探索，但同时也非常重视从研究中汲取实践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实。除去那些基于个人主观印象而非客观原始材料写就的泛泛之谈，当前确实已有相当多的书籍资料介绍中国，它们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具有较高价值。可惜的是，这其中的德语资料少之又少。
尽管已有少量的专题研究对中国文化全貌做了深入详细的权威解读，但完成以上任务仍困难重重。事实上，一个人倾其所有，只可能成为语言学家或是经济、艺术领域专家，两者几乎不可能同时兼得。因为，无论是语言研究还是专业研究，其内容之广、程度之精，足以占据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想要较为完全地掌握汉语几乎是登天之难事，可若不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对于专业知识的入门又无从谈起。因此，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汉学家同相关领域专家携手合作始终是一个必要举措。
可有一个领域较为特殊。虽然该领域的研究也存在着自身的难题，但其可以免于语言研究与专业研究两者不兼容造成的掣肘，依靠相对较少的一些现有资料，精确描绘出一幅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大观图这个领域便是古老的中国建筑艺术。建筑中蕴含着时代精神、民族灵魂，这些藏于深处的精粹，无法满足只求蜻蜓点水之人快速了解全貌的要求，却引得越来越多的认真从事建筑研究的学者投来关注的目光。
数量庞大、样式众多的中国建筑深藏有无限惊喜，等待着人们前去发掘。撇去那些迷雾重重的纯构造及建筑历史谜团不谈，我们只需想一想，建筑研究在当今受到人们何等的关注。德国国内迄今已出版了关于德国农舍、教堂的大量资料，它们同许多其他百科书籍一起，通过对建造者生活的描写，在表现其宗教信仰之外，还揭示出一个民族的面貌及其思想状态。那些住宅、教堂、寺院以及其他所有遵循人们的需求、习惯和观念而落成的建筑，均蕴含着这样的民族基因。对中国每一个文化分支的研究亦可参考这一方法进行。比如，若要相对详尽地梳理佛教在中国迅猛发展的脉络，唯一的办法便是对帙卷浩繁的资料素材进行整理研究。获得这些材料的途径并不只有单纯阅读历史、哲学书籍，更要着眼于屋舍、寺院等建筑实体，分析萃取凝聚于这些建筑之中的民族认知内核 ；其中的各类祭祀形式，又尤其能够代表这种认知内核。
无论如何，这些研究材料必须准确无误，有佐证支撑。所以，人们通过浩如烟海的文学历史及各类学术文献、相互对立的多方观点、添加了地域及个人色彩的叙述等方式，抽丝剥茧出真正的内核。这项工作的难点在于，虽然建筑物的大致全景可以通过绘画、图像、文字等载体得到呈现，但人们仍难以从这个实体当中提取出一个精准判断。虽然人们无法一开始就挖掘出蕴藏其间的内核，但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料都得以保留，且其寿命几乎都长于建筑物本身。只要它们还留存着，人们日后就可以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对观点进行修正改进，最终得出更精准的解读。
事实上，对这些素材得出的暂时性研究结论，已被文化历史学家及国民经济学家拿去，作为支撑其研究的一个牢固根基。可对我们的研究而言，它只起到辅助作用将我们的研究向前推进的主要动力是建筑史、纹饰学史、艺术史及构造学角度下的独特的中国建筑艺术知识。
面对各式各样的中国建筑，只求浮光掠影的观察者，仅满足于记住那些复杂拗口的名称，并以单调乏味的方式将其机械性地一一罗列。专家们会从中窥见，这个历经千年时光、文明发展至辉煌顶点的民族，具有何等细腻而又伟大的审美水准，以及对建筑的登峰造极的理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筑吸收外来主题，传承发展本土理念，锻造出令人瞩目的艺术创造力，并最终结晶成一个独特的风格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之中又蕴含着多样性，中国南北之间的风格差异便是此多样性的自然体现。对欧洲艺术史而言，研究中国建筑时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课题，便是找寻出当东方文明还未远涉至地中海地区时，那些精神纽带是怎样越过希腊、小亚细亚、亚述尔、印度和中国西藏，将远东同欧洲连接起来的。在中国建筑中，尤其是佛教寺院中，我们随处可见那些几乎是直接移植自希腊的建筑主题。这些具备明显希腊文化特征的立柱形状、构造理念以及花纹图饰，同常见的传统中式自然主义风格融为一体，常常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若我们有朝一日将最近出土于希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的文物与印度、日本、中国的古迹做一整体的联系研究，并在其指导下探索未知的艺术初始混沌期及其之后的发展演变过程，那么我们一定可以从中相对轻松地描绘出艺术理念在东西方之间传播的路径，这对于艺术史及整个世界文化而言将会是何等巨大的一笔财富。
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对其建筑的研究因此范围巨大，难度也自然不言而喻。为了展现这些研究的对象之广、种类之丰，以下将着重对各种不同的建筑物做一一编排整理。所有这些建筑都值得人们进行深入研究，且这一项目编排也可作为研究的一个暂时性指导计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编排仅建立在直隶、山东两省建筑知识基础上，中国南方还有更多的建筑理念与建筑项目有待关注。此外，建筑形式本身也具有多样性，它会根据各个省份的气候及土质产生相应变化。
我们的研究对象覆盖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住宅，下至平民百姓、富裕商人，上至文人雅士、官宦人家甚至王室宗亲。而最后一类群体的住宅往往同其办公场所建于一处，构成一个庞大繁复的建筑群。
此外，研究对象还包括众多的以原貌或修葺过后的新貌出现的皇家宫殿，如北京紫禁城，南京及西安的旧时宫城。北京城中壮观的颐和园以及大量的皇家行宫、猎场、汤泉宫等，同样也是我们研究的一部分。它们中有一部分具有登峰造极的审美水平与建筑理念，可惜多已饱经摧残。
研究还囊括了各式行当的建筑，如澡堂、大小商铺、当铺、砖瓦厂、磨坊、细木工场、纸坊以及其他工厂、粮店等。至于满足中国人社交需求的场所，则有带着鲜明中国特色，尤其受到国人推崇的戏院与茶馆、多附带有美丽花园的酒楼、建于乡间或城市之中的亭台楼阁等。同我们欧洲大城市一样，较大型中国城市中也会有来自同一省份的老乡聚在一起，成立同乡会，并出资建造宏伟华丽的会馆，内有众多厅堂及酒家。达官显贵们则有自己专属的娱乐场地。
对于学堂、科举考试场所的研究又是一个独立且内容丰富的研究分支。接下来，我们的目光放到陵墓建筑之上。除去那些位于荒郊的群葬场不谈，陵墓是极受中国人重视的一个建筑种类。下至富人的私人墓葬，上至配有石道、祭堂、墓塔等形制森严、占地广阔的古今帝王陵寝，这些都称得上建筑艺术之瑰宝。由墓地出发，研究对象转向寺院。在时光的漫漫长河中，寺院建筑发展演变出了极为复杂多样的类型与风格。诸神都有自己的庙宇，这其中包括了分布广泛、极具中式风格的小神仙庙，也包括了气势宏伟的天坛与地坛。此外，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催生了不同的宗教建筑，道观、佛寺、喇嘛庙、孔庙、清真寺等不一而足。诸如圣寺、石窟寺等出于某种目的而造的特殊建筑同样种类繁多。对寺院的研究也包含了对佛寺这类男性修道场所及尼姑庵这类女性修道场所的研究。这种按性别区分寺院的方式，不仅在佛教、喇嘛教及道教建筑中得到体现，更是同阴阳这一传统中国思想相契合。
中国的城市及乡村中还遍布着各种木制、石制或铜筑的牌坊、印度式或中式宝塔、城门、城墙、墙垛及其他装饰性建筑，它们风格鲜明，堪称纯粹的艺术珍宝。最后，研究还将着眼于各种城市设施、高超的园林艺术以及诸如运河、水利、石板路、桥梁等工程建筑。
通过对建筑实物的研究，我们还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建筑文化，感知那些几乎总是伴随着建筑出现的精美纹饰与宏伟雕塑，继而明晰这些古今瑰宝的艺术价值，梳理其发展脉络。更进一步地说，我们还可以了解上至天才建筑师、下至普通工匠所使用的每一款建筑材料、每一个建造工艺、整个建筑行业图景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国建筑学科知识。如此一来，借助对建筑艺术这个意义最为重要、范围最为广阔的文化分支的研究，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也将获得根本性提升。
研究过程中最为必要的是对每一个建筑物进行尽可能精确的测绘与记录，避免误差的发生。因此，记录主要采用几何测绘，尤其是对其进行平面几何测绘，所有特征性细节及其艺术表现都记录在案。此外，透视图与照片也作为辅助方式被运用于记录中。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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