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哈特是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一生著述宏富，作为其遗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更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此书出版后，风靡全球，受到了读者的好评，是一部公认的权威性著作！李德·哈特非常重视记录军事领袖们在事件当时的实际想法和 “谈话记录”，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写作。对于本书，他曾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访问英国和同盟国指挥官们的时候， 我对于和他们的讨论，总是作了详细的‘为历史而写的笔记’（Notes for History），尤其是要记录他们在当时的观点--作为对官方文件记录的补充和一种对于事后所写的回忆录和记载的核对工具。”精装版增加了40余幅黑白照片。
原子弹与日本投降
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历时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丘吉尔在他的战时回忆录最后一卷中曾经叙述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４日的往事——当时他正在波茨坦与杜鲁门总统和斯大林一同出席那次会议。美国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Ｍｒ． Ｓｔｉｍｓｏｎ），把一张上面写着密语的纸条给他看，上面写的是“婴儿顺利出生”。史汀生解释它的意义——那就是说原子弹的试验已于前一天获得成功。丘吉尔说：“美国总统立即邀请我和他作一次会商。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马歇尔（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和李海（Ａｄｍｉｒａｌ Ｌｅａｈｙ）。”
丘吉尔对当时的情况所作的记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其主要部分是值得引述如下：“我们似乎是突然地感觉到在东方可以对于屠杀获得一种仁慈的避免，在欧洲也可以获得远较光明的前途。我确信我的美国朋友们在内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不管怎样，对于原子弹是否应该使用的问题，我们是从未作过一分钟的讨论。只需付出少数爆炸的成本即能表现压倒性的威力，足以避免巨型和无限期的屠杀，结束战争，带给世界以和平，对于受苦受难的人类伸出抚慰的手来。在我们所已经受过的一切艰苦和危险之后，这简直似乎是一种解脱的奇迹。”
“７月４日，即在这次试验举行之前，英国人即已在原则上对于此种兵器的使用表示同意。现在最后的决定就是以杜鲁门总统为主，因为他是兵器的主人；但对于这个最后决定将是什么，我是从未表示怀疑；同时我也绝未怀疑他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当时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压迫日本投降的决定，甚至于可以说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历史的事实的确是如此，虽然其功过是应留待后人来评判。在当时环绕着我们桌子旁边的人都是一致、自动、无疑义地表示同意；我没有听到有任何人曾作一点我们不应这样做的暗示。”但以后，丘吉尔本人对于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却开始表示他的怀疑，因为他曾经这样说：“若假定日本的命运是由原子弹来决定的，那实在是一种错误。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它的失败早已成为定局，那是压倒性的海权所造成的。专凭海权即可能夺占用来发动最后攻击的海洋基地，并迫使其国内陆军自动投降。因为它的海上航运早已被摧毁。”丘吉尔同时又提到在原子弹投下之前的３个星期，在波茨坦斯大林曾经私下告诉他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已向苏联表示日本有求和之意——丘吉尔并且又补充说，当他把这个消息转告杜鲁门总统时，曾建议同盟国的“无条件投降”要求也许应作某种的修改，以便可以减少日本投降的障碍。
但是日本人的这种和平试探发动得还要更早，而且美国当局也早就已经知道。１９４４年圣诞节之前，华盛顿的美国情报机构即已从在日本的一位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方面获知已有一个主和派正在发展之中。这位人士预测在７月间代替东条组阁的小矶国昭不久即将下台，而接替他的人将是铃木贯太郎。他在日皇主持之下，将开始进行求和的活动。这个预测在４月间就灵验了。
４月１日，美军在冲绳登陆。这个消息传来使日本国内大感震惊，再加上苏联又在此时通知日本废除其与日本之间的中立条约，所以遂使小矶内阁于４月５日垮台，代替他出任首相的人即为铃木。
虽然主和派的领袖现在已经组阁，但他们对于求和的工作却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早在２月间，遵从日皇裕仁的指示，日本政府曾向苏联要求，希望它能以“中立国”的地位，来居间作成日本与西方同盟国之间的和平安排。这种要求是透过苏联驻东京的大使，以后又透过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但结果都是毫无下文，苏联人并不曾替他们做传达的工作。
过了３个月才算有一点暗示。这已经是５月底，霍普金斯以罗斯福总统个人代表的身份，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未来的问题。在他们第三次会谈时，斯大林曾提到日本问题。在２月间的雅尔塔会议时，他已经同意加入对日本的战争，其条件为取得千岛群岛、库页岛的全部和在满洲的支配地位。斯大林现在就告诉霍普金斯，他在远东的兵力到８月８日即可完成进攻日本在满洲基地的一切部署。他同时又说，如果同盟国仍坚持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则日本人也就会死战到底；反之，若能对于这一点加以修改，则也许足以鼓励他们投降——于是同盟国仍可照样贯彻其意志，并获得同样的实质结果。他同时又强调苏联希望在对日本的实际占领中也能分得一席地位。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曾透露“日本的某些分子”曾作“和平的试探”——但他却并不曾说明这是透过大使的正式接触。
远在冲绳会战结束之前，胜负即早已分明。同时这也是可以断言的，一旦该岛被攻占之后，美国人也就更会加强其对于日本本土的空中攻击，因为在那里的机场到日本的距离尚不及４００英里——只相当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同样距离的１／４。
任何略知战略的人，都会完全了解情况已经毫无希望，尤其是海军大将出身的铃木更不待言，他个人的反战态度远在１９３６年曾经使他的生命受到陆军极端分子的威胁。但是他和他的谋和内阁却正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他们虽然热切地希望和平，但若接受同盟国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即似乎是出卖了在战场上的军队；他们都愿意死战到底；而且这些部队手里还控制着大量的同盟国平民和战俘可以当作人质，所以如果条件过分的屈辱，他们也许会拒绝服从“停火”的命令——尤其最严重的，假使同盟国若要求废除天皇，那又怎能接受呢？在他们心目中，天皇不仅代表主权，而且也就是神的化身。
最后还是由日皇本人来打开这种僵局。６月２０日他召开一次御前会议，由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６位成员参加。日皇亲自告诉他们：“你们应考虑尽可能立刻结束战争的问题。”所有６位大员对于这一点都表示同意，但是当首相、外相和海相准备作无条件投降时，其他３个人——陆相和陆海两军参谋首长——却主张继续抵抗，直到可以获得比较温和的条件时为止。最后所决定的即为派遣近卫公爵以特使身份前往莫斯科去尝试展开和平的谈判——而日皇更亲自指示他应不惜任何代价以获致和平。作为一个预备步骤，日本外务省又于７月１３日以正式照会通知莫斯科说“天皇希望和平”。
这个照会到达斯大林手中时，也正是他准备前往波茨坦的时候。他给予日本人以一个冷峻的答复，认为照会内容不够确定，所以他无法采取行动，同时也拒绝接见来使。不过这一次他却把这件事情大致地告诉丘吉尔，于是丘吉尔才又转告杜鲁门，并附带加上他认为“无条件投降”的硬性要求似应略加修改的建议。
两个星期之后，日本政府又向斯大林致送一项照会，对于近卫特使的任务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所获得的仍然是一个类似的否定答复。此时，丘吉尔政府已在英国的大选中被工党所击败，于是艾德礼（Ａｔｔｌｅｅ）和贝文（Ｂｅｖｉｎ）代替丘吉尔和艾登前往波茨坦继续出席会议。那正好是７月２８日，斯大林在那一天曾把日本这次再要求的经过向与会诸人作了简单的报告。
不过，美国人却早已知道日本想要结束战争的愿望，因为他们的情报机构已经截获日本外务省发给其驻莫斯科大使的密码电报。
但是杜鲁门以及其主要顾问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现在却一心只想使用原子弹以加速日本的崩溃，正好像斯大林之一心想赶在对日战争尚未结束之前参加这个战争，以求能在远东获得一种有利的地位一样。
还有一些人所感到的怀疑是尤过于丘吉尔。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即为海军上将李海，他是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美国总统的参谋长。他对于使用这种兵器来对付一般平民的观念深表厌恶。他说：“我个人的感想是这样，由于我们第一个使用，也就使我们已经采取一种相当于黑暗时代野蛮人的道德标准。我所受的教育是从未教我这样地从事战争，而毁灭妇孺也不可能赢得战争。”一年以前，有人主张使用生物性兵器，李海也曾向罗斯福力表反对的意见。
在原子科学家之间，意见也并不一致。在争取罗斯福和史汀生对原子兵器的支援时，布什博士（Ｄｒ． Ｖａｎｎｅｖａｒ Ｂｕｓｈ）是居于领导的地位。同样的，丘吉尔的私人科学顾问齐威尔勋爵（Ｌｏｒｄ Ｃｈｅｒｗｅｌｌ），也是一个主要的提倡者——在未授封爵位之前，他的头衔为林德迈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所以毫不足怪的，当史汀生于１９４５年春季指派一个委员会，由布什领导去考虑对日本使用原子兵器的问题时，这个委员会即强烈地主张原子弹应尽可能立即使用，而且对于它的性质事先不应作任何警告——因为正像史汀生以后所解释的，害怕那也许是一颗“哑弹”（Ｄｕｄ）。
相反的，另有一群原子科学家，以弗兰克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ａｍｅｓ Ｆｒａｎｃｋ）为领袖，不久之后，即在６月的下旬，曾联名上书史汀生，表示不同的结论：“对日本突然使用原子弹固然可以获得军事性的利益和节省美国人的生命，但若在全世界上造成恐怖和反感，则似乎还是得不偿失……假使美国首先对于人类使用此种新型无限制毁灭工具，则它将会牺牲全世界舆论的拥护，引起军备竞赛，并妨碍对于此种兵器未能管制达成国际协定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些考虑足以构成不应对日本提早使用核子武器的理由。”
但是那些与政治家比较接近的科学家所发表的意见通常比较易于受到重视，所以他们这种热忱的意见也就足以影响决定——他们已经说服政治家认为原子弹是一种结束战争的最迅速和最简易的方法。对于已经生产完成的两颗原子弹，军事顾问们建议了５个可能的目标，经杜鲁门与史汀生研究之后，遂决定选择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其理由是认为它们既然含有军事设施，而又有“最易于炸毁的房屋和其他的建筑物”。
所以在８月６日，第一颗原子弹遂投在广岛，毁灭该城的大部分，并杀死８万人左右——约占全城居民的１／４。３天之后，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在长崎。当杜鲁门总统从波茨坦会议结束后由海上回国时，他才听到原子弹已在广岛投下的消息。依照当时在场的人所报导，他不禁得意高呼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
但是对于日本政府的效果，却远不像西方在当时所想像的那样严重。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反对无条件投降的那３位大员并未因此而发生动摇，他们仍坚持对于未来必须首先获得某种保证，然后始可投降，尤其是以“天皇地位”的维持最为重要。至于说到日本的人民，他们是直到战后才知道在广岛和长崎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８月８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次日即进兵“满洲”，这对于加速日本的投降，其效力似乎是并不亚于原子弹，但是重要的因素还是天皇的影响作用。８月９日，在另一次御前会议中，日皇亲自向出席的６位大员指出，情况的无望已至为明显，他本人是强烈地主张立即求和。于是那３位反对者才比较有屈服之意，而同意召开一次重臣会议——在那个会议中天皇本人可以作最后的裁定。同时，日本政府也用无线电宣布愿意投降，不过其条件为天皇的主权仍受尊重——关于这一点，７月２６日的同盟国波茨坦宣言是不曾提到的。经过若干的讨论，杜鲁门总统遂同意接受这“但书”，对于“无条件投降”而言，这要算是一个显著的修改。
即令到了此时，在８月１４日的重臣会议时，意见还是有很大的分歧，但日皇却作了最后的裁决，他颇有决断地说：“若再没有其他的人发表意见，则朕将表示朕本人的意见。朕要求诸位必须对此表示同意。朕认为日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自救。因此朕已痛下决心忍其不能忍，受其所不能受。”于是日本遂用无线电宣布投降。
其实并不真正需要使用原子弹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诚如丘吉尔所云，当其船只的９／１０都已沉没或不能行动，其空中和海上的兵力都已被摧毁，其工业已经被破坏，其人民粮食补给已经日益缺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日本的崩溃实在是早已成为定局。
美国的战略轰炸调查报告书（Ｕ.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也同样地强调这一点，不过却又补充说：“假使日本的政治结构能够对于国家政策作比较迅速有效的决定，那么在军事已经无能为力与政治承认无可避免的现实之间的时差也许即可以缩短。话虽如此，但似乎还是很显明，即令不使用原子弹，空中优势也仍能产生足够的压力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取消侵入需要。”美国海军军令部长金恩也曾认为，“只要我们愿意等待”，则仅凭海军封锁即可“饿得日本人非屈服不可”——因为他们缺乏油、米，以及其他各种必需的物资。
李海上将的判断对原子弹的不需要是更加强调：“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这种野蛮兵器对于我们对日本的战争是并无实质的帮助。由于有效的海上封锁和成功的传统性轰炸，日本是早已被击败并已准备投降。”
然则为什么要使用原子弹呢？除了希望想迅速减少美英两军人命损失的直觉想法以外，是否还有任何其他的强烈动机呢？有两个原因是已经可以发现出来。其一就是丘吉尔本人所透露的。在叙述他在７月１８日那一天听到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和杜鲁门总统会商时的情形，他曾经对于当时在座诸公的心情作了下述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不再需要苏联人。对日战争的结束已经不必再依赖他们陆军的参加……我们不需要再求他们帮忙。几天以后，我告诉艾登先生（Ｍｒ． Ｅｄｅｎ）说：‘非常明显的，在目前美国是不愿意苏联人参加对日本的战争。’”斯大林在波茨坦要求分享对于日本的占领，曾经使美国人感到非常为难，而美国政府是十分地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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