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镀金时代的诱惑与救赎
|伍继延
“这是一个蓬勃发展、万象更新的时代。商人获得了自农耕文明以来*好的声誉，以时代英雄与社会偶像的名义，被青年一代膜拜。追求功利，进而求得个人财富**化成了不少人逻辑正当的人生追求。一些社会精英一边加入尖锐批评的合唱团，一边四处出击忙于勾兑猛赚好处。”
当我在记录者李军奇的书稿《喧哗年代》中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有些恍惚起来。
我好像读到了去世不久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又恍惚读到的是马克·吐温笔下《百万英镑》的荒诞。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道：“这是一个*好的时代，这是一个*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身处与150年前狄更斯的英国、100年前马克·吐温的美国、50年前马尔克斯的拉丁美洲相似的当代中国的镀金时代，实录中国精英各阶层断裂与转型之难之痛的《喧哗年代》一书，似乎有特别的阅读价值。
因为特别的对象、真实的记录、深刻的思考，这本书虽然只是一个七零后记者近年来采访的结晶，但是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诱惑和救赎！
在万花筒式的人物与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后，在读毕全书掩卷长叹白云苍狗世事无常时，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被商业浪潮全面冲击的年代，社会精英首当其冲！但建构什么样的商业文化，委实需要社会精英的自省和蜕变。“中华民族到了*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这不仅是我近年来一直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且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的真实感触。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帝国主义。一个千古未有之巨变的时代已然到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兴替、新兴帝国的崛起与老大帝国的衰朽……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和一整套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与制度。
历经几代人多角度全方位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华文明终于迎来了复兴的曙光。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等等，正在夯实着大国复兴的基础。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契约观念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的这一代工商企业家，由于他们*直接参与社会变迁，接触到**潮的国内外事物，他们在对自身利益关注更强烈的同时，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社会转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他们也是*活跃、*有思想的群体。
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近接受采访时更明确提出：“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
中华商业文化迫切需要历史性的大发展，而华商的崛起将是中华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是中华商业文化复兴的新希望。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靠耕读传家，工业文明时代则应该商学皆本。中华民族到了*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复杂现状：我们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商业伦理缺失和市场法治缺乏等问题，迫切需要确立商业文化地位、加快商业文化发展、完善商业文化体系、高扬商业文化旗帜。
从大历史的尺度、全球化的视野和新中华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我认为正在成长的中华现代商业文化是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如果与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成功融合，将使新中华文化能够依靠内生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更好更快地实现伟大复兴。所以新的中华商业文化不仅仅是全方位的现代商业文化，也必然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新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基础。
《喧哗年代》一书记录了当下各类精英在商业社会中的奋斗、荣耀和挣扎，这是作者为历史留下的一份特别的底稿——作者以抛弃伪饰、逼近人性的方式真诚地拷问这个镀金时代。身为这些群体中的一员，我自知我们无一日不面临商业文化的翻新和淘汰。欢笑与泪水齐飞，诱惑与救赎同在。
三千年前，面对传统社会的礼崩乐坏时，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情怀和“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勇气，让此刻身处巨变时代的吾辈感同身受。正如莲花因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花中之君子；我希望华商也能够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超越拜金主义的诱惑，实现商业文化的救赎！
（作者系著名商会活动家，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商会与商帮分会会长。）
序二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精英
|石扉客
2014年9月，令人尊敬的杨伟光先生去世。已经退休多年的杨先生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CCTV）*令人尊敬的领导，开创了包括《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在内的中国电视界黄金时代。我曾在CCTV待过四年，这几天，听前同事们用各种不同的细节、从各个不同的维度缅怀他们的老台长。《东方时空》的老编导们甚至在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自发为他搭了一座灵堂。
在这些老人们看来，杨伟光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人格符号。而他的离世，使得这个黄金时代和当下的*后一丝联系戛然而止。他们追悼杨伟光的伤痛，正是对曾经有过的充满创造力的美好年华一去不复返的伤痛，也源于无力改变现状这一胸中块垒。一个人在去世后的哀荣，竟然能寄寓一代电视人的追忆、一个时代的荣光。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诠释“精英”这个字眼的了。
又想起恰好在此时，阿里巴巴在美上市，马云挟令人目眩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倏尔而来，成为这个国度的新首富，激起一波又一波的焦点话题。
创造了天量财富的这些商界奇才，毫无疑问也是这个时代出类拔萃的精英。我只是在想，在普罗大众的八卦式嫉恨和市侩式崇拜之外，在商业媒体们津津乐道的商业法则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勇气与能力来保持对他们的平视甚至是审视？他们，这些不折不扣的精英们，是否还能在这些繁华与喧嚣中突围而出，再往前走一步甚至更多步，避免财富神话的昙花一现，充满自觉性地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甚至成为一个引领时代前行的公共英雄？
军奇在书中不只有确证，也有他的疑惑。我知道他在《精英》杂志致力于商业研究多年，精耕人物报道，笔力雄健，颇有建树。答应他为这本书写序也已经很久，我却一直不知道如何下笔。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定义这本书里所写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名流与大贾，这些我们这个时代里涌现出来的精英们。
军奇尝试扫描这一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精英群落。在他大开大合的笔下，这些精英裹挟各自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理解，投入各自的“生产”，由此而奠定各自的身份与利益格局。毫无疑问，他们是名利场中人。对名利的追逐，与对社会的担当，水乳交融，时刻考验着他们的行事风格和言说习惯。当然，呈现这一切的，是丰富的故事、节制的叙述。
再回到老台长杨伟光。新闻评论部这个被鲜花装点起来的灵堂，就搭在进门大厅那个著名的部训“求实、公正、平等、前卫”之下。这八个字，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一位老央视人对我说，他们叫现任台长为某部长（其曾任职原广电部），叫上任和上上任台长为某台（姓氏加职务，这也是对电视台长的普遍叫法），而对更早的台长杨伟光，他们却一致性习惯叫老杨。
何其相似。在军奇的东家，也是我曾经工作过的老东家南方报业集团里，无论是在职的还是已经离开的南方老员工们，大多习惯称呼老社长范以锦为老范。范以锦，也是这本书里写到的精英之一，正如杨伟光之于CCTV的意义，范之于南方报业，留下了足以让后辈新闻人景仰的辉煌烙印，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
而老杨和老范这些貌似简单的称呼，也承接着那个时代暗含的隐秘，正如1984年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喊出来的“小平你好”，也正如联想极盛时期内部互相简称元庆、传志。这既是一个人际关系上排斥掉等级官位之后的平等界定，也意味着那个时代曾经有过的难以想象的活力与自信。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精英？这个问题，应该也是这本书要回答的。在我看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答案会逐渐浮现。
没有人能够回避这个问题。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博客天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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