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实践/汉语国际传播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对多年来在教学中所遇到的跨文化交际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归纳，对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描述，并试图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以求解决汉语国际教育中跨文化交流的各种问题，化解文化障碍，力求取得共识。《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实践》完全从教学实际出发，对汉语国际教学中外国学生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解读与误解，进行了剖析与疏解；从汉语语用功能及交际策略的角度，对外国学生的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一些文化冲突，进行了详尽地阐述与分析。《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实践》与其他跨文化交际*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借助“他者视角”来解读跨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这也是全书的出彩之处。作者对来华各国留学生作了长时间、多层次的跨文化适应调查与访谈，历时弥久，甘苦备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探究式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如何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过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做到与时俱进？这些都是拉克劳、墨菲这样的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向我们提出的很尖锐的挑战性的问题。
《后新文丛：后马克思主义 解构还是僭越》为我们全面解读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以及作者的自身见解。
曾枝盛，1944年生，男，广东怀集人，曾留学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著有：《阿杜塞》、《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后马克思主义》；主编和参与编撰的著作十余部，其中主编的《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的最新研究》被译成英文，以“A Review on Marxist and Left Debates”为书名在英国和德国出版。
导论
第一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西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二、后马克思主义初现端倪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四、后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
第二章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一、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产生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氛围
二、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萌发的前阶
三、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四、法国后现代主义一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三章 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
一、新霸权理论的内涵
二、新霸权是传统霸权思想的继承
三、终结与超越：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新霸权主体的表达
四、形式各异的新霸权理论
五、新霸权理论评析
第四章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观
一、思想来源
二、主要思想派别及其观点
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第五章 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一、对生态问题原因的揭示
二、应对生态危机的策略
三、评析
第六章 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
一、社会历史发展主体论
二、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论
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论
四、社会主义观
第七章 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一、激进民主：新左派的选择
二、全球民主：帝国时代无产阶级的解放策略
三、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
第八章 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
一、基本内容
二、核心范畴
三、评析
第九章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一、左翼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二、中翼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三、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四、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附录 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学术界
一、学界吹来“后马克思主义”风
二、学术界的五点歧见
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
后记
《后新文丛：后马克思主义 解构还是僭越》：
（二）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成果在生产当中的应用加速了社会的变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一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经济与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的新特征，并在书中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对话”“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但贝尔在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时指的是一种时间段上的划分，和真正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内涵相去甚远。
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结构特征的后工业社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阶级结构、政治职能及其意识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在经济上加强了干预，通过社会福利计划保持了劳动力的储备，在政治上通过选举实现了政治包容，通过集体商讨来驾驭阶级冲突，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趋于稳定，新的科学技术也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并以强大的力量重塑劳动、休闲、教育、通信、政治和人的身份，根据生产活动而组成的阶级结构不再成为个人身份认同的唯一根据。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工资和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导致私人消费剧增，60年代中期几乎成为“消费年代”的代名词，随着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不同的消费能力形成不同的群体，消费品的品牌这种符号成为社会明显的身份象征；60年代以后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对性别正义的追逐，使性别身份趋于重要。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这部首次涉及环境问题的著作以及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引发对“生产至上”的质疑，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遭遇挑战。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弊端，随着国家干预领域日趋扩大导致的官僚主义逐渐成为不平等和各种社会对抗的一个重要根源，继“五月风暴”之后，各种新社会反抗运动纷纷呈现——女权主义运动、公民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等，历史条件的变化，问题域的转换，为后马克思主义构建出新的历史语境提供了可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勒和安德烈·高兹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马勒在1959年就在《论辩》杂志第1～3期上发表了《一个在变化的工人阶级》的文章，到1963年又发表了《新工人阶级》的著作。在这种新工人阶级之中，没有巨大的工会官僚阶层，他们受过高级技术训练，他们不少人已经成为技术工人，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并不厌恶，相反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斗争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采取有组织的协调良好的短期罢工。在战略上，他们采取“企业工团主义”的路线，提倡生产集体与自治，为争取和平地把企业的权力转到工人自己手中而斗争。这也是新工人阶级未来斗争的唯一的根本出路。高兹在《劳工战略》和《告别工人阶级》的著作中表达了与马勒同样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属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一翼，与当下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大体是一致的。所以蒙克称他们的。新工人阶级“为”后马克思主义工人“是不无道理的。另外一个是阿尔都塞的弟子普兰查斯，他的著作发表较晚。普兰查斯于1968年发表了《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这部著作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状况作出了”结构主义式“的分析研究，对马勒和高兹的”新工人阶级“观提出异议，以”新小资产阶级“来描述工人阶级出现的新变化，以激进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和边缘化。普兰查斯的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比阿尔都塞走得更远，在关于国家、权力和未来社会主义策略方面比阿尔都塞更加深入、更激进，普兰查斯的理论与80年代公开宣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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