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_宋蓉著_9787532582068

　　汉初，郡国并举，形成了政体上的东西分治。本文以考古学资料为中心，在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文化与政治因素的互动中再度观察汉代的郡国制问题。通过对关东地区汉墓的综合研究，探讨了关东汉代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脉络，揭示出当地汉文化发展的渐进改良模式。进而，通过与两汉政治环境变迁的对照，指出汉代制度层面的郡国分治与社会文化的东西异制相互影响，移风易俗，平稳而有效的整合了地域差异显著的关东之地。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们活动留下的物质遗存，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物质遗存来了解古代人们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同时考古学研究还主张“透物见人，以物论史”，这个“人”不仅包括创造、使用考古学遗存的那些具体的人，也包括由那些具体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等方方面面。这里的“史”也不仅仅是指那些历史上发生的具体事件，还包括了这些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等隐含在历史事件背后的诸多问题。因此，“透物见人，以物论史”，不仅是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使命之一，更成为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所追求的境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其自身的政治制度为范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国家，使得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封建政治，转向以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政治，实现了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变，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对于秦始皇统一事业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不论作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不过秦王朝的统治仅仅维持了15年，经过秦末的楚汉战争，当西汉王朝建立之始，统治者面临着如何对广大的帝国疆域进行控制和管理时，却并不认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是最理想的政治体制，在“封建”和“郡县”之间左右权衡，最终选择了“郡国并行”，使得汉王朝的疆域内形成了东部王国、西部郡县的分治局面，这种局面从制度的层面一直延续至汉末。为什么西汉初年未能延续秦王朝所建立的郡县制度，而是出现了“郡国分治”的反复？“郡国分治”为汉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什么？这些始终都是史学家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一书，则是从考古学的视角，以对关东地区大量汉代墓葬的研究为基础，尝试对汉代“郡国分治”这一中国历史上关乎政治制度的重要历史事件作出考古学的解读。

　　在本书中，作者分别从东部王国区和西部汉郡区汉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入手，通过观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建立起两个地区汉代墓葬的时空框架和层次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墓葬中出现的不同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对各区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和不同类别墓葬的阶段性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郡国分治对王国地区和汉郡地区的各阶层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汉初的郡国分治与不同地域存在的文化差异具有一定关系；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政治主导原则对政区设置日渐起到决定性作用。最后，作者将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解释相结合，指出汉代的郡国分治在政治层面，建立了一套适应集权统治的新制度，在社会文化层面，则平稳而有效地统合了地域差异显著的关东之地，从而得以实现汉代政治与文化的大一统。

　　《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一书最终讨论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但其基础实为踏踏实实的考古学研究，这集中地表现在作者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所进行的类型学研究上。首先，作者在具体的类型学分析中，不论是划定类型，还是确认式别，原则明确，表述清楚，为后文进行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并据此建立了关东地区汉代墓葬分期与年代的标尺。其次，作者根据关东地区东、西两区的差异，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东部地区划分出的冀中南、鲁北和鲁南苏北皖北豫东三区因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上表现出较多的共性，遂首先建立了统一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类型学体系，然后分别就各区出现的墓葬形制和典型随葬器物的形态演变进行讨论。西部地区划

　　分出的晋中南豫北区和豫西南鄂北区，在随葬器物的类型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别，从而分别在两区中对该区的典型随葬器物进行类型学的分析。若将上、下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似乎有不甚统一的感觉，但这却是作者在对关东地区4000余座汉代墓葬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之后，依考古学材料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点而采取的处理方式，也不失为本书的一大亮点。本书的另一大亮点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不仅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还积极实践了“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的理念，如通过不同类别墓葬的发展变化看到其所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变迁，通过汉墓共性因素与不同文化因素的消长来说明文化传统和政治因素对汉代政区设置所产生的影响等，从而对所观察到的汉代郡国分治下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进程都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观点。

　　如果说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的话，那就是作者将关于西汉初年各地在文化传统上所存在的差异与实行郡国分治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讨论置于郡国分治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之后，而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看，当是郡国分治在前，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在后。不过，汉代初年之所以选择郡国分治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涉及到汉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历史问题，而本书是尝试从考古学的视角对这一历史问题进行解读，选择将政治制度对社会各阶层人群及其文化的影响放在首位，也许正是作者意在说明可以透过考古学的研究去说明政治与社会、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一种选择。当然，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本身即非常复杂，也不是这一本书就能够解决的学术问题，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使得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能够进一步深入。

　　《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一书是以作者宋蓉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蓉于200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当年即因学习成绩优秀被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两年后又因在硕士学习期间表现优异直接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我作为宋蓉的硕士和博士的指导老师，曾担心她会因为直博而缺少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训练，从而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宋蓉天资聪慧，思维活跃，学习上又十分努力刻苦，在攻读博士期间她对汉文化的形成、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转变、古代中国从封国到帝国发展道路的转变等问题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通过多次讨论最后决定以“通过对汉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探索汉代郡国分治这一政治制度”作为她博士论文的主要方向。在收集资料和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她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对学术的执着和对问题的敏锐的观察力。作为研究的基础材料，具备条件的汉代墓葬有4000多座，要对这些墓葬进行整理，制作卡片，建立墓葬登记表，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像的；在进行这些基础工作的同时，她一直都在思索怎样通过考古学研究去阐释重大的历史问题，并最终抓住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在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去阐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是文化可以影响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则是当政治决策发挥作用时反过来会主导文化。遵循着这样的研究思路，宋蓉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可贵的是，在她已经走向工作岗位之后，仍然没有停止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或是由于材料的更新，或是由于研究的深入，相比于博士论文，她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正，如对胶东半岛海陆交流问题的补充，对晋中南豫北区与豫西南鄂北区地域文化差异的认识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宋蓉治学的严谨和对学术的追求。

　　我非常高兴看到《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一书的顺利出版，这是对宋蓉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最好回报，也欣喜于透过此书的出版看到了中国考古学界又一个新秀的成长，更期盼着在不远的将来，宋蓉还会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取得更大的成就，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滕铭予

　　2016年6月16日于长春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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