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究_秦宣著_978704046288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究》主要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全书共分五编。其中，第一编主要从整体上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第二编主要研究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三编主要研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第四编主要研究了科学发展观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第五编主要研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究》是作者近20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汇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究》与作者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

　　四、关于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看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冷战时期特有的意识形态差异，国外许多人对中国持反对甚至敌对态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西方国家中虽然不乏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但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政要对中国持敌视态度，挂在他们嘴边的常常是对中国并不友好的话语，并时而鼓吹“中国威胁论”，时而鼓吹“中国崩溃论”，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后逐渐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并使国外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改变。1978年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中国发展模式正日益成为国外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大凡影响大一点的国际学术会议必然会涉及中国问题；国外政要对中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重视，“中国因素”正日益成为国际政要认识和把握世界格局的重要影响因子，国外一些国家国内大选时经常会涉及“中国话题”；国外政府对中国发展道路越来越重视，“中国经验”正成为国外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试图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借鉴有用的经验。这一切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其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也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外学者和国外政要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呢？我们认为，目前，还很难得出这种结论。现在虽然冷战结束了，但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停止。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最近几年，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外人士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时，也存在着不少误解甚至是偏见。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走的是“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今天执行的是一种类似于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有的学者甚至直言，中国道路其实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西方学者和政要在谈“中国模式”时，在肯定中国的成就时，故意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们不愿意甚至很少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偏见造成的。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取得的，那等于他们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而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与许多学者和政要企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意愿相违背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宁愿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概念，试图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他们虽能比较客观地承认中国的成就，但对取得成就的原因却讳莫如深。他们看到中国的成就并非按西方的价值标准取得，害怕因此丽否定了西方的价值观。此外，国际社会仍有不少政要对中国怀有偏见，担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取代他们的地位，这是“中国威胁论”时常泛起的重要原因，也是在重大事件面前国外政要常常表示出对中国不友好的一个深层原因。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国外学者和政要眼中的“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其一，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成功在予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二，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其三，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强调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其四，中国道路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即通过“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与积累的方式”来不断发展自己，等等。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国外学者更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在部分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已经证明，过去行之有效的欧美发展模式已受到严峻挑战，面对经济长期低迷、人口加速老化、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负担越来越重等问题，尤其是面对尚未结束的世界金融危机，过去的发展模式难已为继，而中国模式恰恰提供了“一股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共同繁荣的驱动力”。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如贫富收入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因此他们断言中国的未来是“测不准”的。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政要，一直对中国持排斥态度，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对世界造成威胁，因而在不断地制造“中国威胁论”。我认为，不管国外人士如何评价中国，当代中国最为紧要的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因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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