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传统与现代的和解共生
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的改革事业逐渐跨入深水区，亟需顶层设计的战略指导。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是为了在实践中摸索前进，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迫切需要一场“大讨论”来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为接下来的改革凝聚共识、指明方向。近日，王小东先生撰文称“儒家思想不能主导中国改革”，从否定的角度触及了这一话题。
在王先生看来，儒家思想之所以不能主导中国改革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讲究尊卑长幼的儒家礼制已不合乎平等、独立、自由的现代价值观；二是在现代这个国际竞争的“大争之世”，儒家的保守性敌不过西方强国不择手段的进攻性，“可与守成”而“难与进取”。前者是对儒家之“体”——价值性的否定，后者是对儒家之“用”——有效性的否定。三言两语之间使儒家体用双废，可谓一招毙命。不过细想一下却未必如此，以上两点不仅不是儒家的致命缺点，或许恰是其克治中国乃至人类当下时弊的制胜法宝。
在中国，不论激进者还是温和者，其本质都是现代派，只不过在西方价值观的先后排序和实现手段上有所分歧罢了。作为现代派，他们共持对于传统的轻蔑立场：激进者要彻底打倒传统来为现代化开路，温和者也不过勉强承认传统曾有过一点历史进步意义罢了。
这种恃今傲古的片面性造成了现代派的思想盲区，他们只看到现代化的艳丽外表，却看不到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于是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现代化不充分的结果。其深层次的思维根源是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从“五四”直到今天，现代派一直都在梦想着“科学万能论下的民主乌托邦”，但这其实只是遥不可及的西洋幻境，并非植根大地的中国梦。
中国的改革事业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故反思改革必须从反思现代性的人类总体高度来展开，否则便无法把握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其实西方早已出现后现代主义，只不过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多是无力的哀叹和惆怅，缺乏积极有效的克治手段。面对现代性的迷思，前现代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一样，都可以成为一种批判和矫正的力量。儒家以其几千年政教文明的深厚积淀，无疑具有担此重任的能力。
儒家思想不过日用伦常之道，但正因为其平常，才能超越时代、万古不变。故儒家思想不存在过时的问题，而是贯通古今、与时偕行。相比之下，现代普世价值好似一堆抽象空洞的华丽辞藻，悬浮于脑而未契乎心，看上去很美，实则既未“造道”遑论“有德”，不过是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口号罢了。
同样，所谓国际竞争也不过是现代性极端扩张的一部分。王小东先生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说白了就是弃儒家而取法家。当年的秦国确实借助法家的改革走上了横扫六国的统一伟业。但请别忘记，大秦帝国在短短的15年后也与六国一样灰飞烟灭了。毁灭别人的力量同样能毁灭自己，古代的法家改革是这样，今天的现代化改革依旧如此。中国若欲和平崛起，需要学习的不是秦始皇而是周文王，这才是强而不霸的王者之道。
现代化本是为人服务的，现在却反过来成为一种异化人、裹挟人的力量，实在有违初衷。王先生一边主张平等、独立、自由的普世价值，一边却又偏爱法家争霸的富强之术，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仅凸显了其个人的思想纠结，更反映了现代性内部的悖论和困境。
是故为了矫正现代化的弊病，应对不断恶化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趋势，使人类能役物而不役于物，在现代化之外还需要传统化的同时展开。传统化与现代化好比阴阳之和合化育万物，又如车之双轮互相平衡，保证人类的发展合乎中道而不偏于两端，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当然，健康的传统化只能是儒家化而非法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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