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思想研究》是国际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的重要新作， “跨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代表性成果。本书包括四个部分：一，用中国文化特色认清中国文化道理；二，依靠汉字文言靠关系划分古代历史分期；三，用整体观点考察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四，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礼治”的特别考察。作者认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对汉字的书写和应用，是中国文化思想产生和发挥影响的背景。由于汉字的生成（造字系统）主要靠会意字和形声字，中国的文化思想也就具有同源相生、自成一体的特点，与西方文化思想是根本不相干，也不相同的。所以，要用中国的材料来研究中国的思想，不要用西方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的材料。很多西方学者，包括近现代很多中国学者，都在用西方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的材料，这是错误的。本书概要地选取了甲骨文占卜、易经象数、中国历法（干支）、中国医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礼治制度等方面的“中国的材料”研究，展现出中国文化固有的生命力和走向未来的动力。
本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方法论研究”的首批成果，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承 担执行，由承担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跨文化方法论研 究首期讲座”的10位中欧学者撰写。
跨文化学发端于北京大学，学科奠基人乐黛云先生, 同时是我国比较文学专业的开创者，以往我国跨文化领域 的学者大都集中于这个领域。在法国，由新一代汉学家金 丝燕教授领衔，近年也开展了跨文化学科建设。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将跨文化研究向传 统国学领域全面推进，强调将跨文化学与传统国学综合研 究，让这门吸收世界前沿学问并提倡平等对话的学科在中 国本土扎根更牢，同时也让中国历史文明和现代文化研究 的成果通过跨文化的桥梁公之于世和交流于世。这种学科的转向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在“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中，乐黛云先生与法国顶级汉学家汪德迈先生、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和民俗学专家董晓萍教授等联 袂，将跨文化研究由原已很有成绩的文学门类，推向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民俗学等以使用中国思想材料为主的研究领域，使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学建设的整 体关联理论付诸实践。令人欣喜的是，此观点得到了加盟 讲座的中欧学者的一致响应。因此，这套丛书的性质，也可以说，是在这批中欧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大家从跨文化 对话的视角，在各自以中外不同角度研究中国国学的学术 成就中，所精心提炼出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自2016年起，经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支持，“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将更名为“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连续开办。继续出版这套丛书，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希望它们能为跨文化学理论和方法论建设提供砖瓦，也期盼中外高校跨文化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45年就读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汉语与越南语，同时在巴黎索尔邦大学学哲学与法律。1948年 获得汉语本科文凭，1950年获得越南语本科文凭，1951年获哲学硕士与法律学博士。1962年获法国高等社会研究院法家研究硕士，1975年以中国古代体制论文获得法国国家博士。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法国远东学院原院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主要研究甲骨文、儒法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思想史，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韩、日、越）文化史。主要出版专著六部，论文逾百篇。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Prix de Stanislas Julien） 、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及其重要的奥马乐奖（Prix du duc d’Aumale）、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法国教育荣誉勋位（Offic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日本神器金银星（Etoile d’or et d’argent de l’Ordre du Trésor sacrédu Japon）。
用中国文化特色认清中国文化道理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差异性文化， 两者不能用解释此方现象的方法解释彼方的现象。要解释中国文化的特征，就应该用中国文化自身提供的现象去解释。
中国文化自身所提供的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汉字。我的研究主要围绕汉字的创造与汉字所生产的思想文化来进行。西方语言学家在这种研究上，大体有两个失误：一是不了解汉字写书的功能与口语的功能的基本差异，二是不了解汉字的原意及其性质。
在这一讲中，我主要向你们介绍，我是怎样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做汉字和占卜学的研究的。
在全世界最伟大的文化之中，要属中国文化与我们西方文化差异最大，这种说法已经司空见惯了。但这种 差异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这要看汉字所代表的表意文 字的特征。汉字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具有一种独特的表意形式。它由占卜者发明，用于记录一些极其复杂的 占卜活动。从1899年以来大量出土的这一时代的文物看来，这种文字是一种极其形式化的图形语言，被设计作为发展成熟的肩胛骨占卜术的工具，这种占卜术，我建 议将其命名为“占卜学”。通过这种文字，中国思想依靠占卜的，“占卜学”的道理，建构对世界的认知。另外同样深刻的一种道理，铭刻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神学中，它与中国思想的发展方向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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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经》之前，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用于占卜的骨头，大概是仰韶文化的产物，这是很简单的东西。这种方法不仅中国用，在北亚细亚民族，都使用这种占卜方法。它的具体做法是用动物的肩胛骨产生一种特别的图像，预知未来的凶吉祸福。美国19世纪的狩猎民族也有这样的东西。狩猎民族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可以用来做这样的占卜。
但是，在中国，占卜的方法与欧洲的完全不同。中国将这种占卜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先科学的东西，形成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历史思维。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传统，与常见的形成过程很不相同。中国史学是按照自己的独特形成过程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史书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史志（“实 录”类），一类是史学（“通鉴”类），两者之间的区别，与民族志与民族学的区别，大体相似。中国的历史哲学，明确地显现在史学类著作中。史志类著作也具有诠释性，但由于史志是把完全客观地记录史实作为首要目标去追求，故其诠释性不是很直露。
中国史学，其史学思想的独特性，与基于神话想象的 史学不同，神话几乎不能为史学提供发挥的余地。儒家思想体现着一种相当严格的理性主义，由儒家思想支配的史学想象，渗透在理性主义之中，并从这一角度，为史学与志学的结合提供了方便。史志需要依照其本身的规则编纂，方能保证历史的深层真实性得到揭示，这些规则表现为一整套形式上的严格要求，为中国史学所提供的素材便是依据这些规则进行精心加工的史志。
史志源于卜辞，这便是中国的史学想象具有占卜性的明证。公元前第二个两千年的后半期，被称为“史”的卜人，用经特殊处理的牛胛骨进行占卜，记录在这些牛胛骨上的文字就是卜辞。怎样将简单的占卜发展成为易经八卦的复杂占卜学？我认为，大体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使用龟甲占卜。此阶段大体已从山东的龙 山文化开始。在新石器时代，在山东，有很多小溪或小 河，里面有很多龟，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在那个时期，当 地可能专门驯养这种龟，用来食用。但以龟甲做占卜，应该是有特殊道理的。中国的卜人探究卜骨上各种图符的含意，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制造图符，然后加以解释。龟甲的形状很像地球，它的上面一部分是圆的，像“天”；下面一部分是四方的，像“土”；整个甲骨好像是一个天地模型的小魔方。中国的卜人用这种东西做占卜，是出于一种科学的考虑，即用宇宙的一种魔方来做占卜。卜人不但 精于卜兆的解释，而且善于制造可供解释的卜兆。中国的占卜术因此而具有一套准科学的道理。正是这套准科学的道理，以其自身的进步，带动了思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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