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_徐昭武著_9787539995533

　　《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一书寻访鲁迅在南京的求学生活，以及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短暂的工作历程；介绍鲁迅在南京的有关文献、史料；收集整理了鲁迅自己对南京的回忆，将与鲁迅在南京有关的人物、地名、书刊作一一介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史研究价值。

　　值此鲁迅逝世80周年之际出版的《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堪称目前国内*完整的鲁迅在南京的文史研究专著，其中许多手迹、图片影印资料为国内首次公开出版，兼具独特的文史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我读《鲁迅在南京》（节选）钱理群早在1981年读研究生时，就读过俞润生、许祖云、徐昭武等老师编著的《鲁迅在南京》，读得津津有味。现在，三十五年后，徐昭武老师又寄来了他新编著的《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南京》，资料更为详实与全面，我依然读得兴趣盎然。原因就在于，“鲁迅”与“南京”，都与我的生命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系。鲁迅不仅是我终生研究的对象，更对我一生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南京，则是我精神抚养之地。2004年我在附中用三个月的时间给学生开设《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是基于一个信念：鲁迅的心是和当代青少年的心相通的。也就是说，在我的认识里，“鲁迅”与“南京（南京人）”的关系，以及我与鲁迅、南京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心灵契合基础上的一种缘分。

　　鲁迅在南京所接受的中等学校教育讲到鲁迅去南京求学的缘由，自然要引述鲁迅《呐喊?自序》里的那段话：“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回重读这句话，又看到了本书编选的《江南水师学堂文献史料》《江南路矿学堂文献史料》，就想到鲁迅这一代人之所以能够“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即走上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新学堂”的开设。就像周作人所说，“那时前清政府还是用科举取士”，但洋务运动却开辟了另一条路：“顺了办江南制造局的潮流，在南京、杭州等处办了几个特殊的‘书院’，教授格致等所谓‘西学’”，所谓“特殊书院”，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学”，还办了江南水师、陆师学堂这样的“中等专业学校”，因为免费，还给津贴，就给鲁迅这样的既不愿走传统科举之路，又无力交学费的没落、穷苦人家子弟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

　　收入本书的有关水师、陆师学堂的文献史料，就很有研究价值。比如我注意到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增水师学堂学额折》里提出：“中国创建水师，—制胜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必以学堂为根本。”因此提出“国家整军经武，广储将才”，“力图自强”，必“以学堂”为“根本”，这都是很有眼光与见解的。过去我们因为鲁迅批评水师学堂“乌烟瘴气”，而完全忽视、甚至否定洋务运动中的中国新式教育的意义，恐怕失之片面。

　　事实上，水师学堂、矿路学堂的教育，对鲁迅的影响，其主要方面也应该是正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知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学等）与文史知识、语言知识的相通，中、西知识的相通，古、今知识的相通，这三相通是奠定了以后的中等教育课程设置的基本格局的，也为鲁迅及他那一代，以及以后几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知识结构对鲁迅一生的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单就鲁迅在这里学习了英语和德语这一点，就为鲁迅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鲁迅的思想此后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是在这里奠定基石的。

　　而且鲁迅在校学习期间，也非一味的反感与反叛，许多同学的回忆都说到他的勤奋，考试成绩的优良，因此多次获得金牌。尤其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的重要文物》里提到的保存至今的“手抄讲义”和“《地质学笔记》佚文”“地质佚文”，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后来鲁迅在日本仙台读书时听藤野先生讲解剖学写下的笔记，以及他后来在北京“沉默十年”时期的大抄古碑与古籍，可见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养成的认真记笔记、抄书的习惯，也是影响其以后的治学的：这些手抄讲义、笔记全都是“墨笔抄写，字迹工整”，还“附有大量图解，铅笔绘制，线条清晰”，这里显示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也是为鲁迅一生的学风、文风，以至为人，打下了基础的。也就是说，鲁迅在南京所受的教育，不仅为他打下了科学、全面的知识基础，还训练、养成了他认真治学做人的基本习惯，这对周树人以后成为鲁迅是打了一个坚实的底子的。这里显示的，正是作为基础教育的中等教育的基本职责和作用。

　　当然，鲁迅对江南水师、矿路学堂的反感与批评也真实地反映了起始阶段的中国新式中等教育、以至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的。最引起鲁迅不满的，不仅是可以登高“远眺”的“可爱的桅杆”与给人以“镇压”之感的“关帝庙”并存，所象征的既新又旧的改良教育的不伦不类，更是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和行为依然在新学堂里横行无阻。最后，鲁迅毕业时感到“爽然若失”，决定“到外国去”寻求更新的路（《琐记》）：鲁迅及他那代人终于和洋务运动的改良主义决裂，走上革命之路，绝非偶然。

　　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当他发现学校的改良教育不能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时，所做的自我选择。这就是周启明所说的，“凡是‘正宗’、‘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见收入本书的周启明《鲁迅与中学知识》）。他的同班同学张协和也有这样的回忆：鲁迅虽然上课时十分认真记笔记，但“在下课后从不复习课业”，凭着过人的感悟力，课业上的东西在课堂上就基本掌握了，足以应付考试，还能得到好成绩。课余的时间，他只读自己想读的书。主要有两类，一是不被正统文坛承认，在传统文学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与戏曲，张协和就特别提到鲁迅读笔记小说，《西厢记》，“对《红楼梦》几能背诵”（张协和《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另一是周作人所说的，鲁迅对新出版物格外关注，这包括新报纸、新刊物和新译著（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这实际是对当下时事政治的关注，对当代思想文化的关注。我们从本书《与鲁迅在南京有关的书刊》里，可以得知，鲁迅当时热心阅读的就有：维新派最重要的机关报《时务报》，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康有为创办、梁启超等为撰稿人的《知新报》，留日学生编印的以译介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说为主，亦涉及法律、经济、外交、历史、哲学诸领域的杂志《译书汇编》。最引人注目，也是鲁迅自己津津乐道的，是鲁迅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阅读（《琐记》），而如周作人所说，以后，严复“每译出一部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周启明《鲁迅与清末文坛》），于是在鲁迅书单里，就有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思的《社会通铨》，《穆勒名学部甲》等严译名著，由此而及西方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名著，其中也有卢梭的《民约论》。严复之外，鲁迅还深受林纾的影响，接连购买了林译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林译哈葛得神怪小说《长生术》，以及柯南?达尔的《福尔摩斯包探案》。鲁迅后来回忆说，“我们”最初是通过这些林译作品知道西方文学的（《祝中俄文字之交》，收《南腔北调集》）。影响鲁迅的，还有谭嗣同的《仁学》。鲁迅正是通过课外的自由阅读，结识了清末思想、文学界的严复、林纾与谭嗣同这样的大家重镇，从而与中国近代思想大潮流建立了思想、精神上的联系，并由此与西方启蒙主义文化传统相联接。这对鲁迅以后的发展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独立选择、自由阅读也就使鲁迅能够超越在洋务运动推动下产生的刚刚起步的新式中等教育的局限，使自己的思想、精神获得了更为健全的发展，南京时期的鲁迅由此而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这是我们讨论“鲁迅与当时的中等学校教育的关系”时，应该特别注意的。其中的经验对今天的中等学校教育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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