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_韩毓海著_9787514831290

　　如果说在历史上，那些为了改变中国千年以降顺流而下的“时势”，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局面的仁人志士，曾前仆后继、鞠躬尽瘁，为中国的改革和革命点起星星之火，却终不能成的话，那么，将“真理”和“时势”相结合，真正改变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人则无疑是毛泽东。是他让中国千年衰败历史就此翻盘；是他心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壮志，一举将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的局面融为整体，并用力托举起来。

　　在本书中，作者以精美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从三个角度叙述了这位打通了中国的脉络，使大道运行其中的伟人：一、毛泽东与中国历史，特别是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思想的关系；二、毛泽东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思想和治理经验的关系；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

　　《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史诗，奉献了一部记叙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光辉历程的经典。

　　前言：掌上千秋史

　　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重读毛泽东》，是计划中的《龙兴：1 500 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第一卷，也是自2010 年以来，我在北大开设的“中国千年史”课程的最后一部分。

　　这一部分课程的题目原本是“大翻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起源”。本课程所立足的，是对中华民族千年史的阅读与思考。

　　公元907 年，中国历史上最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短短53 年之后的公元960 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 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朝的立国之本，概而言之，就是“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其基本制度设计，便是建立在“矫失以为得”这个“大纲大纪”的基础之上。于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对于宋朝来说，隋唐光辉灿烂的326 年，就只剩下了8 年的“安史之乱”，而为三百余年王朝治理者所念念不忘的，也大概只有这样一件事：汲取“安史之乱”深刻的历史教训。

　　举凡王安石所痛陈的人才之“教、养、取、任”皆不得法，即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阶级的不会干事、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举凡叶适所揭露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即社会分裂为两张皮，并最终堕入一盘散沙—这些大宋“创制”的起因和用意，究其实质与根源，皆不过在“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叶适在《法度总论二》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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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

　　“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这千古一叹，是对宋王朝的质问，也是对历史的质问。

　　当然，宋代也并非全靠“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过活。“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宋于唐制，自然也有相因与继承之处。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承继唐“永贞革新”以来的改革精神，变唐初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权分立”之贵族制度，而为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三司”（户部、度支和盐铁）制度，即欲使国之一统与国家能力的增强，建立在对于资源和资本（即今天所谓“要素市场”）的支配与有效利用之上。

　　但是，这项关键的现代转变并没有完成，而这就是因为此类改革违背了宋朝立国的“纲纪”，于是便没有强有力的干部政策支持。而那个“纲纪”，若说白了，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阐述的治理之道，司马迁说，治国理政，“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人”固然不能办事，但也不至于生事。“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以矫失为得”，因为惧“乱”、怕“生事”，以至于把选拔“愚人”当作干部任用标准，而宋朝最终所得到的，必然就是矫枉过正，它得到的是历史的讽刺：“唐之失在于强，宋之失在于弱”。而自宋朝以来的千年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光绪帝在1901 年的《变法上谕》中迟到的觉悟：“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太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利字。” 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便是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日本人说，“唐宋之变”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但我以为那也是中国走向积贫积弱，走向落后挨打的开端。不必说，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民族的敌人，成了我们的“客户”。“日驱驰千里，斩首三万而归”的汉唐气象，从此远去；而“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阿Q 精神，则浮出了历史地表。

　　王夫之《宋论》开篇即指出：“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 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而宋之大弊则在于：其以弱势取天下，上位全凭运气和偶然，“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于是，“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宋之弊政，乃中华民族近千年之积弊；宋之亡，乃中华民族走向危亡之预示和先兆；宋之软弱无能，代表着三代与汉、唐传统之中断，宋之危亡，乃天下之危亡：

　　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岂徒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其所繇来者渐矣。

　　当然，千年历史，并不是没有先觉者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这种顺流而下，也并不是没有勇敢者面对顺流而下的“大势”，运筹帷幄，力图翻盘。前有王安石、叶适上下呼号，中有王阳明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到《南京条约》签订之日，魏源尚在奋笔疾书《圣武记》。这些逆流而上、力求翻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所谓鞠躬尽瘁、前赴后继者，正构成了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星星之火。

　　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长期改革、革命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真理之道，而且也为这种真理和大道在现代中国的实行，创造了“时势”，正如为鱼跃创造了水，为龙兴创造了风和云。正是“真理”与“时势”的结合，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数千未有之大变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千年历史，就此翻盘。

　　“一张白纸，没有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今天的读者，也许对于毛泽东波澜壮阔的奋斗生涯并不缺乏了解，甚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也不缺乏了解，正像“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纠正之上”—这些基本论断，想必大家都已充分了解了一样。但我以为：我们所缺乏的，乃是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那巨人式的总结、洞察、剖析和超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果离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鸦片战争以来170 多年，新中国成立67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而只盯着区区10 年，那么，我们与宋人看绚丽的大唐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如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那我们与祥林嫂又有什么区别？

　　往事越千年，我希望今人能够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因为历史提醒我们—不要陷入宋人小廉曲谨、自误误人的小聪明，即不要“矫失以为得”；因为历史反复告诫我们—“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

　　2014 年2 月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题为“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教诲我们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他指出：我们必须面对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问题。

　　我以为，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必须有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那种宽阔的胸怀、远大的历史视野和包纳四宇的思想风范。

　　毛泽东思想是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思想的总结与集大成—这就是我的这本小书的主题。

　　如果这本书或许还有点价值，那么，其价值大概就在于此。

　　正像《五百年来谁著史：1 50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发愿于纽约一样，这本书的写作，缘于2015 年纽约国际书展期间，我与Benchmark 出版集团的约定。

　　2015 年12 月26 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那一天，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王惠周同志，领我去西柏坡还愿—因为这本书的初稿，那时刚刚完成。

　　当踏着慷慨低徊的乐曲，缓步走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塑像时，霎那间大雪骤降，漫天皆白。

　　抬头仰视毛泽东忧思如海的形象，那一刻我感到，他原本离我们是那么的近。

　　感谢冷溶主任、朱善璐书记、许永跃部长、孔丹同志、陈晋同志，你们的教诲和鼓励给我以勇气。感谢李学谦同志、张楠同志，你们的信任与鞭策是我前行的动力。感谢中信出版集团，通过你们卓越的工作，本书得以送到读者的手上。

　　4 月21 日晚，在开满鲜花的燕园，有一间会议室透出静谧的灯火—那是北大的研究生们在开毛泽东著作阅读会。

　　遥望不灭的灯火，心生感动与欢喜，不知怎的，想起了毛泽东所喜爱的清人严遂成的七律：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第一章 “地才”

　　公元1893 年12 月26 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而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9 点），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与鲁迅一样，毛泽东生肖属蛇。“静若处子，动若蛟龙”，蛇也被称为“小龙”或“蛟龙”，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拥抱大地本就是蛇的本性，毛泽东则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而“静若处子”就是含蓄低调，这正是毛泽东性格的重要方面。

　　1973 年6 月22 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1/3 。”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做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儿了，我的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地理闭塞而风光秀丽，自古号称“四塞之国”，湘、资、沅、澧四水流入洞庭湖而又汇入长江，八百里洞庭的周边，蜿蜒着苍茫的五岭山脉和衡山山脉，这里有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在三湘四水美丽的大地上，覆盖着浓密的树木，苍翠的竹林、连绵的茶山和茂密的果园，散落着色彩斑斓的稻田、棉田、麻田和菜地。毛泽东诞生的时候，湖南已经有3 000 万人口，这里山高流急，民性倔强，“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这4 句话，是对湖南民风的经典概括。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材”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的诗篇以湖南的山河为背景，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歌咏叹变四言，铿锵鼓舞。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20 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后11 页便是手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而毛泽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1975 年7 月，82 岁的毛泽东在与芦荻谈到自己的一首诗时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毛泽东当时谈到的那首诗，题为《七律·答友人》，写的正是湖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虽说四周皆山，地理闭塞，不过近1 000 年来湖南却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也并不为过。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公元976 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 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辩论，是为“朱张会讲”。1507 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通鉴论》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莲者，“廉”也。莲，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圣贤品质的象征：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1972 年9 月27 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按，指《稼轩长短句》），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角荣感慨道：“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朱熹《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田中角荣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民国初期的湖南才子杨度，曾做《湖南少年歌》道：“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其实是个“兵窝子”。

　　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韶山绵延20 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的落脉处是一座树色苍茫的小山，叫“韶山嘴”，一条清澈湍急的泉水，经韶山嘴，弯弯曲曲，向东南奔去。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作“上屋场”。那时，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两户人家，以堂屋的正中为界，一家姓毛，一家姓周。

　　毛与周，不分家。日后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那个属蛇的孩子，就诞生在这里。

　　韶山毛氏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初征伐云南的时代，明洪武十三年（1380 年），韶山毛氏的始祖太华公，因为军功，由云南澜沧封官入湖南。而至今云南澜沧江畔，还有一个村子叫“毛家湾”，据说那里就是韶山毛氏的起家之地。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 年。他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毛泽东对这个专制的家长缺乏好感，以至于“文革”期间，他曾经这样幽默地说：我的父亲如果活在今天，也许就要坐“喷气式”了。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 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此地与韶山冲相距十余华里，仅一山之隔。因在家中排行第七，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直到1966 年，到韶山串联的红卫兵质问韶山毛泽东故居解说员高菊村说：“毛主席在与斯诺谈话时，明明说过自己的母亲叫文其美，你怎么能说毛主席的母亲没有名字呢？”毛泽东的母亲是有自己的名字的，而文七妹只是她的小名。1936 年，毛泽东与初访保安的埃德加·斯诺谈话时的翻译黄华是河北人，因南北口音的不同，黄华遂把毛泽东母亲的小名翻译为了“文其美”。毛泽东母亲的真名叫文素勤。1939 年，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时，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曾分别为自己和毛泽东填写了一份详细的履历表，而在母亲姓名一栏里，填写的就是“文素勤”。文家家境小康，因为祖先葬在韶山冲，每年总要祭拜扫墓，就想在当地找个落脚点，于是，便将文素勤许配给了毛贻昌。毛泽东的母亲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形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遗传了母亲的形象。

　　在毛泽东诞生之前，文素勤生下了两男两女，但是，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都不幸夭折了，这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毛泽东刚刚出生，母亲便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拜韶山龙潭前的一块巨石为“干娘”，并当即发愿：为保此子平安，立誓从此食素，永不杀生。

　　这块巨石名为“观音石”，从此，毛泽东有了乳名“石三伢子”。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毛泽东少年时代，文氏得了重病，于是，虔诚的儿子便一步一叩首，上南岳衡山拜佛，以求母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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