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药史（套装上下册）_潘吉星著_9787547610077

　　《中国火药史》以火药与火器技术史为研究对象，从技术史的角度将火药与火器技术史划分成以下七个阶段：早起酝酿阶段；原始火药混合物发现阶段；火药的早期应用和初级火器问世阶段；固体火药和火器的早期发展阶段；火药、火器全面发展阶段；传统火药、火器后期发展阶段；近代阶段。全书分三篇：绪论篇、发展篇、外传及国际影响篇，下共分12章，47节。另有插图224幅，以收图文并茂、以图释文之效。

适读人群：专业爱好读者

　　火药、火器技术是在中国成熟的封建社会不同时期或朝代内起源和发展的，其技术发展阶段与各王朝更替并不同步或重合，常常是跨朝代的，这是很自然的。但也不能否定朝代的变迁对火药、火器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本书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史为研究对象。此课题自1980年立项，较初主要集中研究中国火药与火箭技术史，1987年出版《中国火箭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一书作为阶段性总结。此后陆续在国内外收集资料，将研究面扩及所有其他火器，先后发表一些论文。至2016年，集之前各项成果之大成，补较新研究资料之精要，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与中西书局联合推出。
　　该书从技术史角度将火药与火器技术史划分成七个阶段：（1）早期酝酿阶段（公元前2世纪—公元8世纪），发生于西汉至唐代中期，为期达千年。（2）原始火药混合物发现阶段（8—9世纪），发生于唐代中晚期。（3）火药的早期应用和初级火药问世阶段（9—11世纪），发生于唐末五代之际至北宋。（4）固体火药和火器的早期发展阶段（12—13世纪），发生于南宋及元初。（5）火药、火器全面发展阶段（13—16世纪），发生在元明时期。（6）传统火药、火器后期发展阶段（1500—1700），发生于明代后期至清代初期。（7）近代阶段（1700—1850），发生于清代中晚期。此后进入现代阶段，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
　　全书分三篇，每篇设若干章，章下有节。第一篇为绪论篇，含三章。第一章谈火药出现前中外火攻中使用的古代纵火剂和纵火武器。第二章论有关火药的一般概念，包括火药的定义、古今火药燃烧理论。第三章论火药和火器的起源，论证为什么其起源地是中国，而非其他地区或国家。第二篇为历代发展篇，分四章。第四至第七章分别叙述宋—金、蒙元、明及清各历史时期的火药和各种火器技术发展情况及其历史背景，明代因内容丰富篇幅较长。全书截止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第三篇为外传及国际影响篇，含四章，其中第八章至第十章分别叙述中国火药及火器技术在阿拉伯地区、欧洲国家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传播。第十一章论火药、火器使用后产生的世界影响。因此全书共11章47节。另有插图224幅，以收图文并茂、以图释文之效。在文字叙述上力求深入浅出，以便高中或以上文化水平的各界读者阅读。有些插图取自难得的中外孤本图书。配以众多插图，强调中外技术交流，构成本书两大特点。
　　在项目研究中，作者力图摆脱单纯依靠文献考证的传统史学研究模式，而采取我们创用的综合研究方法，即将古今中外多种语文文献考证与中外考古发掘实践，中外博物馆藏品实物研究与检测，乃至有关手工生产现场或遗址对传统技术进行现场考察，对中外火器形制、构造作系列复原和比较研究，以及以武器结构、发射情况及形制功用作为定性依据等五个方面相结合作交叉研究，同时辅以相关历史背景及中外交流情况的分析。实践证明这种综合研究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能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发掘出新资料并形成新观点。
　　本书所引中国古籍及技术术语的含义，对现代中外一般读者来说，是不易领会的，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为避免误会，我们在引用原名的同时，还试图将其译成浅显易懂的英文。有少数与李约瑟博士给出的英译相同，但绝大多数是新翻译的。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史为研究对象。此课题自1980年立项，最初主要集中研究中国火药与火箭技术史，1987年出版《中国火箭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一书作为阶段性总结。此后陆续在国内外收集资料，将研究面扩及所有其他火器，先后发表一些论文。因这段时间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一度延缓本书各章的写作，最后到2012年总算完成这项课题研究。蒙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徐忠良先生相约，由上海中西书局和上海远东出版社联合出版，笔者甚感荣幸与欣慰。
　　在编著过程中，我们从技术史角度将火药与火器技术史划分成七个阶段：（1）早期酝酿阶段（公元前2世纪—公元8世纪），发生于西汉至唐代中期，为期达千年。（2）原始火药混合物发现阶段（8—9世纪），发生于唐代中晚期。（3）火药的早期应用和初级火药问世阶段（9—11世纪），发生于唐末五代之际至北宋。（4）固体火药和火器的早期发展阶段（12—13世纪），发生于南宋及元初。（5）火药、火器全面发展阶段（13—16世纪），发生在元明时期。（6）传统火药、火器后期发展阶段（1500—1700），发生于明代后期至清代初期。（7）近代阶段（1700—1850），发生于清代中晚期。此后进入现代阶段，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火药、火器技术总的来说，是在中国成熟的封建社会不同时期或朝代内起源和发展的，其技术发展阶段与各王朝更替并不同步或重合，常常是跨朝代的，这是很自然的。但也不能否定朝代的变迁对火药、火器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火药史可采用两种体裁来写：一是以技术史发展阶段为主轴，结合社会背景逐阶段叙述其发展过程；二是采用社会史的通史体裁，按技术史各阶段的时间顺序，以朝代为主轴陈述中国历代火药、火器发展历程。两种体裁各有千秋，本书倾向用第二种体裁，这也是当今已出版的不少技术史专著的通用体例。据此，本书在结构上做了下列安排：
　　全书分三篇，每篇设若干章，章下有节。第一篇为绪论篇，含三章。第一章谈火药出现前中外火攻中使用的古代纵火剂和纵火武器。第二章论有关火药的一般概念，包括火药的定义、古今火药燃烧理论。第三章论火药和火器的起源，论证为什么其起源地是中国，而非其他地区或国家。第二篇为历代发展篇，分四章。第四至第七章分别叙述宋—金、蒙元、明及清各历史时期的火药和各种火器技术发展情况及其历史背景，明代因内容丰富篇幅较长。全书截止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第三篇为外传及国际影响篇，含四章，其中第八章至第十章分别叙述中国火药及火器技术在阿拉伯地区、欧洲国家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传播。第十一章论火药、火器使用后产生的世界影响。因此全书共11章47节。另有插图224幅，以收图文并茂、以图释文之效。在文字叙述上力求深入浅出，以便高中或以上文化水平的各界读者阅读。有些插图取自难得的中外孤本图书。配以众多插图，强调中外技术交流，构成本书两大特点。
　　在项目研究中，我们力图摆脱单纯依靠文献考证的传统史学研究模式，而采取我们创用的综合研究方法，即将古今中外多种语文文献考证与中外考古发掘实践，中外博物馆藏品实物研究与检测，乃至有关手工生产现场或遗址对传统技术进行现场考察，对中外火器形制、构造作系列复原和比较研究，以及以武器结构、发射情况及形制功用作为定性依据等五个方面相结合作交叉研究，同时辅以相关历史背景及中外交流情况的分析。实践证明这种综合研究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能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发掘出新资料并形成新观点。
　　本书所引中国古籍及技术术语的含义，对现代中外一般读者来说，是不易领会的，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为避免误会，我们在引用原名的同时，还试图将其译成浅显易懂的英文。有少数与李约瑟博士给出的英译相同，但绝大多数是我们新翻译的。这也为今后推出本书的英文版做了准备。
　　最后，作者愿在这里指出，这些年来在国内外研究火药、火器史过程中，得到各界友人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谢国祯（1900—1982）、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席文（Nathan Sivin）、史密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杜朗（Frederick C.Durant Ⅲ）、马尔特霍夫（Robert P. Malthauf）、温特（Frank H.Winter）和英国李约瑟（Josoph Needham）诸博士的帮助。在收集、查找中外史料过程中，得到下列图书馆的支持：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大学范佩尔特图书馆（Van Pelt Library），英国剑桥大学总图书馆、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史密森各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领导张柏春博士和王杨宗博士为本课题研究提供资助。李大雁教授和张明悟博士在稿件准备中给以帮助。上海中西书局和上海远东出版社责任编辑张姣和校对、审读、制版人员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付出诸多心力。谨向以上机构和个人致以衷心感谢。书中所参引的中外作品均开列于正文脚注及参考文献栏，插图均标明有关出处。期待读者对本书予以批评指正。
　　潘吉星
　　2012年7月4日于北京

　　早期火药燃烧理论将硝、硫并列为君，木炭为臣，其余辅助药料为佐使，从而与本草学药物配伍理论中一君、二臣或一君三臣说相背离，明中叶以后出现的火攻书中对此作出了修正，以硝为君，硫、炭同在臣位，又回归到本草学药物配伍理论之正轨。同时，还进一步对火药为什么能产生爆炸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火药中的硝、硫、炭是一君二臣，各司其职，三者缺一不可，其他配药只起辅助作用，可增加火药的其他功能，如光亮、颜色及毒性等。近代火药燃烧理论及生产实践保留了古代理论的合理内核，又发扬光大，对燃烧过程给予新的解释，重新调整14—15世纪欧洲旧的火药配比，改善其物理状态（粒度）、提高其密度，使其质量较前大有提高。至19世纪，各种用途的火药配比已趋完善，还提出了多用途的国际标准火药概念，含硝75%、硫10%及炭15%，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中国古代在选料、配料和装药等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提纯、碾细、混匀及筑实（“净细匀实”）技术秘诀，也在近代火药生产中得到体现。只要读一下古代火攻书《克敌武略荧惑神机》、《武备志》等与近代出版的火药生产概论，并互相比对之后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只是近代的设备更加先进。应当说，在火药技术史中反映自然法则的某些技术原理是永存的并贯彻于始终，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形式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逐步加深，这中间存在持续不断的继承关系，而非一刀两断。后代表现形式总会继承前代的某些理念和成果。19世纪近代火药理论和技术归根到底是从14世纪以来的欧洲火药技术成果发展而来，而14世纪欧洲新兴的火药技术又来自中国，按中国技术模式和思维方式生产火药、仿制中国火器，因此近代火药理论和技术含量有中国古代理论和技术的遗传基因，是很自然的，不管欧洲化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在10世纪出现的军用火药武器，是中国本土科学文化千年发展的必然产物，与近代颗粒状的标准火药（含硝75%∶硫10%∶炭25%）相比，其含硝量可能较低，而且还呈膏状，但已不再是唐代炼丹家发现的原始火药混合物，而是属于帕廷顿教授所定义的初级火药（primary gunpowder）范畴，是名符其实的火药。在燃烧等级上属于爆燃（deflegration）一级，与爆炸（explosion）还差一个档次，比古典纵火物的速燃（quick burning）又高出一个档次。火药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阶段，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自从唐天祐三年（906）南昌府战役中使用初级火药武器之后，几十年时间各地由不同人接二连三地研制出类似武器献给统治者，经试验后有效，都受到物质奖励。这一政策也鼓励了火器技术家研制新式火器的积极性，用这些武器装备军队，实现了武器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战斗力和战争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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