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_[美] 史蒂文·胡克，[美] 约翰·斯帕尼尔著；白云真，李巧英，贾启辰译_9787515512600

　　通过对二战结束至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外交往史的研究，《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深刻剖析了其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揭示了其对外战略的形成规律。同时，它将美国置于全球背景下，分析了其对外政策与世界政治格局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中，我们还将看到：
　　☉美国对外政策变迁史；
　　☉美国外交案例的研究；
　　☉美苏争霸攻防斗争史；
　　☉全球经济发展变化史；
　　☉国际多边组织再发展；
　　☉地区种族冲突再升级；
　　☉反恐战争日渐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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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将引导读者拨开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重迷雾，深入理解其对外战略的全景图。

　　古往今来，国家安危之本，安国定邦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外智者始终敏于安危之势，勤于制胜之道，精于安国之略，善于定邦之术。孙子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指出：“君主除了从事战争、训练和军事制度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和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务当作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做统帅的人仅能有的唯一的专业。”在现如今全球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双重挑战与压力，正在重新界定自身的安全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思考和应对安全威胁与风险的方式与手段。任何特定的国家安全不仅涉及政治、军事等传统议题领域，而且扩展到经济、生态、气候变化、能源等非传统议题领域，需要借助外交、发展援助、军事能力、情报能力、贸易权力等国家权力工具得以综合解决。鉴于安全与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国家安全也广泛地涉及对国家安全的经济工具的考量，如制裁、贸易、金融、援助等。由此可见，国家安全机制不仅涉及传统的安全关切，而且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议题。
　　全球化不仅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也导致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相对权力及其影响的变化，对全球安全环境、国家安全决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不同国家有着自己的安全威胁与风险的判断以及国家安全观。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国家安全界定为“国防、国土安全、恐怖主义威胁、冲突预防的能力建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海洋安全、全球卫生安全”。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及海洋、太空、网络、官方发展援助、能源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根据2010年英国国家战略，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恐怖主义、网络攻击、以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为方式的非常规袭击、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任何其一都会极大地损害我们的国家。”如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教授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Kirshner)所指出的，全球化以三种方式影响着国家安全，即国家的自主性与能力、力量平衡以及冲突的性质。一是全球化影响着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与自主性，即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相对权力。二是全球化影响着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导致国家安全维护能力的重新分配。三是全球化催生了国家间冲突的新根源、新的政治暴力形式，从而改变着冲突的性质。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及其“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当前中国安全环境、决策及其观念等方面有着显著的进步性变化。特别是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2014年4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阐述了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即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我国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与完善，不仅有助于深入推进我国安全战略的决策与协调、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安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在决策、协调、领导等方面将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更加彰显了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战略评估、预防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孙子曰：为兵之事，在于顺祥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马基雅维利认为：“为了训练思维能力，君主还应该阅读历史，并研究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学习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做的，思考他们成败的原因，以免重蹈覆辙。最重要的是他应该学习过去那些伟大的人物，他要选择其中一个受到赞扬和尊敬的人作为榜样，并且经常把他们的言行铭记心间。”我国每一个公民都有必要学习大国战略与政策的有益经验，警醒大国行为与影响的惨痛教训，以“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内圣外王，文武兼备”。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指出：“谁要是追求不可能的事情而忽视可能的事情，那就会是一个愚蠢的人。”为此，我们策划了这套“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丛书”，希冀政策者、学习者以及社会大众了解与认知世界安全大势、安全战略的权术，助力亚洲新安全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身体力行地为维护与拓展我国国家利益尽职尽责。
　　本丛书首先以国家安全为主题关注国家安全的不同维度及其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以寻求确立理解国家安全的全景式框架与场景；其次聚焦于国家安全的观念、目标、战略、决策、政策、行为与外交等诸多方面，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方面或维度，因而会涉及大战略理论与方法、大国对外政策与行为、经济治国方略、公共外交等具体议题；再者以中国利益、立场与态度为落脚点，促进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局势、环境、策略与手段等方面的理解与认知、思考与探索，力求使政商学各界人士为国家安全而组织与行动起来。
　　最后但重要的是，由衷地感谢金城出版社社长王吉胜等领导对本丛书策划的支持与关照，体现了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注，也致谢编辑们竭尽全力的编务与润色工作，确保了出版质量。需要提及的是，本丛书是金城出版社与高校教研机构通力合作的有益尝试之一。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与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教研人员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跨学科视角研究当代安全与战略、海外发展与对外援助、大战略的经济工具和手段等议题，将会深度参与本丛书的翻译与著述等工作。由此，真诚地感谢中财相关教研人员及其他教机构青年学者出色的参与。读者是丛书质量与效果的最好评判者。该丛书仅供读者参考和学习，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出版社和译者的立场。请读者多批判性地阅读，提出建设性意见，向读者们致敬。
　　主编白云真

　　长期以来美国以独特的国家特性处理世界政治，这种国家特性反映了国家间体系、美国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要求。历史分析表明，持久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对国家认同、敌友界定的影响如何进一步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作为“不同意义的历史传播模式”，政治文化往往体现在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中。这些观念有自己的作用，无法还原为物质利益与制度架构。
　　美国政治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其建国的时间与地域，总是塑造着其对外事务观。17 世纪初欧洲人开始在北美定居，致使信奉“新世界”宏愿的领导者摆脱了欧洲的政治与精神外衣。美洲殖民地的最初的发展恰逢强调理性、经验主义与个体自由的启蒙时代。新独立的美国与欧亚大国之间遥远的距离也有助于贯穿于美国历史的国家“例外论”的形成。
　　这些社会力量界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路径。这一“国家特性”的关键在于，无政府状态且易于冲突的国际体系与美国人所广为信奉的规范性价值观（如个体自由、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民族自决）之间的张力。由于这些价值观的塑造，美国对外政策演变为一场道德运动，不仅为了保护美国利益，更为了挽救正在自我毁灭的国家间体系。两个目标往往被视为是相关的：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将会更和平，而且美国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才会真正地得到安全。这种道德观集中体现为托马斯· 杰斐逊所信奉的美国“自由帝国”、1917 年伍德罗· 威尔逊让世界“因民主而安全”的誓言、1983 年罗纳德·里根对苏联集团“邪恶帝国”的描述。2001 年恐怖袭击使美国更将世界政治视为善恶的冲突。
　　美国对外政策观的独特性也体现在另一种冲动中，即美国领导人使美国超脱于全球外交，按照美国人的意象重塑世界。这种语境中的超脱并不等同于孤立。孤立一词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分离，往往（而且错误地）用以定义美国早期的对外政策。相反，超脱（detachment）意指一种普遍存在的感觉，即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商业，但要与其他国家保持“尽可能少的政治联系”。这是乔治· 华盛顿总统在其《告别演说》中所建议的立场。近年来，这种超脱呈现出几种形式，包括20 世纪90 年代末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抵制、小布什政府的单边行动、对国际法选择性尊重的偏好。在公民社会中，这种超脱感反映在忽视世界历史与地理的小学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公众对全球性问题的错觉以及商业媒体新闻中。甚至当美国在冷战后获得史无前例的地位时，新闻媒体减少了对全球问题的报道。
　　民主理论认为，公民在对外事务中有发言权，对此他们也完全知情。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没有准备好肩负起这种责任。公共舆论调查表明，仅少数美国人能够叫出国会议员的名字、了解世界地图上的重要国家或认出对外政策重要决策者。他们对当前事件的错觉抗拒着正确的新信息——例如，2004 年8 月，半数美国人认为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 侯赛因“向基地组织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然而，3个月后“9·11”事件委员会正式反驳了这一声明。这些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超脱感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
　　与此同时，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从历史上证明了美国的进取精神源于其所信奉的“例外论”。美国的西进运动被视为其“天命”的例证，这后来推动美国进入了东亚。西奥多· 罗斯福宣称，美国是“国际警察”，维系着拉美的和平。二战后，美国政府寻求通过新建的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其政治与经济价值观全球化。冷战的胜利迫使比尔· 克林顿总统将民主“扩展”视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从超脱到融入全球事务，这种怪异行为对世界超级大国而言似乎是与众不同的。但是，这种行为模式与美国对外政策特性完全相一致。
　　当今美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可避免地挑战着这种国家特性。最根本的是，美国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是在经济产值或军费开支方面而是在价值观方面。如政治学家塞缪尔· 亨廷顿在很久前所观察到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与法治，“美国信条”的这些核心要素难以适应复杂的现代国家，更不用说处于全球首要地位的国家。当领导人未能遵守这些价值观时，“教义激情”的时期随之而来，特征往往是公众愤世嫉俗、国会两极化以及改革者竭尽全力“回归到基本原则”。这种激情在越战时爆发了，当时“美国人开始针对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开支、海外武力使用、军工联合企业以及至高无上的总统职权进行改革”。不可避免的是，当下这个时期也是如此。
　　人们往往认为，美国的首要地位是独特的，因为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受邀的帝国”。由此观之，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在19 世纪，美国并不愿崛起以反对大国政治，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很久之后才选择介入。由于美国民主政治理念的推动，美国在这些冲突中获胜了，致使美国处于全球均势的顶端。然而，并不像其他霸权国，美国以一如既往的领导回应着国际社会的诉求。大多数外国领导人信奉美国政治与社会价值观，期望美国的物质支持，因而“追随” 而不是制衡美国。美国采取自由国际主义，接受了这种高度的责任，作为世界“不可或缺”的力量既服务于自身的利益，也满足了志趣相投的伙伴国的需求。
　　无论美国是否是并不情愿地崛起，随着冷战开始，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实践呈现出数种形式。这一政策沿着两条路径前行。其一注重建设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各项制度，如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条路径意在积极地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改革——即“拓展”民主统治范围而不是“深化”全球治理架构。我们的历史分析表明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变化。1994 年以来，美国从全球治理转向单边行动，积极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克林顿在没有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干预科索沃，很大程度上成为小布什单边侵袭伊拉克的前奏。美国在这些冒险活动中有何收获，这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答案就是美国凌驾于于国际社会之上，从而放弃了之前两代人所确立的东西。
　　奥巴马政府实施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信奉软权力。软权力意指“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他者偏好的能力”。与此同时，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呼吁“多伙伴”的世界，期望更多的志趣相投的政府担负起一个和平、稳定与民主的世界秩序。然而，中国、俄罗斯及其他潜在的世界大国反对这种论述，它们“并不将自己视为美国的伙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吸引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俄罗斯领导人也以经济福祉的名义阻挠新闻报道与大众异见。与此同时，在阿拉伯世界新的选举促成了伊斯兰政权的建立，然而，伊斯兰政权并不接受美国文化价值观与全球利益。
　　今日，美国面对着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显然意识到在海内外要实现自己目标，能力有限。因此，对美国对外政策研习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理解美国所面临的约束以及在世界舞台上重塑政治、经济、军事领导的机会。这些经验教训极大地考验着美国道德领导的耐力，将会进一步说明美国“例外论”是真实、合理的，还是仅仅是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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