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铁猊先生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希望我看看他的书稿并提点相关意见，那时，我忙得不可开交，无法及时回复。后来铁猊先生又陆续发来几封电子邮件，说《名人与图书馆（续篇）》出版在即，希望我尽快完成序言。
此时我才明白因为一时疏忽自己并没有读懂铁猊先生最初来信的意思，以前的回复有点文不对题。我没有见过铁猊先生，也不认识铁猊先生，在此之前，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往。尽管如此，我仍然十分乐意撰写这篇序文，因为我喜欢名人与图书馆这类主题的著作。
因为答应写序文，所以，我在阅读书稿的同时，还必须对作者有所认知。经过了解，我得知：铁猊先生乃1948年生人，年长我十几岁，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与我这个“新三级”大学毕业生有着某种特殊的历史关联。
他1968年到山西插队，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达8年之久，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其中自然饱含着不少的辛酸。1978年，铁猊先生在北京朝阳区群众影剧院谋得美工一职，期间在业余大学攻读美术大专。1986年调入北京朝阳区图书馆宣传辅导部工作，成为图书馆界的一员，因为所学的是美术专业，直到在图书馆工作了17年之后的2003年才取得图书馆馆员职称，个中的甜酸苦辣可以想见。2006年，铁猊先生开始办馆内刊物《朝阳书友》和《朝阳风物》，并负责开办朝阳文化讲堂，风生水起，热火朝天，获得多方好评。此外，铁猊先生还编辑出版过《近思鲁迅》《在中国话剧一百年的时候》等几本纪念文集。
铁猊先生在来信中说：“我原来从不写作，至少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
《名人与图书馆》是我动笔写作的首篇，自觉还好，以致又开始写些别的东西，其中有一组有关英语典故的散文，《北京社区报》已连载近两年（每周一篇）。平时还写些时论、随笔，不为发表”。这话很实在，也很令人感佩。正因为如此，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的编纂出版纯属偶然：铁猊先生办的《朝阳书友》有个“名人与图书馆”栏目，他负责为这个栏目撰写文稿，为避免断稿，时常要多储备一些稿子，刊发和积累的稿子多了，便萌生了结集出版的想法。2008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计约20万字。这正好应证了他自己“我原来从不写作，至少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的说法。诚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够像铁猊先生这样“从来不为发表而写作”已经十分罕见和难能可贵了。
铁猊先生2008年退休后还是很想多写些东西，还是“不为发表而写作”，只想“给经历以思索，给自身以交代”，于是，有关名人与图书馆这个主题的写作得以不断延续。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铁猊先生完成了《名人与图书馆（续篇）》的写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自然很乐意继续出版，因为这类著作极少，而不少学者虽然著述等身，但是大多不从事这类著述的写作，大约是这类著作不在学术评价体系之内的缘故罢。
《名人与图书馆（续篇）》共有38篇文字，主要记述的名人过百。铁猊先生在写作上大抵保持了与第一部《名人与图书馆》一致的“讲故事”风格。
《名人与图书馆》自然得以名人为主线去叙述其图书馆活动，但是，铁猊先生并没有穷极各个名人的一切图书馆活动，只选择名人与图书馆中比较生动有趣的故事去重点描写，其中简要穿插介绍名人的生平，且点到即止，丝毫不影响故事的铺陈展开。这使得该著的每篇文字既短小精练，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令人印象深刻。
从《名人与图书馆（续篇）》来看，铁猊先生讲故事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类：其一、以人叙事。此类故事，大多以名人为主线，以其典型故事或者名言展开，或者一人一事，或者一人多事，娓娓道来，立意明了。例如：“以死抗辱之王重民”、“国立北平图书馆碑散记”之钱玄同、“书呆子莫来馆”之陶行知、“书魂永不散藏园”之傅增湘，“‘守护之神’蒋复璁”、“此木斋非彼木斋”之李盛铎、“李小缘‘归而结网”’、“莱布尼茨与歌德”、“宫墙聚书籍共以乐陶然’’之柯璜、“‘万里’流觞”之赵万里、“‘孤岛’得书记”之郑振铎、“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之张申府、“‘插架缥缃’嘉业堂”之刘承斡、…学富一车’陈乃乾”、“梁诚与美国庚款退款”、“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之博尔赫斯、“洪William”之洪业、“‘劣绅’叶德辉”、“侨领陈嘉庚与集美图书馆”、“‘交换学者’裘开明”、“归骨田横之岛”之傅斯年、“卡内基和他的图书馆们”、“实至名归李公仆”、“藏书肯借见胸襟’’之赵景深、“也是目录学家的钱基博”、“唯留书香沁后人”之周叔弢，“钱穆的‘从小到大”’、“良臣魏征”、“‘四百万’王云五”、“洪秀全毁了多少书”。
其二、以事叙人。此类故事，大多以事件为主线，以一事叙述多位名人的集体故事，从中可见图书馆名人荟萃之盛。例如：…青年会，馆”之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耿济之、瞿菊农等；“保存文献的t同志会”’之何柄松、张寿鳙和张凤举，“一塔湖‘图’——北京大学图书馆纪略”之李大钊、马衡、毛子水、严文郁、向达等，“寻访文澜阁，，之陈训慈、徐伯璞等，“数学家与图书馆”之华罗庚、陈景润。在这类故事中，铁猊先生既重视闻名遐迩的名人，也不避并非广为人知的人物。例如：“清华人与清华馆”记述的是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于光远等大家，而“清华‘守望者…则记述的是普通“名人”毕树棠。
其三、以事说事。此类故事，不以人物为中心，大多是就事说事．其间提及一些人物。例如：“谷歌与数字图书馆”、“中国科学社与明复图书馆”。
名人与图书馆是一个很不好写和很难写的主题，因为要了解一位名人的生平事迹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材料难以写成，材料多了要删繁就简，也比较困难，而要让普通民众阅读起来也感到津津有味则更是难上加难。铁猊先生从上学时就喜爱图书馆，且以“坐拥书城，涉笔成趣”为人生目标，即使是成为图书馆的一员以后仍然坚持自己买书，这样的人在图书馆界并不普遍。因为树立了“坐拥书城，涉笔成趣”的人生目标，他所涉猎的文献相当广泛，从其撰写的有关名人与图书馆的故事来看，大凡名人著述、史料笔记、逸闻趣事、图林掌故等均可信手拈来，文笔流畅，颇有文采，且有个人独到的见地，令人钦佩。
名人与图书馆是一个值得大写特写和持续不断地写的主题，因为图书馆是人们终生学习的知识殿堂，占往今来，大凡名人的成长或成就基本上都与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迈入图书馆这知识的殿堂即是迈人名人堂的重要一步，虽然图书馆并非万能，但是用好图书馆则可以万能。正因为如此，宣扬传播名人与图书馆的故事。对于弘扬图书馆事业和促进全民阅读，其善莫大焉。
是为序。
以死抗辱之王重民1975年4月16日深夜，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授王重民，在颐和园长廊投缳自尽。其时，已与“文革”初起时的自杀高潮形成“错峰”，但王重民还是以一死对自己近二十年的屈辱做出了断。
王重民（1903--1975）名鉴，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高阳县西良淀村人，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敦煌学家。像当时很多穷学子一样，他的成才之路十分艰难。他父亲是乡村塾师，也是他的启蒙老师，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幼承家学”。稍长，考入保定直隶六中。1923年，王重民在北京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因在保定六中筹建团支部而遭当局通缉，遂易名为重民，考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陈垣、杨树达、高步瀛、傅增湘、黎锦熙、袁同礼等国学大家。王重民的“壮游京师”不单是因通缉，还有逃婚一节，以致生活上已经没有家中接济。困难之中只得以稿费和兼职编辑的微薄薪酬为生。时任北海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恰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目录学，见王重民学习刻苦且生活艰难，就介绍他到北海图书馆兼职，不想这一介绍，竞成了王重民步人图书馆学领域的第一步。另外，他还在黎锦熙提示下，编写出《国学论文索引》，这是当时研究国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王重民索引学的肇始之作。
在目录学方面，王重民从《老子考》入手，对有关老子的著作近五百种做出著录，特别对书的存世状况做了充分记述。而后，他又开始对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进行整理。杨守敬是清末著名藏书家，曾在清廷驻日公使随员任上，用四年时间从日本搜罗大量珍贵书籍，“日本国中，所有名著、精乘、孤本，一切古籍，几为其收罗殆尽”（《申报》载文）。1915年杨守敬去世，他的观海堂藏书，一部分收入故宫博物院，一部分入藏松坡图书馆。在王重民的整理过程中，他还将杨守敬所作《日本访书志》中未收之书题跋集录，辑成《日本访书志补》。同时，他还以在故宫博物院的机会，编写了《四库抽毁书提要》。另外，他还帮梁启超编《图书大词典》。1928年，他完成学业，在河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兼职。由于不堪于保定北平之间的来回奔波，遂辞去河北大学教职。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
说王重民成才艰难不如说幸运，能就学于如此众多大师级的人物并得到赏识、得到栽培与提携，确实非常难得。接下来的简历，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1934年，奉派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搜集流落海外的敦煌资料，协助戴密微整理敦煌文献；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1947年归国，任北平图书馆参考组主任，并受聘于北京大学；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教授、主任；1956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
这里面有些情节要做出说明。清末学者李慈铭以《越缦堂日记》称世。
此书一时洛阳纸贵，有“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流传。
李氏身后，全部越缦堂藏书一百三十余箱、两万余册收入北平图书馆。王重民辑录李慈铭在书上的批校文字，编成了《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
当时北平图书馆和欧美各大图书馆都订有学术交流的协议，袁同礼先是派王重民和向达赴英法进行学术考察。又因与法国图书馆订了互相交换馆员协议，遂又派王重民到巴黎编伯希和劫走的敦煌遗书目录，所成《伯希和劫经录》后收入《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另外，王重民辑出敦煌遗书中有关四部书的资料结集出版，还拍摄了一定数量的缩微胶卷，这些都是他在我国敦煌学研究工作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国外期间，王重民在重点研究敦煌学之外，还大量访求流散海外的中国古籍善本。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内中收文四千四百余篇。他还在太平天国文献和唐诗残卷佚诗等方面有所收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重民意欲回国抗战。袁同礼劝他继续留在国外工作。几年间他在法、英、美、梵蒂冈等国继续研究工作。特别是在1941年，南迁上海的北平图书馆“平馆善本”要转移美国，王重民赶回上海，与北平图书馆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钱存训一道，在全部六万册典籍中精选出善本近三千种，分装一百零二箱，以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华所购新书名义，秘密通过已被日军封锁的上海海关，交运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这些典籍并做出提要。
1947年，王重民向北大校长胡适提出在图书馆学小组基础上开办图书馆专修科获得批准，并延聘毛子水、赵万里、袁同礼、于光远、傅振伦、王利器、刘国钧等为师，就此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1949年，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离职赴美，于是，兼任副馆长的王重民即代行馆长之职。
王重民的屈辱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他响应号召，给某些领导以及军代表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而且是大右派，与黄现瑶、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降级、降薪，系主任职务亦被免去。
1960年，王重民重返北大课堂，教授《中国目录学史》。有人回忆，系里人既不叫他教授也不叫他同志，只叫他王教员。其尴尬情形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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