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全球传播时代，在不缺宣传而缺好宣传和有效宣传的背景下，如何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真实而不是被误读的中国，是当前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而中国对外宣传能否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宣翻译工作的质量。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借鉴西方传统修辞劝说理论，研究当前外宣翻译理论与新实践，对外宣翻译行为、目的、原则与策略等进行解读，力求为增强我国外宣翻译效果提供新视角。
作为国家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和环节，对外宣传翻译一直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应地，外宣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研究由最初的经验总结式探讨发展到尝试引入翻译与传播学相关理论来探讨外宣翻译的策略问题，成果颇丰。而前者主要由外宣翻译工作者通过自身多年外宣翻译工作经验总结出有关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和翻译策略问题。沈苏儒、段连城、赵启正等老一辈从事外宣工作的专家、学者等提出了有关外宣翻译原则和策略，如“内外有别”等原则。近年来，外宣翻译中借鉴相关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学者们尝试将功能目的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关联理论、构建主义理论以及传播学理论等引入外宣翻译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广泛讨论了外宣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尚有以下不足之处：（1）相关研究集中讨论外宣翻译与一般翻译的共性原则，而往往忽视外宣翻译的特殊性，对译文的交际与说服效果关注较少。（2）相关研究对外宣目标受众的研究不够，特别是对受众所信服和认同的劝说模式了解不足。作为一种带有明确劝服目的的对外传播活动，外宣翻译预期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对外宣目标受众的了解和研究。而当前外宣翻译研究尚停留在认识到“受众的重要性”的层面上，对打动受众的劝服机制研究还鲜有触及。可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尚滞后于我国外宣工作的实际需求，亟待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以探寻更好地实现国家对外宣传预期目的的外宣翻译原则与策略。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对外宣翻译进行研究，为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视域，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而成的。书稿交付之际，特别要表达我对一直以来关心和鼓励我学术求索的师长和亲友的感激之情。
首先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张健教授。张老师学养深厚、治学严谨、为人谦逊，在外宣翻译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几年前在上外读博期间，张老师在注重加强我们理论学习的同时，也十分强调我们要从翻译实践中验证和提炼外宣翻译理论。为了便于我们理论结合实践，促使我们对外宣翻译问题进行思考，张老师还特意定期给我们提供外宣翻译实践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领悟最深的就是外宣翻译研究离不开来自翻译实践的思考，而理论的适用性也需要回到翻译实践中去检验。本书稿付梓前正值张老师多重事务缠身之际，加之交稿期限较紧，所以张老师未能为本书出版写上鞭策之词，但他在电话中再三勉励，对本书即将出版甚感欣慰。在求学及研究过程中，张老师给予我关心、帮助和鼓励，在此我深表感谢。
袁卓喜，博士、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翻译专业负责人。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社科规划项目、自治区教育厅资金项目各一项，自治区教改项目两项，参与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项目若干。发表专业学术文章二十余篇，其中外语类核心期刊两篇。研究领域为翻译与修辞的跨学科研究、外宣翻译。
绪论
第一节 本书缘起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 外宣翻译研究概述
第一节 外宣相关术语的概述与厘定
一、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
二、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
三、翻译与外宣翻译
第二节 外宣翻译的研究视角概述
一、实践经验总结研究路径
二、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研究视角
三、语用学理论研究视角
四、功能目的理论研究视角
五、其他外宣翻译研究视角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外宣翻译研究的局限与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研究的理据
第一节 外宣翻译研究尚存在的缺失与局限
一、外宣翻译的效果评估
二、外宣翻译的“宣”与“译”的定位
三、外宣翻译的受众接受心理研究
四、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发挥
第二节 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共性
一、外宣翻译和话语修辞均以沟通与劝说为目的
二、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凸显受众的中心地位
三、外宣翻译与修辞研究均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
四、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关注语境的因素
五、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属言语交际行为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的修辞劝说视角——修辞劝说理论溯源
第一节 修辞劝说的经典理论：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三模式
一、诉诸修辞者人格（ethos）
二、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
三、诉诸论证理性（logos）
第二节 修辞劝说的核心因素：受众
第三节 修辞论辩的运作机制：选择、在场与交流
第四节 修辞劝说的中心概念：“劝说”与“认同
第五节 修辞话语产生的基础：修辞情境
第六节 广义修辞学之“双向交流”与“预设
……
第四章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启示意义与策略构想
第五章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外宣翻译译例分析
参考文献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在佩雷尔曼的论辩理论中除了“受众中心论”备受关注外，他提出的“出发点”理论也同样影响深远。由于论辩涉及如何在各种各样现有的前提中选择论辩出发点来创造“在场”，“选择”便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选择”的概念使佩雷尔曼在修辞论辩的讨论中引出另一个重要的概念._一“在场”。他认为，当言说者要从各种论辩因素中进行选择时，他必须从中选择个别因素，通过赋予它们“在场”的特点，从而使其成为受关注的焦点（Sonia K.Foss，etc.，1985：115）。佩雷尔曼认为，所有的论辩都是选择性的，在这个过程中，言说者不仅要选择论辩的因素，而且要选择使这些因素“在场”的方法（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1969：120）。创造“在场”本身就是选择强调、凸显事实或观点的某一方面，从而引导听众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方面上来。在《新修辞者》（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on Argumentation）一书中，佩雷尔曼还着重讨论了“在场”在论辩中的重要性。“在场”指言说者寄希望于特定因素并通过这些特定因素将其所期望的内容展现出来，以使之占据听众意识的前景（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1969：142）。对于“前景”这个概念的理解，佩雷尔曼使用了焦点图像与背景的比喻进行解释：一个人站在山顶上眺望山谷能看到一些树木、一片湖、一条小溪以及其他一些物体。当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树木上时，树木便变成了焦点图像，其他物体便成了背景。树木在那个人的感知视域中确立了它的在场（SoniaK.Foss，etc.，1985：115）。
佩雷尔曼认为，创造“在场”在论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然而，有效地创造“在场”使之占据听众的意识并不仅仅指所有那些旨在促使听众立即行动的论辩，而且也包括那些能诱导听众朝某一方向思考、更加倾向采纳某一解读方式，或在其论辩框架中注入认同因素，因而突显“在场”因素在论辩中具有重要的位置（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1969：142）。与传统修辞学不同的是，佩雷尔曼并不关注如何通过建构话语形式来创造美的感受，而是更加关注如何创造“在场”，使某些信息或者这些信息的某一方面在听众意识中得到强化和凸显，从而使这些信息获得听众的接受和认同。
除了创造“在场”之外，论辩也力图与听众建立“交流”（communion）。“交流”是佩雷尔曼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指与听众建立共性或同一性。他认为，与听众建立这种“交流”的演说者比没有建立“交流”的演说者更具说服力。例如，在一场面对一群到国外参加过战争的退伍老兵的演讲中，演说者可以通过叙述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来与这些听众建立“交流”，以便取得他们的认同。在探讨创造“在场”与建立“交流”的技巧时，佩雷尔曼并不是从文体的技巧方面考虑创造“在场”的技巧的，而是从“在场”的创造技巧的功能出发，深入探讨如何使用这些技巧进行论辩，获得“交流”，创造“在场”以及赢得信奉（Sonia K.Foss，etc.，198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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