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新版）_[日] 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_9787532746002

村上春树，日本小说家。曾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科就读。197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问世后，即被搬上了银幕。随后，他的优秀作品《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等相继发表。他的创作不受传统拘束，构思新奇，行文潇洒自在，而又不流于庸俗浅薄。尤其是在刻画人的孤独无奈方面更有特色，他没有把这种情绪写成负的东西，而是通过内心的心智性操作使之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格调，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以此来为读者，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模式或生命的体验。
本书为村上春树1983年的连载短篇小说集，共18篇。各篇内容不一，有写遇到“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后的遐想，有写半夜值班的惊魂故事，有些穷人搬家的苦恼，等等。

　　从“百分之百的女孩”到“完蛋了的王国”林少华这里收录的十八篇短篇小说，村上在后记中称之为“短小说”，想必是因为就篇幅而言介于《象的失踪》那类正常的短篇小说和《夜半蜘蛛猴》那样的超短篇小说之间的缘故。这些短篇创作于1981年3月至1983年3月之间，是为一家名叫《特莱富尔》的伊势丹百货公司会员刊物(每月免费发给会员，不在书店出售)写的连载系列，半年后结集出版，为村上第二部短篇集。
　　日文版书名为《袋鼠佳日》，中译本改为《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1990年收入《村上春树全作品1979—1987》第五卷。在卷末“创作谈”中，村上说他当时并未将这些作品视为小说，这一看法至今也没改变，“它们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小说”，但虚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只要有个暗示(hint)就可以一挥而就”。也就是说，这些小说作为小说具有“实验”性质。尽管如此，小说也还是自有其意义：它“朝很多方向伸出触角，判断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村上在《后记》中也提到了，其中有的类似为长篇小说做的速写，后来融入长篇之中。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在其专著中进一步就此加以概括：村上春树早期短篇小说中包含几次简短却令人惊异的精神之旅，后来构成他第二部小说集《袋鼠佳日》(1983)的中心内容。《一九六三／一九八二年的伊帕内玛少女》(1982年4月)中的“我”神游于由著名的同名爵士歌曲创造的精神空间。尤其富于想象的一篇是《鹛鹧》(1981年9月)，预示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对隐秘世界的不懈探索。这篇小说堪称村上短篇创作中最怪异的作品之一，半是卡夫卡，半是劳莱和哈代，不啻对读者头脑的一种暴力袭击。如果有的读者总的来说被村上的短篇搞得晕头转向，这一次晕头转向的则是村上自己。无论何时提到这篇小说，他总会抓抓头皮轻声笑道：“这是个奇怪的故事。”仿佛他至今还没弄明白是打哪儿来的。(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原题“HarukiMurakamiandMusic！OfWords”)其实，融入长篇的并不仅此一例。例如《图书馆奇谈》这支“触角”后来伸进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她的镇，她的绵羊》可以在《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中觅出其隐约的面影。这是村上常用的套路，在他任何一部短篇集都可以找到类似情形。相比之下，引起我注意的莫如说是鲁宾转述的村上那句话：“这是个奇怪的故事”。奇怪得村上自己也“没弄明白是打哪儿来的”。不，我想村上是明白的，明白它的来处，那便是“潜意识”。他在《八月的草庵一我的(方丈记)体验》(载于《太阳》1981年10月号)中写道：“写文章这一作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潜意识的重新洗涤。”并说重读所写文章的定稿时，往往有奇异的发现——“自己毫无觉察的存在简直就像隐显墨迹一样若隐若现地显现出来：早已忘记的事情，以为忘记却未忘记的事情，甚至未曾意识到的事情，如此不一而足。”由此，不难看出这部短篇集的主要意味在于它的“索引”功能或“触角”功能。可以藉此索引、触摸作者的潜意识信息、心灵信息和作品之间游丝般的关联性。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这都好比一种颇有难度的拼图游戏。
　　正因如此，所收《鹧鹧》等若干短篇都属于兴之所至或突发奇想的产物，而缺少相对严谨的艺术构思，艺术性方面自然打了折扣。村上自己也承认“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小说”，这并不完全是自谦之语。倘若村上后来没有名声大振，这样的作品想必也就萎缩在那本小小的会员刊物里面了。
　　属于《鹛鹧》系列的有《出租车上的吸血鬼》、《海驴节》、《镜子》、《尖角酥盛衰记》、《绍斯贝险隋》，以及《图书馆奇谈》。
　　在《出租车上的吸血鬼》中，“我”遇上了所谓“坏事”，即搭出租车时在堵塞的路面上寸步难行。计程器每次起跳的咔嚓声“如火药枪射出的霰弹一样直捅我的脑门”，只好通过想像脱女孩衣服的顺序来挽救这糟糕的心绪。正想到兴头上，司机忽然问“我”是否认为有吸血鬼。“我”本想以“不清楚啊”、“觉得”、“怕是”之类惯用暖昧说法搪塞过去，但司机不依不饶追问到底，并且作为“实证”断言他本人就是吸血鬼。“我”报之以暖昧，对方回之以坚决，“我”求助信念，对方展示实证。可以看出，村上在这里试图颠覆日语式、日本式对话或交流模式，把日本式“暧昧”逼入尴尬境地。
　　村上另有一篇叫《海驴》的随笔式超短篇，差不多和这本书中的《海驴节》同时发表。但前者的海驴基本是动物学意义上的海驴，而这里的海驴则不然，更像是“羊男”。但无论和羊男相比还是和村上笔下经常出现的羊、猫、象以至独角兽相比，有一点显然不同：海驴身上没有羊男和羊等动物身上那种令村上动心或吸引他的东西。在煞有介事彬彬有礼的海驴面前，“我”始终显得被动和茫然，如坠五里云雾。而海驴好意留下的海驴粘纸徽章，海驴刚走就被“我”随手贴在了违章停车的一辆小汽车挡风玻璃板上，这也从另一角度反衬出海驴是何等不被理解不被接受、何等孤独。不过，这并不意味“我”讨厌海驴这种动物：不仅不讨厌，甚至觉得海驴好像有某种叫人恨不起来的地方。当然喽，若妹妹——我有个妹妹——某一天突然提出要和海驴结婚，我想必会吃惊不小，但也不至于气急败坏地反对。也罢，既然相爱也未尝不可么——我想最终也就这个样子。如此而已。
　　只是，海驴形象颇让“我”费解。“既没戴太阳镜，又没穿‘布鲁克斯兄弟’三件套西装。海驴这种动物，总的说来颇像早些年的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当然不中意这样的比喻。“早些年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呢？是“文革”期间穿三四个口袋的灰蓝黄直领装的中国人呢？还是清末长袍马褂外加瓜皮小帽的中国人呢？好在没有从中看出歹意，加上终于同意“妹妹”嫁过来，就不再追究了吧。
　　……“我”大概感觉到，同辛亥革命当时的中国的“阿Q”相比，物质上优越得多的现代日本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处于精神麻痹之中。中产阶级弟子在学生时代看上去似乎是“出色王国”的继承人，然而一旦作为精英投入工作、真正成为王国继承人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却“黯然失色……令人悲伤”。(藤井省三：《村上心目中的中国》，朝日新闻社，2007年)应该说，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藤井教授这个发现或者比较研究是颇有创见的。何况在有世界性影响的当代日本作家身上发现鲁迅文学基因，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值得欣慰。不过说老实话，作为我总觉得——至少在就两个Q而言——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其一，《阿Q正传》开头所说的“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并因此“感到万分的困难”，应是别有所指的。为此鲁迅详细列举四点理由，其中“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之句显然暗藏杀机，并非所谓“畏惧的情念”。而《完蛋了的王国》那段引文也很难从中看出多少“畏瞑”。其二，依藤井教授的说法，村上的Q所以“精神麻痹”，是因为失去了“主体性”，这固然不错。但鲁迅的阿Q所以“精神麻痹”，则是因为精神胜利法。而精神胜利法似乎并非来自主体性的丧失，恰恰相反，乃是扭曲的主体性即扭曲的自我意识造成的。不过，我一来不是鲁迅研究专家，二来也还没有深入研究，以上看法未必得当。何况再说下去有可能脱离译序范围，就此打住。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阿Q正传》与此比较一下，或许另有心会。
　　2008年5月8日于窥海斋时青岛春意阑珊一路花雨[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071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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