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可鬻：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研究（1912-1937）_陶小军著_9787100123877

　　《大雅可鬻：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研究（1912-1937）》以详实的史料分析了1912—1937年书画家在市场中的逐浪与抗争，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书画市场；并且将这一时期的书画市场置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史中来考察书画家个人、群体、地区的连锁反应，通过书画市场的变化体会当时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的变化，对了解当时乃至当下的书画市场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全书文笔轻快，论证严谨，特别注重书画家所面对的世俗情境，展现其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饱尝的酸甜滋味，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前言

　　一

　　一直以来，中国书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动机，共同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中国艺坛画家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画工，一种是文人。……画工凭借画艺为权者与富者服务，奉命作画，以画谋生。……文人作书画，送送朋友，关键是本身有足够的衣食之源，作书作画全凭兴趣，所以耻于用书画去换点钱。” 由此可以看出：即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人情趣的影响，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领域，以商业为目的的书画创作还是长期存在的，换言之，中国一直以来都有专业的书画市场，这是不容否定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书画市场长期存在着一种现象，那便是书画作品和其他艺术品市场边界的混淆。尤其是古书画作品，往往被归于古董一类而忽视了其书画艺术的本质。因此销售这些作品的也往往是古董商而非书画商，这一现象使得这些作品与一般当代书画作品的市场所遵循的规律完全不同，如果将之视为一体探讨则必然导致谬误的产生，因此本书并没有将古书画交易列入研究范畴。此外，自近代以来，西方艺术传入中国，不少中国人也开始尝试西画创作，但西方艺术的艺术宗旨以及销售模式又与传统书画大相径庭，因此近代中国的西画市场也不包含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本书中的“中国书画”指的是以传统方式创作的中国近代书法、绘画和篆刻作品，其市场以国内为主，也包括一部分国际市场。

　　有人认为，书画市场在国家文化经济领域中所占的比重较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较小。其实不然。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自古以来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国人所中意。而中国书画市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对接的前沿阵地，其在经济史及社会文化史中的地位可谓不言而喻。“人类创造艺术的过程始终与经济因素纠缠在一起。” 如果不正确认识这一事实，必将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另外，“经济盛衰与艺术兴衰是互为因果的” 。因此，论述中国书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它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是一项具有相当意义的研究课题。

　　尽管中国的书画市场起步很早，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这也就大大影响了艺术品交易的活跃度。受此影响，中国古代书画市场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封建经济在外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逐步崩溃，伴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也由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转变，商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结却没有在西方商业资本的渗透下迅速崩溃，而是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正如柯文所言，“它们（过去与近代）是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态，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在中国传统艺术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书画市场，凭借着自身蓬勃的生命力抓住了机遇。同时，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书画艺术品的交易日益增多，书画市场在民国初期迎来了繁荣局面，并逐渐形成规模。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帝制，中国的政局在短期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等方面伟大的现代变革如同潮水一般席卷整个世界，到1912 年，这股潮水已将中国的传统文明冲得七零八落” 。

　　“民国前期的南京政府和随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在政治上尽管曲折多变，但在经济上却基本上推行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近代工商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民国书画市场在延续传统的市场模式以外，也随时代变化而出现了转变，相较于过去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性。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物价水平呈平稳上升的趋势，文化、教育发展迅猛，艺术的商品化进程加剧，这些都促成了书画市场的繁荣发展。

　　伴随着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更加显著。文化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开始具有了近代的意义。其重要表现便是开始形成了分离于儒学而独立存在的各种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并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育界、文学艺术界、哲学人文科学界、科学技术界的专业领域。新式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中辛勤地耕耘，介绍和传播西方的近代自然与人文科学知识，或者使中国古老的学科发生了近代的转变，或者引进和建立了近代西方的各种专门学科，从而在整体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尤其重要的是，新式知识分子通过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逐步而切实地改变着社会的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从而推进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传统、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建构起新的文化观念。

　　在民国初年，不仅有传统的书画经营机构古董店、南纸店等，还出现了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展览会、书画社团等新形式。书画家们也从书画自娱、耻于言利转变成努力宣传自己的润格，积极地促销自己的书画作品。

　　清廷科举至1904 年甲辰科而告终，七年后，辛亥革命，原翰林公星散，多以鬻字为稻粱谋。当时各大城市都有书画社及南纸笺扇商店，专营代客求购字画生意，如北平的荣宝斋、天津的梦花室等，竞相给书画界名流印制“润例”—通称“笔单”，即价目表，汇订成册，置诸柜台，备顾客选订。店铺代订代收，按件只加收二成，称“墨费”，其利薄如此，所以生意十分兴隆。这给翰林公卖字提供了方便之门。

　　“在封建制度解体、作为特权阶层的知识分子普遍破产而衣食无着的近代社会，绅士服务的出现为他们在商业本位社会中挣扎求存指引了一条明路，一些过去只有在书斋中游戏自娱的文化技巧不得不作为谋取一饭之资的手段，这种直接的金钱交易关系打破了文人阶层固有而脆弱的清高姿态，而使之真正地融入和谐社会。” 于是，民国初年的书画市场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了传统与变革冲突时期社会经济面貌的缩影。

　　“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 民国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其实也呈现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在研究民国时期的书画市场时也就需要十分注意把握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上海和北京分别是民国前期南北地区经济和政治的中心，若将考察对象限定为书画市场的话，则又以上海、北京二地为主。而地缘政治的不同，思想文化的差异，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以及生活习惯的区别，这使得这两地的书画市场的发展模式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

　　二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是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由于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上海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渐上升到了全国领先地位。社会经济的繁荣，逐渐吸引了各地画家云集上海，这些居住在上海的画家在艺术观念和绘画风格上逐渐形成一些共性，最终发展成“海上画派”，并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绘画流派之一。而“上海之所以对各地画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首先是它的经济、文化环境，那里有一个活跃而广阔的绘画市场。买主之中有做了寓公依然有钱、有势、也有闲( 有的自身也是书画家) 的旧官僚，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有外国商人、收藏家” 。上海的书画市场正是依托于这样的环境，才得以盛极一时的。

　　北京是与上海相对的另一个绘画中心。一方面，在20 世纪初，北京先后是清王朝的首都和北洋军阀统治势力的中心，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守旧势力十分强大；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孕育新理念、新文化的温床。如此复杂局面使得历史悠久的北京社会十分复杂，新旧文化的冲突异常激烈。“清朝灭亡后，大批古董书画在前清遗老的变卖之下纷纷流入市场，琉璃厂成为民国前期全国艺术品交易最大的集散地。同时，与古董书画交易相伴兴起的卖画之风也渐渐在北京流行，许多外地传统的文人画家云集京城，卖画为生，课徒授画。” 以这两个地区的书画市场为代表来开展研究，除了让我们对两地书画市场的地域特色有所了解，还可以使我们较为清晰地了解民国早期整个书画市场的演变和发展情况，从而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

　　我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只能根据现有史料的介绍，依赖其中介作用对史实进行客观的考察。除此之外，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者所选择和依靠的史料也不尽相同，“须依据史料与史实的具体关系而定”。

　　民国前期（1912—1937）中国书画市场研究相关的史料数量繁多，种类丰富，包括各类档案、报纸杂志、文集、回忆录、日记、书信、口述资料等，但是本研究的实际状况又决定了我们研究者不可能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全部资料，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掌握资料的情况来对研究对象进行限定，当然也会注意甄别有失偏颇的文献，以期得到客观、真实的成果，这也正是本书在研究对象上对时代跨度有所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本书涉及的研究年代限定为1912—1937 年，也是考虑了民国前期的社会经济局势后提出的。1937 年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上海相继沦陷，这对于两地的书画市场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例如在北京沦陷后，“日伪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战火连绵，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整个北京的社会消费水平下降。书画市场十分萧条，有的店铺被迫关闭或歇业。……不仅商业遭受灭顶之灾，北京画家重要的社团—湖社画会也在1937 年被迫停办”。由此可知，年代的限定有助于突出重点，依据特定时限内的社会经济背景，提高书画市场研究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可以使研究的结果更加接近史实的本身。

　　三

　　早在民国初年，就已有学者关注当时书画市场的发展，当时最早论述美术与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是鲁迅，他提出：

　　美术可以救援经济。方物见斥，外品流行，中国经济，遂以困匮。然品物材质，诸国所同，其差异者，独在造作。美术弘布，作品自胜，陈诸市肆，足越殊方，尔后金资，不虞外溢。故徒言崇尚国货者末，而发挥美术，实其本根。

　　鲁迅在当时绝大部分画家、学者都在争吵绘画风格、绘画材料变与不变的时候，以具有高度前瞻性的眼光发现了书画市场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联系，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书画市场，说明书画经济具有防止资金外流、实业救国的功能，这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当时，对书画市场及书画经济有所关注的学者毕竟还十分有限，相关的系统研究成果极少。

　　近年来，书画市场研究开始重新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书画艺术品市场逐步复苏之后，这一相关领域的研究受到更多的重视，涌现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涉及民国时期书画市场研究的成果，多散见于美术史、书法史、艺坛轶事和部分回忆录中。其中涉及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研究的成果大体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专题成果。以民国前期书画市场为专题或主要课题创作的论文或专著，专题论文或以一人为例，或以一现象为例，都对近代中国书画市场展开了相关论述，也各有值得借鉴之处。另一种是相关成果。在涉及民国时期书画市场的相关成果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一些研究面较广的学科通史、地域学科通史类专著，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民国前期书画市场并基本形成段落。

　　总体而言，针对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的直接研究成果较少。尽管学术界对于民国美术史方面有较多的研究，但具体到民国前期的书画市场，直接正面研究的仅有几篇论文。现有针对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以局部、具体问题为对象，表现出相对分散且无体系的特点。这些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也是本课题研究开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的研究长期以来从单一的史学角度或美术学角度研究较多，而多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少。这种研究状况与历史学科的研究者较少涉及书画风格、技法等美术类专业领域，而美术学科的研究者又较少涉及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关。

　　因此，针对当前民国时期书画市场的研究基础和研究现状特点，本书将1912—1937 年间的书画市场置于社会史、经济史和美术史的多重视角之中，以1912—1937 年间的书画市场发展现象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书画市场中书画家及书画作品在民国前期书画市场中的情形，揭示民国前期书画市场中书画家的生存发展状态和书画作品的交易特点，并对近代化进程中的民国时期书画市场的基本历史价值和特征进行探析。

　　后　记

　　跨学科研究模式是基于具体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近年来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就目前面向民国前期（1912—1937）书画市场研究成果而言，或是对具体时间段的书画市场进行宏观化线性描述，或是对个别书画家或社团群体做传记性质的解读。这两种方式都是将这一前期的书画市场作为单一历史学或艺术学中的问题来处理，其结果是书画市场中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在时代经济浪潮中表现出的复杂互动性关系被长期忽略。

　　本书的研究时间为1912—1937 年，这一时间，处于民国前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的剧烈变革，从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书画家与书画艺术的社会生存状态也不得不调整、过渡和转型，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以含蓄、清雅为尚的传统文人式鬻艺方式越来越散发出商业化气息，书画市场中的竞争意识越发强烈，甚至催生出多元化的营销手段。

　　伴随着上海等新兴商业城市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书画市场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公众的经济意识不断地加强。时局的变化，个人生存压力加大，书画家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始参与书画交易。在传统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逐步崩溃，而工商业迅猛发展的整体局面下，书画市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不仅有传统的书画经营机构古董店、南纸店等，还出现了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展览会、拍卖会。

　　书画市场中承担书画家与购买者桥梁的中介机构在承袭传统的同时又吸纳着新质，书画家们也从书画自娱、耻于言利，转变成努力宣传自己的润格、积极地促销自己的书画作品。书画作品的商品性质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书画家自主经营活动象征的润例，从内容到形式上均有了突破性的全面发展。作为书画作品创作者的书画家经济意识较之前亦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完成了由业余艺术家到职业艺术家的角色转变。

　　书画作品与经济的关系，是逐步展开和变化的。到了商品经济时代，书画作品的经济性质更加明显和突出。书画作品的经济目的不仅影响着消费者，而且左右着以书画作品经营为主的中介者，同样也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书画作品的创作者。当然，书画市场的实际情形不是在独立、封闭的环境下形成，而是很大程度地受到了时代精神、地域文化、社会心理、外国资本等因素的影响。

　　即便在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精神面貌是不尽相同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的北京和上海两大书画市场所呈现出的从创作者到各类销售中介，再到购买方和赞助方等各个环节面貌上的差异。客观上书画市场还是处于民国前期社会历史大背景的整体影响之下的，这使得各地书画市场的文脉精神又同时具有某种微妙的联系。因此，在肯定这种联系的基础上甄别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差异，以对地域文化独特的理解，借助时代赋予的新机会和新手段，努力壮大自己，成为各地优秀书画家成长的共同方式。正是这一方式造就了吴昌硕、王一亭和陈师曾、齐白石身处沪京两地的两组书画家惊人相似的成功，而这种相似性是蕴含于京沪两地书画市场的整体相异性之中的。

　　书画市场的繁荣在改善书画家个人生活状况的同时，由于对书画作品物质属性的过度要求，书画作品更加本质的精神属性被渐渐忽略，书画名家的作品在市场交易中变得供不应求，致使书画家对艺术质量要求降低，更出现了炒作、模仿、代笔、作伪这些极大影响书画市场发展的行为，这也更加不利于书画艺术本身的发展。代笔与作伪对书画市场发展的负面影响极大，但由于书画作品的物质属性被无限强调，导致一方面大量订单的积压使得书画家的工作压力剧增，另一方面市场内供不应求的情况也为作伪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书画家本人对于这些行为的忽视和法律保护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一风气的形成。整体的社会环境是造成代笔与作伪盛行的主因。这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下的书画作伪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透过书画市场中书画家的润例、中介形式等微观视角来探讨这一时期书画家经济意识与书画受众的变化，同时又把握住封建制度的解体、外国资本的进入、民主思潮的萌发等这一时期书画市场所处的宏观历史背景，探讨它们对传统书画艺术、书画家的冲击。透过1912—1937 年间的书画市场，我们能更好地探究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书画市场的变化，是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一个窗口。

　　有关民国时期书画市场及书画家的相关史料总是零散地存在于时人文集的各个角落，本书使用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中，很多是从纷繁的民国档案、报刊杂志、书信、日记中一点一点拣选出来的，通过这些资料的梳理，读者可以看到当时书画交易的概况，尤其是书画家在与市场博弈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抉择。本书力图使对书画市场的陈述更具张力，以经济学观点与历史学的方法将碎片化的艺术史料串联起来，对这一时期书画市场中涌现的典型化行为进行归纳阐释。打破经济学、历史学和艺术学原有的界限，为书画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在本书的写作与出版过程中，我申请并获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晚明书画消费与文人生活”（16BA013）；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发展史”（14BA01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9 批特别资助项目（2016T9048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 批一等资助项目（2015M580454）；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子课题）”（15ZD00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书画市场研究”（13LSB008）；江苏省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501048C）；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艺术与中国精神研究”（2016ZDIXM028）；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中国书画鉴定研究与教学”（JGZZ14-075）。这些科研项目的评审通过，可以看出专家学者们对于本书相关选题研究的肯定与鼓励。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经在《文艺研究》、《学术研究》、《江苏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美术与设计》、《艺术百家》等学术期刊发表，亦可以看出本书选题所具有的社会价值。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对我而言也是再次学习的机会。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王菡薇与陶君函，正是他们无时无刻的督促与奉献，本书的书稿才能够最后得以完成。

　　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肯定会有更多相关的成果出版，当然书中观点也会被不断检验和商榷，但是即使如此，相信本书也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陶小军

　　于台湾大学客座学人宿舍

　　2016 年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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