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宗记：佛教八宗一派遗迹寻访_韦力著_9787532161812

本书是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中一部。佛教入华，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的多次往复，逐渐地调整与借鉴，而后根植于中华沃土，成为华夏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韦力按照八宗一派框架，以一宗一派为单元，实地寻访重点遗迹，梳理廓清中国佛教的脉络与理念。

序言

季羡林在《中国佛教史》总序中说：“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最终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佛教仍然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中国人民不管信佛教与不信佛教的，都必须了解佛教的真相，这会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我在此摘录这段话，是因其高度地概括出我到处寻访佛教遗迹的动机。虽然佛教是外来教，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禅学案》一书中收有1953年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的一段话：“禅是中国佛教运动的一部分，而中国佛教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部分。”从这句话可以理解佛教为何在中国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现象？若以“存在就是合理”这句话来解读，颇能说明佛教在发源地衰落之际，却在中国蓬勃发展，个中原因定是佛教中的某些成分在中国找到了适合其发展的土壤。换言之，必定是印度佛教中的某种理论填补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某些缺失。佛教入华，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的多次往复，逐渐地调整与借鉴，而后植根于中华沃土，成为了华夏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既然如此，留存在中国的佛教遗迹，也自然地列入了我的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体系之内。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至今学界也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汤用彤先生在其大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用了整整一章来探讨这个话题，而后该书在第二章专门考证汉明帝时皇帝遣使前往西域求法之事，其实这一章也是在研究佛法传入中国的源头，由此可见，这个问题既重要又模糊。

佛教的鼻祖是释迦牟尼，他创立了僧团，弘传教法。从初创到其入灭后的一百年间，佛教僧团还未分裂，这个阶段被称为原始佛教或初始佛教；而后教团分裂，从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四世纪，这个阶段被称为部派佛教时期。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此派贬称其他部派为小乘，而后大乘佛教又分化为两个派别——中观学派和瑜伽学派。中国传统称前者为空宗，而后者为有宗。两派继续发展，在大乘中又出现了秘密教，此教即是后来的密宗。

大约在两汉时期，佛教由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逐渐传入中国，关于其传入的路线，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中有如下论述：“佛教由此分为两条对外传播路线，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并向东南亚传播的，称作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继续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我国的于阗、龟兹传播的，叫做北传佛教。北传佛教最大成果就是汉传佛教的形成与兴盛，以及印度佛教与吐蕃教信仰结合而形成的藏传佛教。”

佛教的传播并非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整体行为。实际传法过程中，印度佛教的不同宗派僧人带着不同的佛教经典，向中国传播着各派的理念，而这种传播方式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接收体系，这些派别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弘法阶段，渐渐形成了一些独立的派别，这个阶段被称为学派时期，分别有涅槃学派、成实学派、毗昙学派、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这些派别经过中国僧人观念上的吸收与融合，而后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尽管这种认定略有争议，但基本还算是业内共识。天台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从学派时期正式进入了宗派时期，自此中国的佛教宗派逐渐增多，在隋唐两朝，陆续形成了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这些综合起来，就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八宗一教”，至此，中国的佛教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而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九大体系。

从教理观念来论，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这六宗都属于大乘佛教空宗体系，而唯识宗属于大乘佛教有宗体系，密宗则属于大乘密教体系，唯独三阶教难以归类，然而此教却在中国流传了三百年之久，并且在中国社会上层有着巨大的影响，是中国佛教中重要的一支。中国佛教的八宗基本上是来自于印度大乘佛教的三大体系，由此显现出中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创新。而八宗一教也基本上概括了中国佛教的主脉络，所以，本书的体系也正是按照八宗一教框架，以一宗一教为单元，进行梳理，以便能够条理化地概括中国佛教的脉络与观念。

关于中国佛教体系的专著，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另外还有些通论如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等等，更多的是专论一宗的著作，比如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毛忠贤的《中国曹洞宗通史》、冯京成的《云门宗通史》等等，余外还有关于佛教事物的专门著作，例如方广锠的《佛教大藏经史》、李际宁的《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等等。这些相关著作在知识层面惠我良多，我在写作这一篇篇小文时，拜读了不少相关学者的著述，行文过程中也多有征引，在引用这些著作中的观点时，我都会一一注明出处，但是这一类的著述数量较大，无法在此一一列出鸣谢。这些师长专家所著之书给我的教育之功，不能遗忘，虽然没能将他们的名字在此列出，但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些专家学者的感谢之情。

总括而言，我的性格中有着难以改变的执拗，尽管我从上列著作中学到了很多，但我依然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从书上学来的理论知识在自己脑海中立体化、具象化，我的这种愚笨的学习方式完全无效率可言，然对于我却是能够加深记忆的唯一可行方式。于是，当我系统研读了这些专家的相关著述之后，渐渐勾勒出了一个立体的框架，而后我有一年的时间，将这些书中所提到的高僧一一列出，以此为目标，用尽各种方法，去查找落实跟这些高僧有关的历史遗迹。我的操作方法，是将历代高僧先做一个时代上的划分，以八宗一教的成立为界限，之前的为一类，之后的列入本书的备选，而后做出一个寻访计划。

关于入选高僧的名录，我重点将每宗的创宗人列在首位，而后再排列每宗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传承作用的高僧，以每宗内公认的宗族递传顺序，列出先后，而收录下限则定在1949年前。对于高僧遗迹的选择，首先是寻找他们的墓塔、舍利塔，因为能够找到这些遗迹，就等于找到了这位高僧的本尊。历史时代的变迁，使得一些高僧墓塔而今已不存于世间，或者说，因为历史的原因，即使高僧墓塔仍然存在，但因记录失载，已经找不到具体方位，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我个人功力不够，未能查到这些墓塔的具体位置，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若是没有找到寻访目标，那么我的备选方案，则是寻找每宗的祖庭和道场，如果连这一点也找不到，则退而求其次，去拜访该宗该祖曾经住持过的寺院，虽然这样的寻访方式，由此而变得不纯粹，但已是我能够做到的极致。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遗迹的寻访，其实不始自此程。大概在十几年前，我用了五年时间在各地寻找古代藏书楼的遗迹，前后总计找到了一百四十余处，而后撰文集成一书，交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书楼寻踪》。自那时到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唯一一部关于古代藏书楼实地探查的专著。而后不久，我又开始了第二程寻访，继续到各地东奔西跑。在这个过程中，我爱屋及乌地开始拍摄书楼之外的其他文化遗迹，但当时并没有将佛教遗迹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系统的寻访。几年前北京新经典文化公司的编辑林妮娜女士送给我一本彼尔?波特所著《禅的行囊》，读罢该书，大受启发，原来文化遗迹寻访还能有这样有趣的写法。从内容而言，该书所叙仅是作者对禅宗初祖到六祖的遗迹寻访，虽然该书的文笔深契我心，然其寻访对象之少，仅涉一宗，难以满足我的饕餮之情。

联想我的相关寻访，某天忽然动念，何不将其他各宗的高僧一一访得，以此来展现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全貌，一念及此，大感兴奋，而后苦读相关著述，接着制定入选规划，最后列出寻访路线，以每程十天，每月一程的速度，边访边写，如此陆续跑了近三年，逐渐寻找到了所列目标的大半。当然我的寻访并非是单一的行进，我虽然愚钝，但还略知统筹，故每一程的寻访，也同时兼顾着其他类型的遗迹探访，以期能够提高效率。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遗迹大多处在深山峻岭，这给我的寻访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但我觉得正是这种寻访难度，才使得这个探访过程有了一定的价值。我所遇到的艰难，大多已写进了每篇文章之内，但即使如此，还有太多的艰辛无法一一备述，我对此做了一定的删减。在实际探访过程中，也确实发生过几次危险，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把我送进了医院，因为感染，五次手术，让我在医院中住了大半年，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应当感念佛祖，毕竟我还活着，而后我又一次次地踏上了寻访之途。经历了这样一场人生磨难，更加让我珍惜生活带给自己的美好。

有些熟识的朋友跟我说，那场事故之后，我的性格有了不小的变化，也许真的是当局者迷，我自己没有觉得性格上有多少实质性的转变，然而在写作方面，我还是体会到了自己与以往的不同。此前二十余年的写作经历，我总会把著述看得极其隆重，“文章千古事”这句名言横亘我心，虽然自知才薄识短，但仍然效仿前贤，正襟危坐地写文章，而今我却觉得那个阶段的自己不少行为是何等的幼稚与可笑，虽然那个时段的自己是人生的必由阶段，但这场经历之后，还是让我有着思绪上的升华，于是我感受到了百无禁忌，而舞文弄墨带来的快乐，让我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大自在。

然而《觅宗记》却是关涉宗教题材的文章，我虽不是佛教徒，但也懂得尊重他人的信仰，这使得我的行文方式，突然又回到了原先的拘谨，这种大自在后的收敛，让我的文章读起来颇感蹇涩，这种不自在的写法，让我难以一畅胸怀，于是左右调整，进退失据，而后几经折衷，写出之文就如您所见，变得既不通俗也不专业，但这恰恰是我的一段心路历程。

我的寻访之旅，同时也是我的学习之旅。这个过程中，使得我对那些高僧大德的历史史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原本是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高僧，而今他们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他们的各种经历，尤其是他们为了弘法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面对磨难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绝不放弃的勇气，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使我的寻访之旅，实实在在变成了洗心之旅。

也正因此，我特别想把每一位高僧大德的思想与理念，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可惜的是，我在这方面的修养太低，难以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他们每一位的宏大理念，这使得每一篇文章写完之后，都会让自己有着挂一漏万的遗憾之感，而这样的文章，当然难入方家法眼。虽然如此，但我心里明白，自己在写作之时，是极希望能够客观地写出每位高僧的价值理念，我想，这些先知们，应该早已洞悉我的真诚，当然他们也早已明了我的浅薄，但我是带着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来写这些小文的，他们也一定能够原谅我文中的错误。由这种思路推而广之，当今佛教界的专家学者自然也不会以谨严的专业眼光来看待这些小文。一念及此，我的心态又从恐慌忐忑变成了大自在。

山家山外之争知礼延庆寺谛闲观宗寺

在天台宗史上，宋代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山家山外之争”。这件事影响之大，已经超过了本宗内部学术争论的范畴，震动了整个宗教界。《中国佛教通史》上说：“山家山外之争看似宋代台宗内部的宗义辨析、抉择，实是宋代台宗与禅宗、华严诸宗之竞争在己宗内部的反映。由于在宋代新型社会体制下佛教生存境遇的改变，佛教诸宗必须为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而努力，故佛教诸宗在融通的同时，相互的竞争亦趋于激烈，且呈现出新的形式。这突出表现在，对宗义的论辩乃是与对宗教实践形式合法性的辩护紧密相连的。具体到山家山外之争，则忏法的合法性实乃整个宗义论争的核心，而义学主题的深入展开乃是围绕此点而进行的。”这个事件涉及一个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知礼。《中国天台宗通史》对此有明确的说法：“四明知礼是天台之学的中兴者，一部山家山外之争史其实就是围绕知礼而展开的。”

我们先聊聊“山家山外之争”的起因。从唐代中期开始，大唐盛世逐渐衰落下来，而后产生了安史之乱、会昌灭佛等等，这些动荡使得佛教各个宗派的文献资料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然，天台宗也难以幸免。到了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偶然读到了《永嘉集》，他对此书中的一些文句感到费解，于是通过人找到了天台宗十五祖义寂。义寂告诉钱椒说，这几句话的出处是智顗的《法华玄义》，但此书的原本在中国失传了。钱俶通过了解得知，日本和高丽仍有保存，于是就想办法将其弄回来，杨亿在《杨文公谈苑》中记载了这件事：“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置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这段话说，吴越王听商人们说，日本藏有天台宗文献，于是他就给日本国王写了封信，同时奉上五百两黄金，让他们把这些请回来，请回来之后，才使得中国佛教界又多了天台宗的文献。但是，吴越王从海外征集回天台宗文献，也有的记载称不是从日本，而是从高丽弄回来者，此事记载于《佛祖统纪》卷十中：“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义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妙玄》既失不存，未审何缘知之，必寂师先曾见残编耳，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 这里写明是从高丽国找回了天台宗文献，然而究竟是从日本还是高丽找回了文献，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但无论怎样吧，就是从海外费了很大力气，又花了很多钱，把天台宗文献又弄了回来。

本宗的文献又征集回来了，这对天台宗当然是一件大喜事，于是本宗的许多高僧开始研究这些文件，这时又产生了一个版本问题。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佛教典籍都失散了，虽然从海外征集回来一些，但这些经典因为来源不一，同一部书就产生了不同的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才是真正作者的本意，这自然也就引起了争议。这件事很像秦朝焚书坑儒，到了汉代之后，征集回来的各种儒家经典就有了异本，究竟哪个才是作者的本意，这样的争论有些延续了两千多年。

五代到宋初这个阶段，虽然距现在也就一千年，但那时佛教的版本就产生了类似的大争论，其中之一就涉及了智顗的《金光明玄义》。我们知道，天台宗的最重要著作，是“天台三大部”，余外则是“天台五小部”，而《金光明玄义》是“五小部”之一，所以也是天台宗很看重的本宗经典之一。

从海外征集回来的该书与国内流传的残本之间，在内容的多少上差异较大。该书在五代时期出现了两个版本，原本流传的，因为历史的原因，产生了残缺。该书原为两卷，当时流传的只有上卷而无下卷，而后经过征集，《金光明玄义》一书又发现了上下两卷的全本，那么这个全本究竟是真是伪，在业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该书的两卷本被称为“广本”，而只存上卷者被称为“略本”。当时的天台宗分为了三派，其中的正统派或说主流派被称为“钱塘派”，这一派当时的大师是慈光晤恩。这位晤恩倒确实是名师之后，我们前面谈到了吴越王钱俶无法理解天台宗经典时，就命人向义寂请教，而这位义寂的同门志因大师，就是晤恩的师傅。晤恩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是名气很大的高僧，他针对《金光明玄义》一书的两个不同版本进行了比勘研究，然后写出了《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晤恩的结论是：后发现的两卷本的“广本”是后人伪造，而只残存上卷的“略本”才是智顗的原作。晤恩在文中阐述了自己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因为争论的焦点是天台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争论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再展开叙述。

晤恩这部著作的出现引起了争论，义寂的弟子义通分别写了两篇文章来反驳晤恩的结论，而晤恩的弟子源清和洪敏又作了《难词二十条》进行反击，就在这时，知礼出场了。这位知礼属于天台宗三系之一的四明系，四明系属于天台宗的旁支，所以，有人认为“山家山外之争”就是旁系挑战正统系权威的一个故事。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论，总之，在此之后，知礼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进行这场争斗。

我们在这里先作一段插叙，那就是，吴越王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从海外征集这些经典？同时，天台宗内部为什么要为《金光明玄义》争斗几十年？这件事要从《金光明经》讲起。此经的全称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该经是在武则天时期由义净译出，此经对唐之后的佛教界影响很大。从内容上讲，该经主要是讲一些鬼神，其实这些鬼神的名称，我们大多数人，或者说至少是我，都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知道的，比如《天龙八部》，同时我们进入寺庙时，弥勒佛左右的四大天王也是出自该经。从《金光明经》排列的系统来说，天帝释的手下就是四大天王，而四大天王的手下就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手下则是二十八部鬼神。

为什么要叙述这么一段话呢？是因为该经中说，只要国王信奉《金光明经》，那么四大天王将带着他的手下天龙八部等“当与眷属无量百千鬼神，隐蔽其形，为作护助，令彼怨敌自然退散”，这么多的天兵天将来保护国王及其臣民，即此可知帝王是何等地喜欢这部经。比如到了南宋建炎三年，高宗赵构就在台州遇到了一位老僧，高宗向他请问解困之法，老僧回答说：“护国金光明三昧忏”，高宗听后，龙颜大悦。除了高宗之外，隋唐间的不少帝王都很喜欢该经，因为该经能驱敌、消灾、护国，正因为这种社会的原因，才促使天台宗内部为了这部经书，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我们上面说到，经过几个回合的争论，四明系的知礼经过了一段沉默之后，终于出山了，他写了一部书，名叫《释难扶宗记》，从这个书名就可看出，该书的内容就是为这场争论。知礼在这部书中，坚称两卷本，也就是广本才是该书的正版，他在序言中说：“《金光明玄义》，早岁闻浙阳慈光恩师，专守略本，非观心等义，谓后人擅添。受其旨者，则有奉先清、灵光敏，皆广构难词，形乎篇卷，谓观心等文文理乖舛，私欲废之。近胥山学友善信上人，传二师之义，复制长笺，请余详广略之真伪，定存废之损益，俾后人无犹豫两楹之间也。”

知礼在这里叙述了《金光明》一书争议的来由，他谈到了晤恩认为略本是真本的这个判断，而后又谈到了相互之间的争论，然后晤恩说他是受弟子之请，决定要给这个广本和略本，作出最终的真伪判断。这部书出来之后，引起了钱塘系很大的反击，这场相互之间的争斗，第一个阶段就进行了七年，这七年中间，双方大约有五个回合。

这场争论到了第五个回合之时，钱塘系的孤山智圆请出了钱塘太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来干涉此事，并且，钱塘系的主战人物庆昭给自己的对头知礼写了封信，这封信较长，在这里就不再引用了。

总之，庆昭在此信中委婉地表达了要求和解之意，当然，他也不承认自己错了，在信中，庆昭用了这样一句话：“然亦各言其解，显其所承，斯何伤乎？”总体的意思就是说，您知礼知识果然渊博，我很佩服，但是我们对一些观念的见解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承体系，我们不必要相互伤害。到此为止，四明系取得了这场争论的阶段性胜利。

从争斗双方的地位来看，钱塘系为天台宗正宗，四明系为旁支，正因如此，有些学者认为，知礼经过深思熟虑参加这场争论，其目的是为了给四明系争得正统地位。当然，知礼绝不承认他有这个目的，他反而说，自己是为了维护祖师真正的学说被迫迎战：“余报之曰：夫评是议非，则近于诤竞，非我志也。矧以二师学解有闻，盖吾宗之先达，焉可率尔而拒之哉？信复抱曰：且闻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夫当仁不让于师，岂况与人乎？坚让不免，遂抽毫释二师之难词，救一家之正义。知我者，无以贬量得失之为诮。” 这场争论的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知礼都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自此，天台宗的领导权转到了四明系这里，因为这种正统被称为“山家”，而钱塘系则由正统体系反而变为了异端，所以被称为“山外”，这也就是后世所说“山家山外之争”。

虽然经过了七年斗争，知礼给自己争得了正统地位，但钱塘系也并不会就此甘心认输。此后过了一些年，孤山智圆带着众多弟子，又开始了对四明系的新一轮进攻，这场争斗的时间比第一阶段要长许多，历时将近二十年。第一阶段的争斗，双方的主帅是钱塘系的晤恩和四明系的知礼，而第二轮钱塘系换将为孤山智圆，四明系知礼则老当益壮，重新披挂上马，同时他的手下多了一位重要干将，那就是净觉仁岳。这次双方争斗的起因，是孤山的著作《金刚显性录》。我们知道，《金刚》是湛然的重要著作，孤山就是通过阐述这部著作，来批判四明系的妄心观，孤山是想从思想体系上来驳倒四明派，而后孤山又写出了《释请观音经疏阐义钞》，通过此文，他提出了“理毒非性恶”的论点。总之，这两部书里所提出的观念，都是对四明系观念的贬低。于是知礼又写出了相应的著作予以驳斥。双方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争斗，虽然没有明显的胜负，但结果反而更坚实了四明系的正统地位，为此，知礼也基本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曾其海在《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一书中说：“知礼的一生，为救天台宗‘一家之正义’，几乎一直与山外派、后山外派（杂家派）论战，直到耗尽最后一口气。”这里又出现了“后山外”这样一个词，“后山外”的来源，恰恰是知礼著名的弟子仁岳。我们前面提到过，在第二阶段争斗中，仁岳帮着师父进行争斗，知礼指挥仁岳去撰写批驳钱塘系的文章，但是仁岳向知礼请教一些观念时，知礼的一些看法让他觉得不能尽意，于是这位弟子就对知礼的观念提出了异议，这个结果导致了山家派的分裂。正因如此，志磐在《佛祖统纪·知礼传》中，对仁岳的这个行为提出了指责：“前辅之而后畔之，其为过也，与学者何异？”这里的“畔”字通“叛”，而所说的“学者”，则是指的佛教其他宗派。但是平心而论，仁岳的这个做法，应当属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是，他的行为却导致了内部的进一步分裂，这分裂出的体系则被称为“后山外”。那么这场争论究竟有没有价值呢？朱封鳌在《天台宗》一书中给出了如下的结论：“山家、山外的论争，是宋代天台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平心而论，知礼是为了维护天台宗的正统，而晤恩、庆昭等因其受华严、禅宗等影响，而对观心问题有不同看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三宗同属大乘，可以求同存异。”

但无论怎样，经过这场争斗，天台宗就彻底分裂了，对于分裂的原因，曾其海先生归纳为四点。首先他认为，是禅宗在宋代的发达，因为禅宗是把日常生活都融入了修行之中，所以宗教变为了世俗化和市民化，山外派正是受这种影响，然而山家派的知礼却想把天台宗恢复到智顗创宗时的形态，以抽象理论来匡正天台宗的世俗化。

天台宗分裂的第二个原因，其实早在湛然时代就埋下了隐患。我们在湛然一文中曾经讲到，当年湛然为了对抗华严宗的澄观，就把《大乘起信论》的理念引起入天台宗，湛然用《起信论》中的“真如随缘”来解释天台宗的“性具”说，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把智顗的“性具”说变成了“心具”说，让山外派找到了破绽，所以，“山家山外之争”的真正起源，在湛然。对此蒋维乔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也有这样的认定：“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

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

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事情究竟如何？或者说起因究竟如何？我觉得对知礼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给四明系争得了正统地位，为此，他圆寂之后，被列为天台宗第十七祖。其实，“山家山外之争”看似内部争斗，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点，这使得天台宗扩大了在各个宗派中的影响，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知礼更应当是天台宗在宋代的中兴之祖。

知礼俗姓金，本就是四明人，在二十岁时，出家于宝云寺，跟着住持一同学习天台教义。知礼学习佛法极为勤奋，赵抃在《宁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中称赞他：“凡三主法会，唯事讲、忏，四十余年，胁不至席，当时之人，从而化者以千计；受其教而唱道于时者，三十余席。”知礼为了弘扬天台教义，确实是尽心尽力，他一生共讲了《法华玄义》七遍、《文句》八遍、《止观》八遍等等，《佛祖统纪》上还说他“印写教乘，满一万卷”，这“一万卷”可是个很大的数量，一部完整的大藏也达不到这个数，但是，这里用了“印写”两种方式，不知道他是印还是写。为了显现自己对教义的虔诚，知礼还曾“燃三指以供佛”，到了晚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山外派的争斗，令身心疲惫，他曾经跟十位僧人共同约定，一起来修《法华忏》三年，到期时，他们十一人共同自焚，后来经过一些大臣及他的同门遵式等人的再三劝阻，他才同意不自焚。而知礼的弘法道场，就是四明的延庆寺，四明就是今天的宁波，因此我来到宁波，前往寻找延庆寺，以此来探寻知礼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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