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上、下两卷。内容皆属清政府或清统治集团方面，面对中国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一空前严重的国家、民族政治危机，所做出的抉择与反应。本书将有助于史学爱好者，对中国近代史有一个较为完整而全面的理解。
下卷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清统治集团内部各成员如何认识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并详尽分析了各种政治派别对于清廷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剖析了清廷的财政体制变化及在经历辛亥革命的冲击后，最终彻底崩溃；第三部分着重阐述晚清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两种运动形式的代表，即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运动的出现，到底是某些个人鼓吹倡导的结果，还是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
适读人群 ：历史、清史爱好者和研究者
面对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清政府将进行何种政治改革？
这一政治改革，究竟是改革自救，还是政治骗局？
清政府采取了哪些畸形财政税收应对财政危机？清廷财政又如何走向彻底崩溃？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运动，是个人鼓吹倡导的结果，还是存在历史的必然性？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晚清南国》、《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上、下卷）等。
前言
第一章 清廷的预备立宪与政局
第一节 清统治集团君主立宪论
一 时代的要求与现实的迟误
二 是否仿行君主立宪政体
三 是否实行责任内阁
四 仿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否需要预备及其迟速
五 君主立宪政体的理念分歧与权力之争
第二节 是改革自救 还是政治骗局
一 剧烈历史变局下更高层次的改革自救
二 政治骗局说辨析
三 清廷预备立宪的期限
第三节 清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论与晚清政局
一 不同的君主立宪论对晚清政局的不同影响
二 晚清政局愈加混乱
三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四 余论
第二章 晚清财政的变化趋向与崩溃
第一节 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及变化趋势
第二节 清政府的一般性财政税收
一 传统的“旧税”税种
二 “新捐税”之一——海关（洋关）税
三 “新捐税”之二——厘金
第三节 清政府的畸形税收
一 畸形税收之一——捐输。
二 畸形税收之二——鼓铸大钱，滥发钞票
三 畸形税收之三——公债、借款
四 畸形收入之四——变卖祖产
第四节 晚清财政体制的变化与财政的逐渐崩溃
一 中央财政机关与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
二 中央财政体制变化的原因
三 中央财政体制的变化
四 晚清财政的逐渐崩溃
第三章 关于革命和改良的问题
第一节 革命和改良一词的本义与演变
一 革命一词的本义与演变
二 改良一词的本义与演变
第二节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及历史作用
一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二 革命与改良的历史作用
三 革命是改革不成或改革失败的产物
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改良和革命
一 近代中国的改革
二 近代中国的革命
第四节 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改良与革命之争
一 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与方法之争——改良与革命
二 改造中国社会可否躐等飞跃
三 革命是否会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
四 革命是否会导致亡国灭种的惨祸
五 保皇立宪派与革命派彼此互视为自己的死敌
第五节 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理论思考
一 革命是少数人鼓动起来的，还是历史的必然
二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及作用
三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四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性质再认识
五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
革命是否会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
1904年4月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认为中国的革命与泰西的革命相比较，有以下七个不同的特点，“一、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二、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三、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四、革命之地段广阔，祸及全国”；“五、革命之时日悠长，影响生计”；“六、革命者与革命者复有交涉”；“七、革命军或旧政府借外力影响国运”。
其后，梁启超又具体论述了中国实行革命的各种危害。诸如，“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泰西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中国如发生革命，必有“数百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数十百焉”；“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梁启超在历述了中国不同于泰西革命的七个不同特点后总结道，“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
最后，梁启超大呼，如果有人为了实行革命而号召人们摒弃、破坏旧道德，那么，虽“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
其实，梁启超有关革命必将引起国内局势动乱的说法，除其本人对中外历史作了一些研究后有所感悟外，另一个原因即是他对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波伦哈克有关“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政治理论的服膺。至于波伦哈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这一理论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各国，特别是是否适用于中国，梁启超未作深入研究。因此，梁启超的这一理论观点，实在难以服人，特别是难以为革命派所信服。
另一保皇立宪派人物徐佛苏也说：“倘民志不开，而民气又盛，则人人有破坏心，无建设力，叫嚣一哄，家国成墟而已”，“殊不知国内会匪，蔓延全境，一夫发难，四面楚歌，有防无可防，制无可制之势”。
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中也说：“夫当革命党之举事，而语之曰：救国而国将亡，救民而民殆屠尽，凡倡革命者身必死”。为什么呢？这是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了“恐怖狂戮，贤哲同焚，流血百二十九万,祸垂八十余年之弥天大恶”，当时的法国，并不是民主共和的美好世界，而是“妄行杀戮，惨无天日”的“恐怖之世”。
总而言之，保皇立宪派认为，革命党人宣传的“民权之害，遂如洪水决堤，浩浩荡荡，怀山襄陵，大浸嵇山，无所不溺；亦如猛兽出柙，无所不噬”。
革命派对保皇立宪派所谓革命是流血，是破坏，革命将导致外国瓜分亡国的谬论，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力反驳。他们指出，“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革命派还以戊戌变法的惨痛经验教训为例指出，进行革命固然要流血，但进行改良同样也要流血，戊戌六君子就曾经为改良而流血牺牲。与其流血力争改良而无结果，不如流血革命而求共和。汉种之中一汉种所作《驳革命驳议》一文指出，保皇立宪派所宣传“革命之举，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与凶顽争命”，事实诚是如此，难道“维新可从容晏坐以得之耶？夫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流血固然是残酷的，但为了正义的革命，流血又是必须而又必要的。故此，革命派大声疾呼，“流血者，自由之母也；立宪者，革命之产儿也。”
其实，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说的法国大革命，“其所摧残者”，乃“专制之淫威也”；“所发生者”，乃“民权之基础也”，正是由于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尊人权，贯自由，事关平等之精神”，才得到了倡导的发扬，才对“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生一大变革”，最终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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