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套装共4册）_[法] 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著；廖颖涂家瑜译_9787516810989

《论美国的民主》是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长期考察后写出的一部举世公认的世界名著，是历史上一本系统分析、解读民主制度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写于不同时期，前后相隔5年。上卷讲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对美国的民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下卷以美国为背景阐述了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本书指出了贵族制度必然衰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

第五章?美国的民主政府

我知道我将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一章的每一个词语都必将在某些方面冒犯分裂我国的各个党派。尽管如此，我仍要说出我的所有想法。

在欧洲，我们很难判断民主的真实面目和不变本能，因为欧洲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在斗争。而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哪些争斗来自原则本身，哪些争斗来自争斗所引发的激情。

这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美国，人们毫无障碍地主宰着国家；对他们而言，既没有可担心的危险，又没有可报复的损害。

因此，在美国，民主按其自身的倾向进行发展。它的步调合乎自然，它的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只有在美国才能对民主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项研究与哪些国家相关且有利于这些国家呢？如果不是我们法国，那么必定是每天都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驱动下盲目地朝着专制或者共和前进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疑会走向民主的社会状态。

普选制

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全美各州都承认普选权。同时，我还发现不同［文明］水平的社会阶级都享有这种权力。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地区，在因语言、宗教、风俗的差异而截然不同的种族之间，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兰，在佐治亚和加拿大，看到普选制发挥的作用。我曾经提到，普选制在美国没有产生人们预计它在欧洲会产生的所有善与恶，大体上，它发挥的作用不同于预料之中的作用。

人民的选择和美国民主在这种选择中的本能

在美国，最杰出的人士通常很少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法国的下层阶级对法国的上层阶级所怀有的忌妒心不是法国人特有的感情，而是一种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国，为什么最值得尊敬的人往往远离政治生涯。

欧洲的许多人不是信而不说就是说而不信，普选权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呼吁最受公众信任的人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他们认为人民不能管理自身，但人们总是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的本能绝不妨碍他们推选出与他们怀有相同愿望且最适合的人选掌握政权。

对我而言，我必须说我在美国所看到的一切不能让我认定他们也是如此。在我到达美国后，我惊讶地发现被统治者之间人才济济，而统治者之间却少有名流。在当今的美国，最杰出的人士很少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已经成为常态，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随着民主超出其原有的界限而产生的结果。显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政治家家族已经大为减少。

可以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数个原因。

无论你怎样做，都不可能将人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无论你怎样使学习变得更容易理解，改进教育方法和使知识变得容易接受，你也永远不能使人们在不投入一定时间的前提下学到知识并发挥他们的才智。

因此，人们不需要劳动就能谋生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智力发展所需的必要时间。在某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长，而在另一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短；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时间，人们必然会为了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无暇抽身；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因此，难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博学多闻，也难以想象在同一个国家中所有公民都家财万贯；这两种不可能是相互关联的。我当然承认大多数公民都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进一步而言，我甚至认为，在大体上，下层阶级在这种愿望中掺杂的关于个人利益的念头少于上层阶级；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地缺乏必要的技巧来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即便是为了确切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也必须进行长期研究和各种分析！在这方面，最伟大的天才也会误入歧途，群众自然也是如此！人民缺乏完成这项工作的时间和方法。他们总是在匆忙之中做出判断，并且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特征。因此，各种类型的骗子深谙取悦人民的秘密，而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却不能取信于人民。［在联邦的大多数州中，我发现占据职位的人是那些仅奉承于最脆弱的激情和屈服于最不善变的人民的人。］

此外，人们并非总是有能力选择民主所需要的人才，有时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或者不想这样做。

不能否认的是，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忌妒发展到最高点，不是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取得平等的手段，而是因为使用这些手段的人总是不能成功利用它们。民主制度唤醒和激发了永远无法完全得到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每当人们认为他们得到了完全的平等，这种平等便从他们的手中消失不见，按照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失了。人们变得热衷于追寻这种重大利益，因为它近得足以让人了解，又远得使人无法体味。成功的可能性令人们高兴，成功的不确定性令人们懊恼。他们有时激动，有时灰心，有时难受。随后，凡是在某一方面超过他们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阻碍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的障碍，因此，无论上级如何合法，他们都视而不见。

很多人认为这种指导下层阶级将上级从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导地位上拖下来的秘密本能仅存在于我们法国。这是错误的：我所谈论的这种本能不是法国所固有的，而是民主所固有的。政治环境能够赋予这种本能以严厉的特点，但环境不能创造这种本能。

在美国，人们并不憎恨社会的上层阶级，但他们对上层阶级并不友善，并且小心翼翼地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他们不畏惧大人才，但他们对这种人不够赏识。一般而言，你会注意到凡是没有在人民的支持下而发迹的人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

当民主的这种自然本能使人们排斥杰出人士当权，另一种同样强大的本能也使人们远离政界，因为他们在政界中很难保全自己并且免于堕落。肯特法官就曾经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我提到的这位著名作家在高度赞扬了联邦宪法授予提名法官执行权的部分条款之后，补充道：“最称职的人也许为了不在普选中当选，而在行动上表现得过于含蓄，在精神上表现得过于严肃。”（肯特的《释义》第一卷，第272页［第273页］。——编者注）这个观点于1830年在美国发表而且没有造成任何矛盾。

对我来说，这证明了那些将普选制视为做出最佳选择的保障的人完全是在幻想。普选制有很多优点，但没有包括这一点。

能够部分修正这些民主本能的因素

巨大的危险对国家和人民产生的反作用。——为什么美国在50年前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国家的公共事务。——启蒙教育和风俗习惯对人民的选择产生的影响。——以新英格兰为例。——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如何影响人民的选择。——间接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对国会的组织结构产生的影响。

当巨大的危险威胁国家时，你发现人们往往能够成功选择出最能拯救他们的公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人在面对燃眉之急的时候很难保持常态；他不是位于常态之上，就是居于常态之下。民族的情形也是如此。极端的危险非但没有使一个民族得到提升，有时反而会令它士气低落；这种危险能够唤起民族的激情，但没有对这种激情加以引导；它非但没有启迪心灵，反而使民族为之感到困扰。犹太人仍在硝烟弥漫的神殿废墟上相互厮杀。但是，更常见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在面对眼前的危险时展现出非凡的德行。这时，伟大的人物就像是隐藏在夜色之中的石碑，在火光的照射下突然出现。天才不再厌恶挺身而出，而身陷危险之中的人民也会暂时忘记他们的妒忌心理。这时，选票箱中出现声誉卓著之人的名字并不罕见。我刚刚说过当今的美国政要似乎远远不如50年前主持公共事务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法律，而且是因为环境。当美国为了最正义的事业而奋斗时，它也是一个意图摆脱别国束缚的国家；当它以一个新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时，全体人民已经达到了他们努力想要达到的崇高目标。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状态下，优秀的人物向人们献殷勤，而人们也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领袖。但是这样的事情非常罕见，我们必须根据事情的常态做出判断。

如果说暂时性事件有时会抑制民主的激情，那么人们的知识水平，尤其是道德观念会对激情的发展趋势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这种情况显然存在于美国。

在新英格兰，教育和自由是道德与宗教的产物，古老而长久存在的社会已经形成普遍的真理和习惯，因此人们在摆脱财富和出身造就的优势的同时，习惯于毫无怨言地尊重和服从于知识和道德的优势；因此，你会发现民主在新英格兰能够比在其他地方做出更佳的选择。

相反，当你朝南部前进，在社会纽带形成较晚而且不够坚固的各州中，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未结合得令人满意，你会注意到在这些州的统治者中，有德有才之人更加稀少。

最后，当你进入新建的西南诸州时，那里的社会团体才成立不久，你会发现那里是冒险家和投机者的聚集地，你会惊讶地发现哪些人掌握了公共权力，而且你会猜测，除了立法独立和个人独立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国家发展和社会繁荣。

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质，但它们也曾部分修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

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因这个大集会的普通而感到震惊。你的双眼不断在集会中寻找著名人士，但这样的行为通常只是徒劳。几乎所有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没有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象。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律师、商人，甚至有些人属于最下层的阶级。据说，在这个教育几乎得到普及的国家中，人民的代表并非总是知道如何正确书写。

［如果他们开口说话，他们的言语通常是没有威严的，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缺乏眼界和深度的。］

仅隔几步便是参议院的大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聚集了大部分美国名人。你在那里见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让你想起他最近的声望。他们之中有雄辩的律师、杰出的将领、贤明的官员和著名的政治家。这个［威严的］议会中的所有言语可以与欧洲最出色的国会辩论媲美。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离奇的反差呢？为什么全国的精英仅见于参议院而不见于众议院呢？为什么众议院聚集了这么多大老粗，而参议院却被天才和智者所垄断呢？当然，这两个议院的议员都来自人民，它们都是普选制的产物，而且迄今为止尚未听说有美国人认为参议院是大众利益的敌人。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惊人的差异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事实能够说明这种现象。众议院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则是通过两级选举产生的。全体公民任命本州的立法机构，随后联邦宪法将这些立法机构转变为选举机构，再由这些选举机构选举参议员。因此，参议员也能间接代表普选制的结果。因为选举参议员的立法机构不是贵族主义机构或是本身拥有选举权的特权团体，它实质上依赖于全体公民。这些立法机构通常每隔一年由公民改选一次，公民总是能够通过更新立法机构的成员来控制参议院的选举。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人民的意志经过这个选举团体是为了发生某些变化，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庄严、更完美的形式。因此，通过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人总是能够完全代表治理国家的多数；但是他们仅代表流行于国内的崇高思想和赋予国家活力的大量本能，而不代表通常给国家造成困扰的局部激情和令国家蒙羞的恶行。

不难理解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刻，美国的各共和州终将因为在选举制度中采用两级选举而变强，或是因掉入民主的陷阱而越来越惨。

我始终承认这一点，我认为间接选举制度是使各阶级人民行使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那些希望将这种手段变为某个政党的专有武器的人和害怕使用这种手段的人，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

美国民主对选举法产生的影响

选举稀少会给国家造成重大危险。——选举频繁会使国家处于兴奋而躁动的状态。——两害相权，美国人选择了后者。——法律的多变性。——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当选举间隔的时间较长，每次选举都有使国家发生动乱的危险。

这时，各个政党都会付出巨大的努力设法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选举失败对候选人来说是几乎毫无补救方法的创伤，因此在野心的驱使下他们恐怕什么都干得出来。相反，如果这种合法的斗争很快就能重新进行，那么失败的政党可以等待时机。

当选举接踵而至，选举的频繁会使社会产生激烈动荡，并使公务处于不断改变的状态。

因此，一方面是国家有变得局促不安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国家有爆发革命的可能。第一种制度损害了政府的美好形象，第二种制度则对政府的存在造成威胁。

美国人宁愿忍受第一种弊端，也不愿忍受第二种弊端。在美国，主要指导人民行动的是本能，而非理性，因为民主将他们对变化的爱好转变为激情。这导致美国的立法具有奇异的易变性。

许多美国人认为法律的多变性是一种总体上行之有效的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我认为在美国没有人会假装这种不稳定性不存在或没有人不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弊端。

汉密尔顿在论证了一项能够防止或者至少推迟恶法的公布的权力之后，补充道：“或许有人会说，防止公布恶法的权力也能够防止善法的颁布。……但这种异议对于能够正确评价法律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所造成的危害的人来说，并不怎么重要。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已经形成了我国政府在性质和本质上的最大缺陷。”（《联邦党人文集》第73期）

“立法的容易和过度化，”麦迪逊说，“似乎是我国政府最有害的病症。”（《联邦党人文集》第62期）

杰斐逊，作为美国民主制度中迄今出现的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也曾指出同样的危险。

他说：“我国法律的不稳定性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我认为我们应当在法案的提交到投票表决之间设置一年的间隔，以应对这种不稳定性。法案应当交付讨论，在没有更改意见之后再进行表决。如果情况要求做出更迅速的决定，被提交的法案也不能只通过简单的多数决定制，而应以两院分别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美国民主制度统治之下的公务人员

美国公务人员的简朴。——没有公务人员制服。——所有公务人员都有薪酬。——这一事实造成的政治后果。——美国没有终身公职。——其造成的结果。

美国的公务人员与公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既没有宫殿，又没有护卫和礼服［但他们都有薪酬］。统治阶层的这种简朴不仅应归功于独特的美国精神，而且应归功于社会的基本原则。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政府并非好的事物，而是一种必然的弊端。必须授予官员一定的权力，因为没有这种权力，他们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但是权力的外观对于公共事务的进程而言并非必不可少；它们是毫无必要的，只会冒犯公众的视线。

公务人员自身非常清楚他们的权力并没有使他们高人一等，除了在屈尊的情况下，他们都是礼貌地对待各个阶层的人士。

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公务员像美国的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周到，答话时文明。

我喜欢民主政府的这种自然作风，在这种重视职责胜过重视职位、重视人品胜过重视权力表征的内在力量上，我发现了我所钦佩的男子汉作风。

关于制服能够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国家在一个世纪以来大大夸大了它的作用。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行政官员在行使他的权力时因为穿着不合时宜而不被尊敬的情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十分怀疑专门的服装能够让公务人员赢得人们的尊重，尤其是当人们原本并不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不相信他们受人尊敬是因为衣着而不是因为人品。

当我在我们国家看见某些行政官员粗暴待人或者以虚伪的礼节对待他人，耸耸肩膀表示反对或者以自鸣得意的微笑下达命令时，我真希望有人能够剥下他们的长袍，以便获悉当他们像普通公民那样穿着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回想起人类应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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