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为何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
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决策层有两个判断：从内容方面
说叫三期叠加；从现象方面说叫四降一升。三期叠加
是指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
期重叠在一起。四降一升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
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
特别是 2008 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管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侧面去分析。第一个是从需求侧分析，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应该与总需求相等。总需求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
净出口需求。
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侧分析。供给侧也是三个因素，新
增劳动力、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假定所有资源都利用得很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
至少从 2009 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需求侧分析，也就
是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采用这种分析方法的人认为，
中国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消费、投资和净出
口三驾马车没有力量。他们提出的应对方针就是所谓扩需求、
保增长，保 8%、保 7%、保 6.5%，等等。
前些年用了多种方法来扩需求，比如，扩大出口需求。不过，这很不容易做到。后来说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要搞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让农民进城可以提高需求。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经济学上讲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指消费欲望。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太低，而增加收
入不是用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包括制定《劳动合同法》，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区、市工资每年增长多少。但是，因为效率没有提高，许多企业感到承受不了。有一件事政府做起来比较顺手，这就是增加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政府还可以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动员资源、发钞票来增加投资。
由此形成的应对方法，从理论上说，很明显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出来的。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的长期问题，显然是一种误用。更加现实的是，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还会发生效应的递减和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投资回报递减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另外一方面的弊病是杠杆率被不断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风险累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用需求刺激保增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分析去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提出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而要从供给侧分析。
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经济学家都是说供给方，供给侧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已故经济学家青木昌彦 2015 年 3 月的一篇论文里，日文有汉字供给侧。
供给侧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供给侧的因素就是生产函数右边的三个变量：劳动力、资本形成和生产效率。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次指出，中国的增长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主要依靠资本形成来实现增长，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21世纪初，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达 47%，而美国和德国只有19%，
日本是21% ；韩国和印度比较高，也分别只有29%和30%。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全部的增长都是靠资源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改革开放以后，效率的贡献有明显提高。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资源不能流动的状态，城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过去在农村被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
等资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效果是，可以在自主创新并不是很兴旺的情况下，通过购买
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把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
因此，现在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从过去主要靠资源投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转为创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长。对此
观点近几年的赞成比例越来越高。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21世纪第一个1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青木昌彦所说的库兹涅茨过程也到了后期，通过结构变化提高效率的空间不大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由技术的追赶者成为同步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为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靠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进一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可能性也变小了。好几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报告都表明，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起，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过去中国很少用结构性改革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一般说体制改革。但是，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中国文献中的体制改革在翻译成英文时，
也往往被译为 structural reform，即结构性改革。在西方报刊和
学术性文献中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某些
制度架构和政府监管架构的改革。
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概念。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不可与主要用行政方式进行的结构
调整混为一谈。
现在，有一种把结构性改革解释为由政府调整结构的倾向。我认为，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容易走到岔道上去，因为这是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机关最顺手、乐此不疲的。
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措施
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呢？大概有两个方面。
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的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
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盘活由于粗
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辅之以短期政策的运用。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应当指向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降低税负。
这两个办法看来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爆发系统性风险，使我们能够赢得时间来推进改革，用一个好的体制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促进改革与发展良性互动，使经济发展逐步转入良性循环。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践中，当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结果就容易变成政府调结构。其实，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得很清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制度基础。
至于怎样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点在于，政府要管政府的事，即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操纵市场和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
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这个功能主要应该由市场承担。当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见效快，根本问题是，政府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好？现在去产能的产业都是因为当年产能盲目扩大，但是怎么扩大起来的？政府不可能知道怎样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当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看得准的经济事务并不多。现在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上一轮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许多直接干预、进行补偿
之类的事情，由于弱化了竞争，效果并不好，比如，电动车行业的骗补问题。有人说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我看
来，由于它在当前我国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问题上相当具有典型性，恐怕不能说概率太小。所以，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
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总之，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着力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就能够真正提高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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