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史，是由生活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几乎无人检视这部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篇章：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本来是由汉族文论和少数民族文论共同构成的中国文论，实际上却成了汉族（或者说汉语）文论的同义语。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终于有拓荒者陆续走进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用默默的耕耘，去换取思想的果实，然而，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少数民族文论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免不了存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少数民族文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是怎样发展的？其前景如何？等等。本书开端就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回答。
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开始便是由生产决定的。 任何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也都是由该民族文学生产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无论是哪个民族，人们创造文学的最初动因，是通过文学去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感受，但同时，人类在无意识中又创造了一个召唤自己去探索的艺术世界。文学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被广大的读者或听众接受。读者或听众的接受过程，不是一个单向的、机械地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能动地信息交流过程。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必然会生发出种种或强或弱、或隐或显、或深或浅、或肯定或否定、或简单或繁杂的感受和认识。这些感受和认识被传达出来，有的毫无反响或反响甚微，于是转瞬即逝；有的却引起人们的共鸣，成为人们的共识，于是得以更广的持久的传播，并逐渐积淀、升华、演化为文学理论。因而，伴随着文学创作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了文学理论的出世和成长。文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人类对文学的沉思，也就是人们对于自己面对文学的世界而提出的一系列命题所作出的回答。还可以这么说，文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召唤文学理论的诞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总是在相互激发、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的。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汉族文学是它的主干，各少数民族文学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我国各少数民族创作了浩如烟海、形态各异的文学作品，诗歌、小说、史诗、散文、戏曲文学、民间文学，种类相当齐全，而且在某些领域，占据着中国文学史的核心地位。譬如史诗，建国至今,彝族发掘出版的创世纪史诗、长篇抒情诗、叙事诗似乎是最多的，发表最早，作品分布的地区也很广。彝族产生了这么丰富动人的长诗短歌，能够没有诗论、文论吗？ 不仅彝族，对整个少数民族我们都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拥有文学创作历史的民族，会在理论上留下一片空白。这样一个推理在理论上人们也许不难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论特殊的存在形态。这个问题解决了，人们就不会面对大量的少数民族文论遗产视而不见，就能发现一个个具有广阔开拓前景的理论的矿脉。
在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降，文论家们一直坚守着一个牢固的信念：文学如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结构，因而文学理论必须立足于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分析性、思辨性。体系完整、概念周全的理论著作的产生，往往被视为某一学科或某一学派得以确立的标志。与西方文论家不同，我国汉族文论家，历来重经验实感的形象描述，往往点到即止，不作详尽的阐发，表现形态多是随笔式的诗话、词话、曲话及短小零散的序、跋、注、疏、评点、回批等。如果我们用西方文论的存在形式为范型去寻找少数民族文论，那么，所得势必很有限。同样，用汉族文论的存在形式为范型去寻找少数民族文论，所得亦不全面。因为许多少数民族文论家，在表述自己文学见解的时候，选择了一些特殊的形式，它不仅有别于西方文论，而且与汉族文论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少数民族文化中，长期存在一种科际融合的现象，在许多理论著作中，包容着多学科的内容，它们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岩锋在论及傣族文学理论时指出，由于傣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保持着原始的联系性，物质生产的知识和精神生产的知识并未分离，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西方人习惯于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单元不同，傣族人民更习惯于把人类知识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观念造成了傣族人民特殊的多元混合型的知识结构。这就使得傣族历史、哲学等著作中包涵着文论见解,而文论往往包容着历史、哲学等学科知识。 彝族古代的大君师举奢哲，一生扮演着多种角色，他是经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文论家，又兼通音乐和工艺美术。他的名著《彝族诗文论》，不仅谈论了文学创作，而且还谈论了历史和医学的写作以及工艺制作。这种情况在汉族文论中虽有存在，但基本上只限于哲学与历史著作。这就告诉我们，探寻少数民族文论，必须突破西方和汉族文论的视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搜罗钩沉。
少数民族文论与西方文论和汉族文论，在存在形式方面，另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许多理论思想都寄寓在口头文学之中。实际上，任何民族都有口头文学；自从有了文学，就开始有了说明文学现象的言论和观点。在书面文论出现之前，它们往往寄寓口头文学之中。我国第一部汉语诗歌总集《诗经》，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口头文学的记录，其中就包含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美、刺见解。后来，由于汉民族文化的迅速发展，书面文学理论日益发达，口头文论便降为次要地位，并逐渐从汉民族文论史中隐去；即使人们还可以从民间或典籍中搜寻到部分口头文论资料，也由于它们从整体上来说，已无法在博大精深的书面文论面前显示出思想的独创性和新颖性而丧失了在文论史上的重要位置。相反，对于一些历史进程较为缓慢的民族来说，书面文论往往处于起步阶段，甚至还没有书面文论；即使那些已有的书面文论，严格说来，也还是用文字记录的口头文论而已，因而，在这些民族的文论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口头文论。这些口头文论，有的比较系统，具有初步的论著形态，如傣族老赞哈歌手讲授傣族文学的口头讲义，但更大量的文学见解，则散布于传说、故事、歌谣、谚语、格言等各种体式的口头文学作品中。这些口头文论，是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也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可缺少的钥匙和参照系。因而，我们不能用看待汉族口头文论的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口头文论。少数民族口头文论在少数民族文论中的价值，远远大于汉族口头文论在汉族文论中的价值。
王佑夫，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文学批评史研究生导师，兼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报编委。著有《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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