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系根据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的演讲集结而成。全书共五章。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概况及特点，接下来分别阐释火药和火炮的发明、炼丹术和医学发展的关系、针灸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史，*后就古代中国、欧洲时间观念的异同作了精彩论述。李约瑟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入手，充分挖掘古代文献，展现了古代东方技术和思想与西方的差异，及其如何通过阿拉伯世界对西方产生了影响。相较于学术性强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而言，这本小册子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同时可激发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思索。
本书中各篇文章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二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演的原稿。对那次访问中的点点滴滴，我依然记忆犹新：诸如学术同仁的盛情款待，学生们的聪慧与求知热情，沙田校园内外与众不同的美景，以及如此切实地体会一座不凡的中国城市给我带来无时不在的震撼，都让我难以忘怀。我期待这些讲稿中揭示的史实能够帮助东西方读者更公允地评价中国文化领域中科学、技术与医学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四十三年前，我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当时我并不了解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用。如今《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许多卷册已经出版，但仍有更多作品尚未完稿，有待出版。我们把这些稿件分为天上与地上两部分。前者即原创方案，是我们认真而愉快地漫步于科学领域时制定的整体性方案。当时无法判定的是，针对不同科学形式，即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应当分别投入多大力量；正因如此，某些天上的书籍才有必要分成几大类出版。它们实际上都是地上的有形书籍。如今已有十一册作品或已付梓，或行将出版，余下还有八九册尚未完工（编者按：迄今该丛书已出版了七大卷共二十五册）。我已是八十一岁的人了，如果可以干到九十岁，我将至少有半数机会亲眼目睹这条巨轮驶入终点港湾。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后即将出版的许多卷册现已草成，只是仍有许多地方需要编辑、润色。除此以外，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二十多位合作者，他们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就远非一两个人可以媲美。
在此我必须说明，没有中国朋友们的鼎力合作，我们将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在我看来，无论中国人或是西方人，都无法单独完成这项事业其专业知识与技能要求实在过于巨大。因此我要纪念以下这些人士：头一位是我的中国老朋友鲁桂珍（按：1992年辞世），她在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任副馆长；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静宁先生（按：1994年辞世），在冈维尔凯斯学院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他与我共同工作了九个春秋。此外还有许多人的名字应当提及，如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布里斯班和香港工作过的何丙郁先生，加利福尼亚的罗荣邦先生，纽约的黄仁宇先生，芝加哥的钱存训先生，以及最近加入的屈志仁先生，他主要研究陶瓷工艺部分。我无法一一列举每个人的名字，其中也并非全是中国人。欧洲合作者中我想提一下曾在牛津和砂拉越（Sarawak）待过的乐品淳（Kenneth Robinson）先生，波兰的雅努什·赫米耶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先生，以及法国的梅泰理（Georges Métailié）先生。此外大西洋彼岸还有在费城工作的席文（Nathan Sivin）先生，哈佛的叶山（Robin Yates）先生，以及多伦多的厄休拉·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女士。就如实际情况所示，我们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跨国群体，事实本身已然预示着我们将拥有美好的前景。因为无论还有其他什么工作要做，这项事业都应当无可置疑地视作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的尝试，因而也成为通向世界和平友好之途的重要阶梯。
回首四十年前，那时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习惯晚上沐浴时阅读《左传》。当时只有古典作品可供研究，这一情景让我铭记至今。通过这种阅读，我牢牢记住了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上半叶那些伟大的汉学家们的著作，诸如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伯希和（Paul Pelliot）、夏德（Friedrich Hirth）、福兰阁（Otto Franke）、翟理斯（H. A. Giles）等人。与今天相比，那时学者所著的译本为数太少了。那时我们把所有这类书籍都搜集起来，汇入图书馆。可是看看今天，差别何其巨大啊！我们的新书架在各种各样的论文与专著的重负下呻吟不绝，如宋代水利工程研究、从汉朝到明朝的造船技术研究、古代中国的医学伦理等等，不一而足。我认为除非我们的确只是推动西方人更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否则就以促进了有价值的作品得以流通而言，我们自己也称得上有功之臣。然而中国在革命之后，国内研究也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西方考古学家们抱怨说，中国的考古学报告雪片般纷至沓来，把他们都埋在报告堆里了。有关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等各方面的书籍纷纷出版，书中确有种种重大发现。回首往昔，我们曾是这一伟大潮流中的一部分，或许还是先锋力量，为此我非常快乐。
最近，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刊物《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的编辑们为我们的作品组织了一期专刊。他们言道，为寻找投稿人而大费周章，因为西方世界里在中文和科学史两方面都有造诣的专家几乎无不参加了我们这个群体；事实上他们的确从中发掘出笔力不凡的写作人，如伊懋可（Mark Elvin）、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李倍始（Ulrich Libbrecht），以及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就如学刊主席所说，人们对这期专刊的评价褒贬不一。不过，我还是对某些半苦半甜的评论兴致极高。例如，有人把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和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做了一番比较，暗示有迹象表明我们的陈述中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某种主观意识成分。无论如何，我乐于接受这一评价，因为我认为无论谁在进行如此浩繁的跨文化研究工作时，都会自然地将自己的信仰体系投射于其中，这是他向同代人和后人布道的机会（我有意选用布道这个说法）。假若何时我们像律师辩护一样有倾向性地写作，或者何时过于强调中国文化贡献，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弥补以往极端否定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力图挽回长期以来的不公与误解。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某一册的前言里，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句子，如今读来仍然觉得有趣。实质上，一段时间以前，我们谈道，一位并非全然敌视这套珍贵书籍的评论家这样写道：该书根本上依据不足，原因如下。该书作者坚信（1）人类社会的进步令人类对自然界逐渐增进了解，并渐渐提高了对外部世界的控制能力；（2）这一科学具有终极价值，随着将它付诸实际应用，构成了各民族文明的统一体，不同文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相当的……在这个统一体中有如江河之水源源不绝、奔流入海；（3）伴随这一前进历程，人类社会正逐渐演变成更为宏大的统一体、更为复杂的事物、更为不凡的组织。所有这些反面评价的根据，我们都视作自家论点，如果我们也有一扇过去的维登堡那样的大门的话，我们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把这些话钉在门上。如今我可以坦言，这位评论家就是已故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先生。他确实堪称诤友，只是他崇信佛教的超脱凡尘，对政治态度悲观，这使得他在世界观方面与我们大相径庭。
总而言之，这套丛书本质上是一次次最为激动人心的探索。我们从未奢求使它成为任何学科的盖棺定论，因为在工艺领域，这种断语绝无可能，即使今天依然如此。然而搜寻工作依旧时时动人心弦认可某些思想意识；在陌生的术语下发现始料未及、本应预先考虑的事物；迎来意想不到的先驱，并对他们的作品大感钦佩；以及理解以往从未揭示的发明和技艺。这一切都那么令人激动。人们会借用《道德经》上的话说，大道废时，对能与不能的评价便会无处不在。那时声与希声的差别也就显而易见了。让我们在下几个世纪到来之前完成这一终极的平衡吧。我们所知的是，我们已然在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幸会中国过去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兄弟姐妹，尽管永远无法与他们交谈，我们还是可以时常读到他们的文字，并寻求契机回馈应予的荣誉。
李约瑟
198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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