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_刘岳兵_9787516158227

　　出这本书，简单地说，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回归原典”。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识，但是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要很好地实践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尽管这些年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这样呼吁过，但人微言轻，应者寥寥。趁着自己热情未减，再做这样一次努力，其目的，亦不外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呼声如能遇着知音，一同为之奋进，自然是好；或者只落得个为自己壮胆，也无可奈何。

　　“回归原典”，或者说“从原典出发”，是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说得更根本一点，甚至还是一种人生态度。不老老实实地研读原典，断章取义，就是投机取巧。

　　三21世纪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二十年是第二代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者的活跃期，也是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第二代研究者的代表人物在日本学术界集体亮相的，是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的“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丛书，其中包括上述王守华的《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王家骅的《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日本④近代化匕儒学》，1998年）和卞崇道的《日本近代思想的亚洲意义》（《日本近代思想的意羲》，1998年）。2000年王家骅逝世了，这对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所幸进入21世纪以来，王守华和在他精心培养下的日本神道研究已经初具规模①，而且像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王金林也加入到日本神道研究的行列，出版了《日本神道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2010年11月1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办了“神道与日本文化”的国际会议，随着对神道研究的深入，我们对日本思想文化的了解也将会有新的进展。

　　而卞崇道不仅自己新著迭出，培养了一批研究日本近代哲学的人才，而且他所领导的中华日本哲学会，不断进行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的理论创造力使他的学术生命青春永葆，在新世纪又成为新生代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队伍的一员，继续引领和推动着中国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新生代”中许多人②的学术风格还未定型、正在成长，所以现在要对他们的研究进行总结还为时尚早。但是既然已经说到这里，愿就寡闻所及．主要以自己比较熟悉的新生代中的活跃人物为中心，谈一些我认为值得注意的倾向，可能很不到位，供大家参考、批评。

　　（一）卞崇道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21世纪以来的十年间，2003年开始新生代日本思想史研究者的处女作开始集体涌现，并表现出强劲的、持续的发展势头。这一年依次出版了韩东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1月，中华书局）、吴光辉的《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1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卞崇道的《日本哲学与现代化》（4月，沈阳出版社）、刘岳兵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6月，商务印书馆），还有一本厚重的论文集，即郭连友主编的《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论集》（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卞崇道此后还出版了《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东亚哲学与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可以说是他作为新生代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的代表作，该书在他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展现了他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强调“共生文化论”。他指出，共生文化论“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或文化哲学，它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民族间文化关系，国家间文化关系，也可以用来考察内部文化发展状况”。用这种理论来看日本文化，他认为“融合与共生是日本思想文化所呈现的外在的形相与内在的质料相统一的特征”。具体而言，即“从纵向的文化史的考察中，笔者认为日本文化的发展走的是‘共存一融合一共生’的道路；从横向的文化内容的考察中，我感到日本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活文化’，即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理解事物，并且在个我的层面上加以展开”。①他在《日本近代思想的亚洲意义》中就提出21世纪是共生的时代，强调“共生哲学”的必要性。他指出了共生及其目标的四个方面，即“人与人的共生——人际关系的和谐、集团与集团的共生——社会关系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共生——国际秩序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共生——整体环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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