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研究》除引论外一共六章：袁可嘉传略、袁可嘉的诗论、袁可嘉盼诗歌、袁可嘉的外国诗歌翻译、袁可嘉的外国文学研究、袁可嘉研究之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袁可嘉的专著。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有机会阅读了廖四平的《袁可嘉研究》书稿清样，这不仅不断地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乐，而且引起了我多方面的思索，其中该书以下四点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首先，著者对袁可嘉的研究达到了非常系统、全面、深刻的层次。《袁可嘉研究》在对袁可嘉的生平传略进行具体、系统述评的基础上，依次对袁可嘉的诗论、袁可嘉的诗歌创作、袁可嘉的外国诗歌翻译、袁可嘉的外国文学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等等，作出了系统分析、全面总结和深度把握。其中的不少分析和论述堪称精辟。比如，著者指出袁可嘉的诗歌是“现代化”的新诗（著者指出袁可嘉的诗歌“既是一种'现代化'的新诗，又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最为成功地按照一种诗论创作出来的诗歌”），肯定袁可嘉的诗论是“新诗现代化”的诗歌理论（著者指出，在袁可嘉看来，所谓“新诗'现代化'并不与新诗'西洋化'同义：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我们却绝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认为袁可嘉的“都市”题材诗歌的主要特点是政治性与诗性的完美结合，等等，都是很有见地、很具深度的。著者对袁可嘉的研究能达到如此深的层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著者在撰写这部著作之前已经对袁可嘉进行了十多年的执着研究，著者从2001年就开始在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袁可嘉研究的专题论文一先后在《诗探索》、《中国翻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齐鲁学刊》、《新地文学》（台湾）、《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袁可嘉研究的专题论文，这就是说著者在撰写这部著作之前已经有了长期专题研究的学术积累。
廖四平，男，文学博士、作家，曾任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汉语国际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作品有：系列散文“亲友琐忆”，长篇小说《招生办主任》、《教授变形记》、《大学校长》（“反思教育”三部曲·教师篇）；学术著作《中国现代诗论十四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解析》（吉林大学出版社）、《当代长篇小说的星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解析》（北京大学出版社）、《袁可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袁可嘉研究》：
16日，袁可嘉到迪克图书馆看该馆所收藏的彭斯资料——那里有袁可嘉和王佐良的译本，均系复制件；然后，去莫契林镇参观彭斯纪念馆——诗人居住的旧宅，并在以他和朋友们喝酒作诗出名的南茜酒馆饮世界闻名的苏格兰威士忌酒。
17日，袁可嘉至阿罗卫村——彭斯的出生地参观。“彭斯茅屋”（BurnsCottage）是三间以草篷为顶的三间房子，陈列着彭斯当年使用过的马厩、做奶酪用的工具、写字的小桌子以及彭斯夫人的纺车等日用品。阿罗卫的圆形纪念塔，建于1820年，相当美观，登塔可望见杜河桥——彭斯著名叙事诗《汤姆遇鬼记》中汤姆与魔鬼争先过桥的地方；纪念馆藏有诗人的一束头发和他设计的石头图章。彭斯协会前任主席约翰，因格力斯会见了袁可嘉，并赠给袁可嘉一册刚出版的200周年纪念版《彭斯诗全集》，印制精美，有许多插图，可谓图文并茂。
6月18日上午，袁可嘉搭乘火车来到彭斯的最后住地，也是袁可嘉访问苏格兰的最后一站——邓弗里斯市，迎接袁可嘉的是该市彭斯联谊会主席威尔逊·奥尔格雷的夫人。市政厅为袁可嘉举行正式招待会，市长、副市长出席了招待会；袁可嘉赠以《彭斯诗钞》一册，招待方回赠了袁可嘉一条织有市徽的深蓝色领带，后又在彭斯中心宴请了袁可嘉——侍者中有一位是诗人的后代；当地电台记者采访，录音后于次日早晨新闻节目中播出——袁可嘉一时成为这座小城的新闻人物，一上街就有人和他握手，或要他签名。
6月19日，袁可嘉参观了彭斯陵园和纪念碑——彭斯一生中的最后三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彭斯在那里成功地改编了近300首古代歌谣，同时，充当税收员糊口；在他旧宅的玻璃窗上还刻有他逝世前不久写的诗句和签名。当地日报记者采访了袁可嘉，拍下了不少关于袁可嘉的照片。
袁可嘉访问彭斯故乡前后历时五天，收获甚多。访问结束之后，袁可嘉撰写了《苏格兰——彭斯故乡行》——该文后来发表在1988年7月的《文学世界》第3辑上。
6月20日回到伦敦后，袁可嘉继续参观访问——先后参观了圣保罗大教堂、大英博物馆、伦敦塔和塔桥、特拉弗尔加广场和国家画廊、国家画像馆、温莎馆、济慈旧宅等。塔桥展览馆入口处刻有铭文——铭文记载了1886年建桥功臣的名字，功臣都是主持该工程的科技专家，而非女王、首相，并有题词“为有功者记功”（Givethetributewheretributeisdue），袁可嘉对此觉得这颇能发人深思；济慈和芬尼·布朗的恋情以及《夜莺颂》等名作都产生于济慈旧宅。
应香港中华文化中心的邀请，袁可嘉于7月1日由伦敦飞往香港，作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袁可嘉在1949年之后首次出访香港，但香港的学术文化界与袁可嘉等九叶诗人早有联系，如1974年，香港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张曼仪等编）选录了“九叶诗派”的诗，并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7月3日，袁可嘉到文化中心，讲了《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袁可嘉与香港大学中文系师生梁秉钧、黄德伟、张曼仪等会面，也与办《诗风》的王伟明、羁魂等诗友相见。两天后，袁可嘉再次到文化中心，讲了《译坛近况和译诗问题》。在袁可嘉访港期间，报界刊出了7篇有关袁可嘉的采访和报道文字。离港前夕，袁可嘉在张曼仪及其一个当年研究20世纪40年代诗歌的学生的陪同下到百货公司为他即将诞生的外孙选购婴儿车。
1986年11月21日，袁家添了一个新成员——外孙女李袁怡。袁怡是李晓滨、袁琳夫妇所生的女儿——她长得眉清目秀，活泼可爱，给一家人很大的欢慰，袁可嘉后作《贝贝百日歌》，配意大利民歌《在海上》的重唱曲，在香港《八方》杂志刊出，还在一次诗朗诵会上演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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