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辑 2014_李捷_9787516181171

　　《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辑·2014）》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的成果之一。《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辑·2014）》收录2014年度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研究具代表性、水平高的文章数篇。按专题分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与中国梦；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与新中国等，反映了该年度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面貌和总体水平。

　　《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辑·2014）》：

　　一 “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①

　　毛泽东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已经超越了个体性存在，从而与中国近代以来革命斗争史、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产生紧密关联，其形象和影响具有鲜明的集体意向性。这一点从毛泽东参加革命活动伊始，就深深地镌刻在他的思想与实践之中。斯诺在延安时期采访毛泽东时，就曾敏锐洞察到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紧密相连的集体意向性。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总是无意识地将其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价值、意义自觉地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的整体相结合，他几乎很少谈及自己的“个人历史”，而是将其与红军相结合，用“我们”代替“我”②。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不同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评价，直接关涉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性评价。正如邓小平后来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所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③。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必须置于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整体性科学把握之中。

　　当前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认识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尽管也存在微观和局部的分歧，但总体上看不是争论的焦点。在毛泽东晚年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尤其是对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分歧和不同意见较多，这是关于毛泽东评价争议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毛泽东晚年在“自我评价”中说其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此持异议的人不多，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此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①这就进一步印证了以上的观点。

　　其次，关于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出一个重要理论指引，即必须将这一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必须置于对历史条件的整体把握之中加以分析。不少西方学者借口毛泽东晚年在政治权力层面进行的斗争，将毛泽东晚年的实践主题界定为“权力斗争”，这是典型的非历史主义判断。我们认为，尽管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有比较严重的失误，但是，这些失误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纯粹为了进行阶级斗争、阶级革命而偏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主题。毛泽东晚年之所以发动阶级斗争，因为在其看来，思想领域、政治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复辟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思想政治领域内的革命构成了在完成经济领域内革命之后的另一革命主题，是“不断革命”逻辑导向的现实彰显。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毛泽东的理论视域内，“抓革命”在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促生产”，革命的逻辑、批判的逻辑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建设的逻辑，并为后者的顺利开展提供基本的政治保障。这样一来，在评价毛泽东晚年实践的问题上，就不应该将毛泽东革命与建设的逻辑截然对立，也不能认为毛泽东晚年根本无视经济建设，只对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情有独钟”。依据上述整体性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与后30年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二者无论在宏观的实践主题抑或是微观的制度准备和物质基础奠定等方面都具有基本的延续性，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实践。

　　最后，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个性化探索，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原则，即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分析范式。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不仅从理论谱系学意义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性特征，而且也蕴含着深刻的特殊性，并且正是这种特殊历史条件的规约，深刻地影响着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一次崭新的探索，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史中并无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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