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_张卫中_9787516180136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在20世纪初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在从“五四”至今近一百年的时间中（1917-2015），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经历了发生、发展和走向相对成熟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自成系统，显示了独特的规律；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大后发现代性国家，其文学语言转型也值得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尝试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它的发生、发展与走向相对成熟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走到今天是多种选择的结果，因而也显示了独特面貌。《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拟将时代变革与作家个人的探索结合起来，力求回答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经过百年演变，何以呈现当今面貌的问题。

　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文库即将问世，校社科处的同志建议以原序为基础略做修改，我欣然同意。文库虽三年，但她作为江苏师大学术的创新之声，已名播于世。任何真正的创新学术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大学是传承文明、创新思想、引领社会的文化先锋，江苏师大更肩负着培育大批“学高身正”的师德精英的重责，因此，植根于逾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两汉文化沃土，在全球化思想撞击、文明对话的语境中，与科学发展的创新时代同行，我们的人文学科应当是高端的，我们的学者应当是优秀的，我们的学术视阈应当是先锋的，我们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创新的。作为这一切综合结果的文化表达，本书库每年择精品力作数种而成集出版，更应当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和高雅的学术品位，有用理论穿透时代、思想表达人生的大境界和大情怀。
　　我真诚地希望本书库能够成为江苏师大底蕴深厚、学养深沉的人文传统的学术象征。江苏师大是苏北大地上第一所本科大学，文理兼容，犹文见长。学校1956年创始于江苏无锡，1958年迁址徐州，1959年招收本科生，为苏北大地最高学府。60年代初，全国高校布局调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徐州地区地域辽阔，要有大学。”学校不仅因此得以保留，而且以此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得到迅速发展。在50多年办学历史上，学校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先后涌现出著名的汉语言学家廖序东教授，著名诗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奔星教授，戏剧家、中国古代文学史家王进珊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吴汝煜教授，教育家刘百川教授，心理学家张焕庭教授，历史学家臧云浦教授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人文学者。50多年来，全校师生秉承先辈们创立的“崇德厚学、励志敏行”的校训，发扬“厚重笃实，艰苦创业”的校园精神，经过不懈努力，江苏师大成为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2012年，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并开启了江苏师范大学的新征程。作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首批有资格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高校，目前有87个本科专业，覆盖十大学科门类。有2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和150多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并具有教育、体育、对外汉语、翻译等5个专业学位授予权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以优异建设水平通过江苏省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验收。学校拥有一期4个省优势学科和9个重点学科。语言研究所、淮海发展研究院、汉文化研究院等成为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文化创意为特色的省级大学科技园通过省级验收并积极申报国家大学科技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在内的一批国家级项目数量大幅度增长，获得教育部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多项。拥有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一批高端人才。现有在校研究生近3000人，普通全日制本科生26000余人。学校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2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合作关系，以举办国际课程实验班和互认学分等方式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接收17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校学习。学校在美国、澳大利亚建立了两个孔子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学校已向社会输送了十万余名毕业生，一大批做出突出成就的江苏师范大学校友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今日江苏师大呈现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交相辉映，基础研究、文化产业双向繁荣的良好格局。扎根于这一文化沃土，本着推出理论精品、塑造学术品牌的精神，文库将在多层次、多向度上集中表现和反映学校的人文精神与学术成就，展示师大学者风采。本书库的宗旨之一：既是我校学者研究成果自然表达的平台，更是读者理解我校学科和学术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
　　但是这套注音方案公布不久，就发生了“京（音）国（音）”之争。当时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批评了用杂合的方式统一国音的主张，他提出应该选取一个地区人群的口语为标准，推广至全国，他认为最适合作为“国语”标准的，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语。”①后来，许多人参与了这场讨论。经过五年的讨论，最后，以北京话作为基准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达成共识，在1926年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上得到确认。这个会议的《宣言》指出：“（国语）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语言中的一种；……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平的方言……北平的方言就是用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②
　　20世纪语言变革中，国语运动本来应当取得更大成绩；切音运动开始之初，许多改革者也曾对这场改革寄予厚望，因为在当时看来，中国文字的主要问题就是言文分离，而他们正是要用拼音的方式改变这种状况。按照乐观的想法，中国文字实现拼音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费力不多，但功莫大焉。然而，在实践中却遭遇方言的阻击。因为中国方言众多，汉语书面语一直承担着跨方言交流的任务，中国要在短时间内完全采取拼音文字，同时又保证语言的统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人急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口，让各种方言都拥有自己的拼音文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当时许多人已经指出的，维护一个国家的统一，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各种方言彼此差异很大的情况下，语言的统一几乎全靠书面语维持，因此，任何一种新的书面语都必须具有超方言的功能，而开始被寄予厚望的拼音文字恰恰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实早在晚清关于拼音化的讨论中就已经有人“把包括官话字母在内的切音字皆视为统一国语的障碍。”①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就曾指出：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若因语言不同，而用拼音以另成一种文字，则既足为汉文之障碍，而所谓官话者又不足以通行，其流弊可知矣。”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语运动”在演变中呈现了不断走下坡路的过程：切音运动开始之初，改革者自信满满地推出和实施了各种拼音方案，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例如王照的“官话字母”因获袁世凯的支持，曾被列入师范和小学的课程，“于是‘官话字母’传遍十三省。”③但是庚子之后，国语运动的重心在从“言文一致”转向“国语统一”，其势头很快就削减大半，其意义也被大大地削弱了：因为在“言文一致”的追求中，“国语运动”的目标是创制一种新的文字，而后来的“国语统一”则仅仅是为统一“国音”做一些准备，如果说前者是一个事关民族历史走向的大事，那么后者就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技术工作，其意义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国语运动转向之后，早期改革者兴致勃勃创制的拼音文字被剥夺了作为“字”的资格，仅仅成为注音字母。
　　中国近现代史上另一次语言变革运动，即“五四”白话文运动则要幸运得多，它与国语运动的命运似乎正好形成了对比：国语运动参加的人数众多，历史绵长，在推行过程中曾获得晚清、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官方出面数次举办大型会议，很多名人介入其中，但是最终取得的成果并不显著。而“五四”白话文运动似乎只是胡适、陈独秀登高一呼，很快就响应者云集，也很快就成为中国书面语改革的主要方向；汉语书面语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书面语的走向。
　　“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在竞争中胜出，取得语言变革的“头功”，最重要原因是它在语言变革上选择了一条“妥协”的路径。在语言变革的原则上，白话文运动的态度是保守的，它不是尝试“文字”的改换，而是着力于“语体”改革，它绕过文字改革这个“难啃的骨头”，通过变文言为白话，解决当时汉语面临的急迫问题，这种方略部分革除了汉语书面语的缺点，却保留了其优点，收取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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