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曹氏书札>整理》作者李立民对《清儒学案书札》的整理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将四百余通《书札》重新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其二，对《书札》中徐世昌的草书批语进行识读。其三，对《书札》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注释其生平。其四，对《书札》中记载的当时未能搜访到的文献，今据《中国古籍总目》等相关目录书籍，作以注释，略述其流藏概况。
一九二八年，徐世昌召集往日同仁，倡议纂修《清儒学案》。时世昌螯居天津，故委托其门人曹秉章在北京曹氏家中设立修书处。诸同仁每周五相聚，商讨编修事宜及汇报各自进展。会后，曹秉章将其大要修书一通，并附已润色《学案》稿数篇，一同寄往天津。徐世昌阅后，凡有商榷者，随手批阅，复寄回京。如此往还《书札》，凡四百余通，在修书的近十年问未尝中断，是为《{清儒学案）曹氏书札》。
这些《书札》对于考察《清儒学案》的纂修经过，深入挖掘其纂修思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然而，《曹氏书札》并未公诸于世，一些致力于《清儒学案》研究的前辈学者未及得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先生尝于史树青先生处得见《书札》概貌，但此后这批《书札》便再无人问津。直至二〇〇七年，线装书局方将其影印付梓，然而由于素未精心整理，故而尚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其一，《书札》原稿在编排时多有混乱，而已出版的《书札》并未重新按年代顺序编排，致使多数相邻的书札在内容上各不相属。尽管大部分的书札末署有月、日，却未署系于何年。加之所署之月、日，有按阳历者，有按阴历者；甚至有原本是同一书札内容的数纸，却被错置在不同书札之间，更使之头绪纷繁。因此，只有在通读全部《书札》的基础上，重新以时间先后将之排序，才能确切地梳理《清儒学案》各案的纂修分工，总结其在不同阶段中的纂修特点及其利弊得失等等，以填补《清儒学案》目前研究的不足。
其二，这些《书札》内容十分丰富，还涉及了参修诸公的生活片段，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走访与雅集等社会交往活动。只有将这些《书札》重新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才能从整体上勾连出《清儒学案》纂修的学术环境，揭示诸公的纂修经历与心态，从而有助于对《清儒学案》客观的评价。
其三，徐世昌在每封书札上以草书形式所批阅的内容，对《清儒学案》的研究也十分重要，而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其内容作充分的研究。由于线装书局是影印出版的原稿，故首先需要对其内容作进一步的识读。
有鉴于此，笔者对《（清儒学案）曹氏书札》的整理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将四百余通《书札》重新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其二，对《书札》中徐世昌的草书批语进行识读。其三，对《书札》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注释其生平；对《书札》中记载的当时未能搜访到的文献，今据《中国古籍总目》等相关目录书籍，加以注释，略述其流藏概况。其四，为与原稿保持一致，凡文中所出现的异体字、通假字等，均不作统一处理；有些书名的省略，亦依原稿。希望此次整理，能对《清儒学案》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书札》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了陈祖武先生的帮助与鼓励。陈先生对《清儒学案》研究甚深，百忙之中，助我识读徐世昌的草书批语，使我不能识别的文字迎刃而解；在整理初稿完成后，又提出了诸多中肯建议，让我获益匪浅。先生提携后学之诚意，令我难忘。另外，还曾与朱曦林师弟互相探讨《书札》排序得失，也收获良多。历史所袁立泽先生、林存阳先生、杨艳秋先生、梁仁志先生，也拨冗答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罗莉女士也为《书札》的编校付出甚多，于此一并致谢。但由于笔者能力所限，其中不足之处，祈望方家裁察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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