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以华镇事件为例_邓燕华_9787516188262

　　《社会学丛书：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以华镇事件为例》以华镇事件为个案，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环保集体抗争成功的机制。作者收集了异常丰富而珍贵的原始资料，在深入了解华镇社会与经济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做了全而论述。全书在理论分析上精彩纷呈，案例描述活泼生动：华镇农民以抗争景观为传播媒体，将抗争基地变成直接剧场，直播他们的抗争表演，向公众展示地方政府的不当做法，解构官方对事件的建构。全书于细微处见真功，是抗争和环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作品。

　　有人问我：“你的书稿成于六年前，现在是否还有出版的必要？”我想了想，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理由有三。首先，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有关中国环保抗争的专著十分罕见。在国内几大图书网站上，我们几乎找不到相关学术著作。其次，研究抗争政治之难是学界共识，我在合适时点获得关键人物的帮助，搜集到丰富的材料，自觉此等研究机会很难再现。因此，充分挖掘已有资料，推进相关研究，是在珍视自己的幸运。最后，本书的几个章节虽已在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社会学研究》以及《管理世界》等杂志上发表，但文章终无法像专著那样，可以全面细致地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一专著的原型是我的博士论文。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肯定，并于2011年获得两岸四地第一届思源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奖。在这本著作中，我认为以下几点对了解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有一定帮助：（1）社会关系会影响农民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在本书中，我区分了“自己人制造的污染”和“外人制造的污染”，并指出农民对外人制造的污染容忍度低，抗争意愿高。（2）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议题纵横交织，议题间的连带拓宽了抗争机会结构。但是，行动者对各种机会并非均力使用，而会有选择地利用更具操作性的议题机会，以解决他们真正关注的问题，如本书第二章分析的“借土地问题做环保文章”现象。（3）污染受害者虽然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情，但在地方参与环保抗争仍然极具风险。本书重点介绍了华镇积极分子所采取的各种风险降低机制，如发挥老年人的“弱武器”、利用老年协会的组织包容性、依靠村委会选举这一合法平台、将空间作为动员结构以及借助传统仪式开展抗争表演。（4）我运用深入访谈获得的信息以及翔实的档案资料，分析各级政府对华镇环保抗争的回应。我尤其关注地方政府动员与抗争者有关的体制内成员去开展的“关系控制”。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过去的发现很可能变成当下的常识。但我认为，只有那些最终能成为常识的发现，才值得我们孜孜以求。

　　本书基本按我博士论文的原貌出版，只有个别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作了相应修改。因此，本书所参考的文献未必是时下最新的，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的慵懒。但是，这样做也未必没有好处。如果读者（特别是像我一样刚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博士）有兴致将本书与我同合作者发表的论文对照，则可以了解我们将博士论文转化为学术出版物的过程。在这方面，我是幸运儿，得到多位学术前辈手把手的指导，有他们陪我走过学术之路最坎坷的一段。

　　《社会学丛书：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以华镇事件为例》：

　　5月2日华镇镇委镇政府下发的《告华镇全镇人民书》里也指出：“对桃源工业功能区周边地区群众的环保诉求，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自华镇事件发生以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牵动着中央领导、牵动着省领导、牵动着J市领导、更牵动着D市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市委副书记X在5月1日召开的会议中也多次强调，“现在的政府是亲民政府”，反复表达政府对棚里老人安危的担心。

　　最后，意识形态的宣传体现在对农民爱国主义的教育上。市委副书记X在讲话中指出：“小小一个黄奚镇，震动了全世界。据了解，国外记者到现场的有8批。国外有的媒体讲得非常难听，有的是说农民暴动，把一些百姓说成了暴徒。还有的说政府打死100多老百姓，他们不安好心，希望把这个事做大。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想转移视线。所以说，这个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不是一个黄奚的问题，是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是一个祖国尊严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形象的问题。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黄奚影响了全国。有的国外媒体是不安好心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X，《在华镇村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5月1日）

　　对处于抗争情绪之中的村民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往往适得其反。在不同的抗争阶段，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力量对比不同，地方政府的宣传口径也有所不同。在“4·10事件”发生前，地方政府利用了更多敌对的话语和法律的话语，如在事件前的一份宣传提纲里，强硬的话语遍于全文：“少数村民妨碍企业生产秩序”、“谣言惑众、煽动人心”、“非法设障、阻碍交通”、“扰乱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忠告、盲目跟风”、“妨碍教学、危及后代”、“影响安定、制约发展”。“4·10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的宣传更依赖民本的话语。前后宣传话语的不同，使得意识形态的宣传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感。一个村干部说：“他们一进来就是打压，（说村民）是什么不法分子、刁民。后来又宣传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相信群众。最后越叫，越不好。”（V5，2007年6月6日）P10也认为这些宣传，在当时事实上起到了反作用，因为政府宣传策略不断摇摆，百姓屡有被骗之感（P10，2007年5月28日）。

　　政府的各种宣传还必须同农民的抗争宣传竞争。为了“占领宣传阵地”（C22，2007年6月25日），减少村民看到抗争宣传的机会，工作组成员往往一大早就出发去贴政府公告，撕农民的宣传。华镇一镇领导说：“我连续着好几天都是5点钟出发的，我去的时候把他们的宣传撕掉，把我们的贴上去。”（C11，2007年6月25日）另一镇领导也说：“这些告示都是我到现场去贴的，一开始贴都贴不上去，（农民不让贴），而且还要来打你。我就像铁道游击队一样的，没有人的时候，'啪'地贴上去。”（C7，2007年7月17日）要争取宣传阵地，就必须针对农民的抗争宣传进行反宣传。当村民在宣传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时，村里出现了一张《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致王宅村民的一封公开信》，告诫村民坚持到底，不是胜利，要适可而止，否则必定遭殃。5月7日又有人贴出一张题为《是谁把我推向深渊？》落款为“一位清醒过来的黄奚村民”的大字报，其中写道：“通过这些天的观察和思考，我逐渐明白了，有少部分人仅仅是打着环保的旗号，他们还在背后捣鬼，一定是另有所图。想到这些，我不禁有些后怕，这样下去，我们的善心很可能会被人利用，如果再继续糊里糊涂地被人利用下去，前面将是万丈深渊，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好险哪！还好，现在我已擦亮了眼睛。我认为只有环保问题是最大的问题，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已经心满意足，大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再受人利用了，毕竟，我们还得继续好好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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