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很多因素的推动与制约。办报刊要取得成功，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是必要条件；赢得大众认可，奠定经营的基础则是重要条件，这两者缺一不可。纵观《大公报》的历史，以维护政治为核心的“国家中心论”的酝酿、发轫、发展、高潮、终结是一条主线。《大公报》早期以敢言著称倡导君主立宪，新记时期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相标榜，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该报屹立于近代中国半个世纪，并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的辉煌。《<大公报>政论研究：以“国家中心论”为中心》以“国家中心论”为经，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社会背景为纬，以《大公报》的政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建构全文，力求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中，展示这份报纸的另一侧面。
李群，1978年生，黑龙江省牡丹江人。博士、副教授。2007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科研工作至今。2009—2011年在黑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并顺利出站。对《大公报》史、民国新闻史、东北地方新闻史都有专门的研究。在同家级重要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先后参与主持国家、省厅级科研项目6项。
绪论
一 选题依据与意义
二 研究现状与创新
三 主要内容与思路、方法
第一章 “国家中心论”的源头
第一节 英敛之的维新思想与办报理念
第二节 倡导白话文
第三节 提倡新诗
第四节 以文学为阵地阐述改良与立宪思想
第二章 “国家中心论”的酝酿
第一节 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与“国家中心论”的酝酿
一 “四不”办报理念及政治主张
二 “国家中心论”的酝酿
第二节 繁荣的《文学副刊》
第三节 独立、自由的文学评论
第四节 独立与现实关怀并重的文学风格
第三章 西安事变与“国家中心论”的形成
第一节 西安事变期间的拥蒋反张、杨言论
一 事变爆发后国内各界的态度和主张
二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救蒋生还
第二节 西安事变善后阶段“国家中心论”的形成
一 为西安事变善后工作提供舆论支持
二 “国家中心论”的形成
第三节 “国家中心论”下对国内各政治势力的主张
一 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割据
二 整编地方军队要求地方实力派政治中央化
三 对社会团体要求放弃异见统一“国论”
第四节 民主自由思想的潜隐
一 要求政府控制下的对国家负责的言论自由
二 倡导政府延揽人才增强统治力
第四章 抗战初期“国家中心论”的高潮
第一节 全国上下必须拥护政府信任领袖
第二节 自由民主思想的蛰伏
一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
二 将政治运动引入“国家中心论”旗帜下
第三节 张季鸾与蒋介石：国士与领袖
一 西安事变期间张蒋关系的升华
二 张季鸾的报恩思想、国士思想
三 “拥蒋”与“爱国”——“国家中心论”的两点论
第四节 “国家中心”旗帜下的文学副刊
一 《文艺》与京派作家再聚首、《战线》创刊
二 众声汇聚的文学空间
第五章 抗战中后期“国家中心论”的淡化
第一节 提出修明政治，以谏言督责方式拥护国民党政府
一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修明政治案的提出
二 主张修明政治
三 对政府“小批评，大帮忙”的办报思想
第二节 要求共产党服从“国家至上”原则
第三节 积极参与第二次宪政运动
一 赞扬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二 鼓励宪政实施协进会
三 积极参加有关宪政问题的讨论
第四节 《大公报》与蒋介石关系的疏离
第六章 “国家中心论”的终结
第一节 为实现和平统一而呼吁、呐喊
一 对国共内战的担忧
二 对重庆谈判寄予厚望
三 欢迎马歇尔调停
四 期待政治协商会议
五 南京谈判最后希望的破灭
第二节 脱离现实的中间立场
一 警告国民党在复员中莫失尽人心
二 妄想共产党勿以兵争，走政争之路
三 脱离现实的中间立场
第三节 自由民主思想的回归
一 言论自由的期待与失望
二 “人民至上、主权在民”思想
第四节 王芸生从激进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
余论
一 《大公报》政治理想与现实结局
二 《大公报》文学理想与现实结局
参考文献
《<大公报>政论研究：以“国家中心论”为中心》：
第二节繁荣的《文学副刊》
《大公报》这种在“四不”独立办报方针指导下的“文人论政”的舆论空间使得一些与政治相对疏离又不愿与商业结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人与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在这一独特的文学空间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构建理想的文学蓝图。沈从文和萧乾等京派作家就曾根据自己的文学理念改造了虽然读者众多却与新文学发展不相适应的通俗性栏目《小公园》。总经理胡政之曾经鼓励萧乾说：“我们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力编辑，专在名流上着眼，你多留意新的没人理睬的。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推动力，那就够了。”
方针既定，从不干涉，一任编者自由耕耘，让他们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能和文学观念。正因为如此，《大公报》的几个文学副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依存于这个民间立场的公共领域，与“文人论政”的办报方针相一致，使文学保持着与政治和商业的相对疏离，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学空间。它们的差异在于这个独特的空间的文学理念和编辑思想，因而各个副刊又呈现了各自的独特性。
晚清以来，传播媒介在中国整个文学甚至文化的推动发展上具有主导的力量。尤其是中国报纸的“文学副刊”，是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独特的角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创作与批评并重，兼具杂志的性质，作为报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栏目设计与传播方式又有不同于杂志的特殊性。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大公报》曾出现过四个文学副刊：《文学副刊》《文艺副刊》《小公园》《文艺》。1928年1月，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创刊，由于学院色彩过浓，虽然对一些理论问题有深入探讨但基本上是远离大众的，所以于1934年停刊。1933年9月23日，由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的《文艺副刊》创刊。1935年，在沈从文、林徽因等京派作家的帮助之下，《大公报》的一个文化副刊《小公园》经过萧乾的改造成为又一个新的文学副刊。1935年9月1日，《文艺副刊》和《小公园》合并成《文艺》。由沈从文题写的《文艺副刊》的刊头一直伴随着《大公报》，从抗战时期到抗战胜利，成为《大公报》文学空间的一个象征。
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历时6年，每周1期，共出刊313期。就《文学副刊》编辑的详尽办法，吴宓曾经和大公报馆反复商榷。《大公报》的办刊宗旨就是给副刊编者自由的空间，对《文学副刊》也一样，方针既定，不加干涉，所以我们更可以看出在实际的编刊过程中，吴宓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建立了这一文学的空间。其中主要展开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新文学批评和大量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词创作和诗歌理论探讨。
吴宓撰写的发刊词“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详尽表述了《文学副刊》的编辑思想，提出：“对于中西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与写实各派，以及其他凡百分别，亦一例平视毫无畛域之见，偏袒之私，唯美为归，惟真是求，惟善是从。”在此之前，《大公报》就已经在1927年12月23日的头版刊登了吴宓亲撰的《本报新增文学副刊预告》：“本报自明年一月二日起，每逢星期一增出《文学副刊》-版，特请名家担任撰述投稿，内容略仿欧美大报文学副刊之办法，而参以中国之情形及需要。每期对于中外新出之书，择优介绍批评；遇有关文学思想之问题，特制专论；选录诗文、小说、笔记等，亦力求精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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