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凋零_南丁_9787506384148

《半凋零》用作者的话说，作者一生都在文艺界工作，朋友大多就在这个圈子里，所以，在《半凋零》里，你可以看到与作者交往的、老一辈的作家及文艺工作者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朴实、诙谐、逗趣。这些轶事，有的真挚感人，有的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心生叹息。《半凋零》，不光是作者对已逝挚友的怀念，对当下身边挚友的抒怀，它更是一段已逝时光的见证者，为自己，也给后人，一丝追忆，一丝缅怀。

　自序

　　有关朋友的文字，累计起来，也竟可观。

　　或状其人，或论其文，或评其艺，或悼其魂，当然都局限于我彼时彼地与他们的交往，对他们的认知。

　　我一生都在文艺界工作，朋友就大多在此界别里，也有虽不在此界，但业余从事文学写作的朋友。我的工作局限着我交友的范围。

　　也有例外，如这个集子里所收文香兰、袁隆、王衍昭、黄培民。

　　1958年，我曾在鲁山县张良区的小老庄村文香兰的家中住了大半年，直至那年年末，与文香兰和她的丈夫张志华当然就都成了朋友。志华当年任生产队长，寡言少语，为一出色的猎手，上地干活常扛着猎枪，回家时那猎枪的枪筒上会不时挂着一只两只猎获来的野兔，就成为全家的餐中美食。《文香兰的性格》为1963年所写，那年她曾来省城出席劳动模范大会。文中所述为1952年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假报丰产被揭露遭到社会的普遍谴责后，合作社面临崩溃散伙之际，这个当年十九岁的乡村女孩依然坚持办社的故事。这是那个乡村女孩在那个历史瞬间的足迹，反映着她性格中虽遇艰难而不屈的倔强。至于那足迹如何？让历史去评说。那之后香兰的生活故事是，她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委常委，之后又做过许昌地区副专员、长葛县委书记，最后在河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的任上退休。前些年某日在纬三路上偶遇她，她说是送孙女上幼儿园。香兰比我小两岁，如今也是八十二岁的老奶奶了。

　　因为采访黄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与袁隆这位老黄河相识。九十年代，依旧因为黄河或因为解决河南吃水困难，他帮我我帮他，交往颇多。新世纪始，彼此更多闲暇，就更多交往，或我去他家或他来我处，小坐，说话。黄河水利委员会为副部级建制，他这个黄委会主任离休后按正部级待遇，每年都按规定去北京检查一次身体，每次检查回来，都会乐观地告知我好消息，没问题。2008年，他九十岁时，从北京体检回来，又来家中小坐，照例告知我，没问题，并宣称准备要活到百岁。我送他下楼，看他身板直溜脚步轻捷，就全信了他的话。事过不久，翌年即2009年某日，接到袁隆的儿子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袁健电话，说是他爸昨晚心脏突发病痛抢救未果，去世。我无语。我去了告别仪式现场，看了老朋友最后一眼。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在伏牛山区的下营村插队落户，将近三年。王衍昭是下营生产队队长。与王衍昭的友谊，交往，一直持续到近年。衍昭于2009年春天去世。我总以为，他的去世与我有着某种关系，总是有种愧疚的心痛。这些等等，都写在《下营》里了。

　　黄培民，为豫东平原宁陵县逻岗乡穴庄村的农民，残疾人，业余作家。我曾去他那所四面透风的茅屋探望过他，他的小女儿来省城接受培训时也来家看望过我这个爷爷。培民已逝，我那小孙女也无音讯，许多年过去，我不时会想起他们，思念他们。

　　或为民，或为官，都是我记忆中的朋友。

　　文艺界朋友，有我的前辈，我的同辈，或比我年轻的朋友。前辈中有不少已先后作古，同辈中也有些先后逝去。是所谓朋友半凋零。花开花谢，自然规律。

　　1986年，我在为《散文选刊》撰写的《纪念华山小辑前言》中曾经说：“悼念文章，就是写来让被悼念者永远看不到的文章。这世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文章？”读者可以看到，我对已逝去的朋友，可称为悼念文章的不多，多为在他们生前所写。文章的排序，长者为大，按出生年月排列。逝者，作为这个集子中的上辑。《有瓦的日子》记述了我亲人们曾经的苦涩，父母兄姐俱已不在人世。也附在上辑的最后。

　　下辑，则为依然健在的朋友，依然律动的生命，仍在开放的花儿。援引上辑之例，也按年岁排序。早年曾评说的一些青年作家，那时他们是刚刚绽放的花朵，如今已长成好大一棵树。《女儿的2011》，放在下辑的末篇，女儿也是朋友。

　　考虑到此书的体量，在编订时，又忍痛拿下三十余个篇目，多是为朋友写的序言。或可另编一本序跋集。

　　半凋零。原来设想，书名就叫《朋友半凋零》，由“知交半凋零”而来。与女儿通话，女儿说就叫作半凋零也好。想想，女儿说得有理。半凋零的意蕴或更深广。朋友、亲人，暖我人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朋友半凋零，亲人半凋零，我的生命也就半凋零了。我已是耄耋之人了，来日没有去日多，还不是半凋零吗？正要感伤之时，又想起还有句话：“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又暗自有点欣慰。

　　有必要说一下文体。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字，状其人者，悼其魂者貌似散文；论其文者，评其艺者貌似评论，好像是一个跨文体的合集，颇有点不伦不类。实际上，我的散文我的评论，皆可作为随笔来读。不信，读读看。皆是有关朋友的随笔文字。说这是一本随笔集也是可以的。

　　我的夫人张颖，是位资深编辑，在篇目的取舍选择上，出了很好的主意，在编辑校对中，在文字的电脑录入中，做了大量工作。我要感谢她。

　　谨以此书，

　　纪念我逝去的朋友；

　　祝福我健在的朋友。

自然之子徐玉诺

　　1950年2月，我们四个年轻人从河南日报社被调到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创作组工作。随后不久，徐玉诺来，鹤发童颜的徐玉诺，长须飘飘的徐玉诺，腰板直溜的徐玉诺，脚步矫健的徐玉诺，于那年的春天从他的家乡鲁山县来开封参加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如何种红薯的大会发言，会后，就被留在省文联筹委会，这正是这位五四时期诗人的归宿所在。记得好像他也被安排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组联部吧，好像只是挂名，总觉得他就是我们创作组的人。

　　徐玉诺是1894年生人，1950年时也就是五十六岁，却为我们单位里最年长者，都称他为徐老。我与徐老相见时，十八岁半，为最年轻者，名为创作组创作员，实为一个懵懂少年，乳臭未干的青皮小子，小屁孩，因此，也没有因为与这位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同在一个创作组而感到骄傲与光荣，竟也没有什么敬畏之情。我与他亲热的方式，是捋着他的花白的长胡须，用我少年的清澈眼睛望着他的也是清澈的眼睛，他也望着我的，我们就这样对视，用目光相互抚摸，就抚摸出长辈与晚辈之间的暖意与柔情。

　　世称徐玉诺为怪诗人，关于他的怪有各种传说，比如，送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上站，他也上了火车，一送送到满州里，若是有护照，保不准就送到莫斯科了。比如，在鲁山乡下教书时，一次梦游，挑着一担水就上了房顶，等等。我目睹他的怪，也有数件，比如，1950年春天时，文联一行人去许昌五女店搞土改，某天，他突然失踪一整天，至晚始归，说是去追寻逃亡恶霸的踪迹去了。比如，在开封茅胡同文联宿舍住时，某天，他向公安局报案，说是他的住屋里有特务安装了发报机，公安局派人来查，却原来是他老人家的暖水瓶的塞子没有塞紧，发出了“噗噗噗”的声响。比如，1952年时文联搬到开封自由路中段，我们四个年轻人和徐玉诺都住在一间礼堂的二楼靠西边的廊房里。那廊房是用竹篾隔离开的，我们在尽头，隔了间大房子，作为集体宿舍，徐玉诺就在我们的隔壁，隔了间略瘦长的小房。他单独住，出来进去，都要经过他那间房。就看到简陋的床铺，那放枕头的地方摆放着一块砖，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长年累月，他就枕着那块砖头睡觉，那砖头就是他的枕头。徐玉诺是文化名人，当时是薪金制，当然比我们这些供给制的年轻人有钱，他将钱大都捐助生活有困难的民间艺人，但也不至于置办不起一个枕头。是习惯使然？好像曾问起过他，他也只是一笑置之，我始终不明所以。

　　1954年后吧，徐玉诺被调至省文史馆工作。1955年，省文联因省会迁郑也迁至郑州，省文史馆仍暂留在开封，与他就少见面。记得1957年时他来省文联开会，憔悴了许多，于次年，即1958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不记得参加过他的葬礼。现在想想，他去世时的1958年4月，我已经过“反右派”运动后的初步处理，正下放在他的家乡鲁山县某个村庄。

　　今年春天，徐玉诺的家乡平顶山市他的热心的读者、有见地的文化人和官员、晚辈等，要搞徐玉诺纪念馆，邀我为该馆写前言，我这才坐下来，梳理逐年积累起的对徐玉诺的认识和理解。

　　1922年6月，文学研究会同人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等出版诗合集《雪朝》，为中国出版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新诗合集。同年8月，徐玉诺出版个人诗集《将来之花园》，为中国出版史上继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之后，公开出版的第八本新诗个人诗集。1925年4月，朱自清、徐玉诺、俞平伯等二十九位文学研究会同人，又出版诗合集《眷顾》。此外，徐玉诺尚有已发表未辑印成册的新诗百余首，散文诗数十篇。据诗人痖弦统计，朱自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了徐玉诺的诗十首。同集中，胡适获选九首，刘半农八首，沈尹默一首，鲁迅三首，田汉五首。徐玉诺为入选量最多者。徐玉诺的同代人王任叔（巴人）、叶绍钧（圣陶）、郑振铎、闻一多等对其诗均有甚高的评价。闻一多认为《将来之花园》或可与《繁星》比肩。由以上叙述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仅仅说徐玉诺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是不够的。徐玉诺是中国新诗创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徐玉诺的小说创作，也颇有成绩，早在1921年初，他就是以小说《良心》卷入五四文学革命浪潮的，此后他陆续发表二十余篇小说，鲁迅曾有意将其结集出版并作序，将此意托北京《晨报》孙伏园向徐玉诺转达，徐未做出回应。此事也就作罢。作罢也就作罢。叶绍钧曾在万言评论《玉诺的诗》中说：“他不以作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一样，当感觉强烈、情绪兴奋的时候，他不期然地写了。”他也没把出小说集当一回事，他不把名当一回事，他对世俗甚少考量，他是自然之子。他是自然之子，这从我耳闻目睹的他的各种生活细节，可以充分看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徐玉诺在吉林教书时，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萧军曾专程拜访向他求教，后来不知他的踪迹，曾写信向鲁迅寻问，鲁迅复信说也不知徐在哪里。茅盾于三十年代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收入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和《祖父的故事》，在序言中，茅盾除称赞徐玉诺的才能外，也感叹道，不知他是否尚在人间？徐玉诺这颗闪亮的星辰从五四文学灿烂星空中消失了。消失了也就消失了，他自己也并没有当一回事。

　　徐玉诺在大地上流浪。如他自己所说，教了二十五年书，换了五十所学校。足迹遍及东北、东南、华东和中原许多地方。他始终如他涌入文学革命浪潮的《良心》所示，以良心为人处世，在黑暗的中国追寻光明，参加学运，宣传抗日，教书育人，他依然在人间为《将来之花园》奔走呼号。

　　且读《将来之花园》：

　　我坐在轻松松的草原里，

　　慢慢地把破布一般折叠着的梦开展；

　　这就是我的工作呵！

　　我细细心心的把我心中更美丽，更新鲜，

　　更适合于我们的花纹组在上边，

　　预备着……后来……

　　这就是小孩子们的花园！

　　也请读另一首，他的《问鞋匠》，瞿秋白在《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一文中曾经引用：

　　鞋匠，鞋匠，你忙甚？

　　——现在地上满是刺，

　　我将造下铁底鞋。

　　鞋匠，鞋匠，你愁甚？

　　——现在地上满是泥，

　　我将造出水上鞋。

　　鞋匠，鞋匠，你哭甚？

　　——世界满满尽是蛆，

　　怎能造出云中鞋。

　　鞋匠，鞋匠，你喜甚？

　　——我已造下梦中鞋。

　　张哥，来！李哥，来！

　　一齐穿上梦中鞋！

　　瞿秋白在引用过后，接着评论道，梦中鞋是穿上了，可惜走不出东方。我实在憋不住，不免续貂：

　　梦中鞋是穿上了，

　　只是恐怕醒来呵。

　　张哥醒！李哥醒！

　　大家何不齐动手？

　　扫尽地上刺泥蛆，

　　那时没鞋亦可走。

　　秋白继续说，东方始终是要日出的，人始终是要醒的。

　　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过去，如今再读这诗这议论，感觉如何？

　　有资料说，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徐玉诺曾作《痛快独唱》诗。始终未见到这首诗稿，但可以想象诗人面对晴空放声朗诵的痛快情景。

　　1950年徐玉诺恢复创作后，写了不少快板诗，也有小说《朱家坟夜话》出版。天未假徐玉诺以时日，他的创作未超越他的从前，未受到关注。未超越就未超越，未受到关注就未受到关注，徐玉诺没把这当回事。

　　春天时，去平顶山参加徐玉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后驱车到鲁山县徐营村，看徐玉诺的故居拜谒他的墓地。这是我第一次到徐玉诺家乡。那故居在村街的西半厢，故居的门旁的墙上镶嵌着一块石碑，那碑上镌刻着：“徐玉诺故居南丁敬题 2005年8月”。那是那年徐玉诺的孙子专程来郑州要我为之题写的。院落收拾得挺干净，房子收拾得也挺干净，院里一棵树正葳蕤着青枝绿叶，好像是棵榆树。墓地在村北数里之遥，一条大路走出去，再往东踏过麦田百多米，就看到这位自然之子又回归自然的归宿之地，他已在此安眠了五十四年。五十多年不见他的音容笑貌，我心中默默地对他说，徐老，南丁想你了，来看你了。南丁已不是当年那个捋着你的胡子的一十八岁的少年郎，南丁已是八十一岁的被人“南老”“南老”喊来叫去的老者了。

　　我向诗人徐玉诺鞠躬。我向自然之子徐玉诺鞠躬。深深地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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