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人沈复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作品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赢余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的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作品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
中国史料小说奇书
悲切动人，伉俪情深，韵味悠长
《浮生六记》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该书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
沈复（1763-1825），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二十八年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沈复其人，工诗画，善散文，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他既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也不是知名的文人墨客，他终生以游幕、经商、作画为业，浪迹天下，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故此，其文章风格有着比较深刻的现实主义色彩。
关于本书的成因，据史料记载，当是如此：嘉庆十三年（1808），因为得到幼时好友石韫玉的举荐，沈复在赴琉球的使团中谋得一职。在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的海上旅途中，在生与死的体验中，沈复回忆起自己过往的人生，不禁产生了“浮生若梦”的感慨，于是挥笔写就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在开卷之初他便这样写道：“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事实上，这正是《浮生六记》得以问世的缘由。
一般来说，凡是伟大的作品大多能去沙存金，为人传诵，而这本书能流传下来堪称幸运。据俞平伯先生在《浮生六记》年表中记载，本书应是写成于清嘉庆戊辰年（1808）或稍后，当时只有作者的手稿，并未刊刻出版，所以不为世人所知，如果不发生意外，这本书很可能就此湮没无闻。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部手稿却奇迹似的保存了半个世纪，直到清代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它，并慧眼识珠，将其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并最终于1877年以活字版发行于世。此后，本书风行一时，多次印刷，有诸多版本，受到众多的欢迎和追捧，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拥趸。
《浮生六记》共六篇，故名“六记”，可惜，现在已遗失其二。文中，作者沈复以简单而又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他的爱情故事、人生变故、闲情逸趣、浪游快记等，其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特征和审美趣味。对于此书，许多学者都曾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其中尤以林语堂与俞平伯两位先生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林语堂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将主人公之一的陈芸称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扬；俞平伯则赞美该书道：“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总之，对于浮生六记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得风气之先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之作，是热爱古代文学的读者不可错过的一部杰作。
此次重版，汲取各家所长，在译文上更适合现代读者阅读，并且对于前四篇真品做了颇为精当的点评与赏析，非常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这部作品。此外，在附录部分，我们收录了伪作《中山记历》与《养生记道》，以及林语堂、俞平伯两位先生关于此书的两篇序文，希望读者朋友可以参考阅读。
沈复（1763年—1825年以后），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二十八年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清代文学家。著有《浮生六记》，是自传体的散文。工诗画、散文。
闺房记乐/3
闲情记趣/5
坎坷记愁/83
浪游记快/133
附录一伪作两卷/205
中山记历/207
养生记道/236
附录二/253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林语堂/255
重刊《浮生六记》序俞平伯/260
《浮生六记》年表/263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
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
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已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妪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妪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
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
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
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
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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