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具有“中国人口文化一村”和“中国计划生育一村”美誉的占里村进行人类学调查和研究，探寻其控制人口的“秘方”。书中阐述了占里村民在当地生态环境中的位置、人口与环境间的相互适应发展的过程、自然和社会环境对村落社会组织的影响、文化机制在人口控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行政建构和经济发展对当地文化的影响，论证了人口与环境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其关键就在于文化的调节。
“换花草”——南方少数民族传说中一种可以改变胎儿性别的草药，20世纪80年代经媒体宣传后而广为人知。特别是拥有“换花草”秘密的侗族村寨占里，数百年来，总人口基本保持零增长，且性别结构合理，被称作“中国人口文化第一村”“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村”。这一个神奇的村落，曾经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大山深处，企图一窥“换花草”的真面目，甚至希望把这种草药推广到全国，以配合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换花草”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人们不禁开始对其存在与否产生了怀疑：毕竟在医学上早已证明，胎儿性别在精子、卵子相遇的那一刻已经被决定，“换”根本不可能。很多专家学者在实地的考察中也挖掘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换花草”背后隐藏的秘密进行了分析。本书将在此基础上，从环境人类学角度出发，进一步对占里的特殊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发现占里文化的实质不在于“换花草”，而在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人口文化。
占里属南部侗族文化区，地处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界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侗民鲜少与外界接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汉族中心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天朝”显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传承并不关心，只要他们不“犯上作乱”，统治王朝基本上也不会对其稍加注意。所以，同其他从未登上统治宝座的少数民族一样，作为少数民族的占里人，在正史中的记载几乎见不到。要了解占里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材料。
与其他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村寨一样，占里的历史也是源于传说。作为一个迁入民族的聚居地，占里首先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是在合款的款词中。至今仍流传于今黎平、从江一带的侗族款词中还保留有“三十托里，五十占里”参加合款大会的记录（石开忠，2001：27）。这也是对占里人口比较早的记载。寥寥数语的记载，不仅说明了当时占里是一个人口数量比较少的村寨，也说明了占里与周边的村寨共荣共存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一度是和平乡政府所在地，但是长期以来外界对这个“世外桃源”的了解并不多。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联合对生活在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做过一次大的调查。其时，石若屏、吴景秋、伍华谋三位研究员于1958年11月对占里的社会经济、社会组织、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和生活习俗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在1964年5月完成了调查报告的撰写。
这次调查属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之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带有“抢救”性质的调研。最后撰写而成的调查资料虽然带有“社会经济”的字样，但是调查的内容却涉及了占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内容相对简单，缺少客位分析和主位解释，但是，作为一份历史性的记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占里人口问题，在这份资料中写道：“惟当地有扼婴的习俗，一对夫妻多半只有一男一女，因此常有绝嗣的情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1964：19）这种叙述将占里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简单地归结到了“扼婴”上，是一种主观化的表现。尽管存在各种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但这次调研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以其资料的翔实性和不可复制性而受到广泛重视和引用。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推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占里作为一个计生工作的“典型”而被树立起来，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其中石开忠和杨军昌两位教授都对“占里现象”及其启示有过专门的论述。
石开忠教授是较早研究占里人口的学者之一。他采用定点跟踪调查法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在占里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翔实的田野资料。他在《鉴村侗族计划生育的社会机制及方法》一书中对占里的生存环境、村寨社区、人口状况、信仰体系、生计方式、风俗制度及组织结构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描述。他分析了占里人口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原因，对节育的具体方法和草药知识也有一定程度的涉及。除此之外，他还在这本书的结尾处提到了占里人口目标实现对现代中国人口工作的启示，为政府今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石开忠，2001:154～157）。可以说，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为接触占里、认识占里、研究占里的“启蒙性”教材之一。
杨军昌教授也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完成了《侗寨占里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与启示》一文。他在文中对侗寨占里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的绩效进行了总结，探析了该地实行计划生育、保持人口数量的社会机制和具体方法。他也认为占里侗族的人口意识、生育文化及其实践经验，对搞好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杨军昌，2001：62～67）。
我对占里的研究始于2006年。当时我正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导师陈长平教授要我对占里人口文化进行一项研究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也知道，这项工作将是极其困难的：我毫无侗语基础，对侗族文化所知甚少。但怀着对这个“世外桃源”的憧憬，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旅途。自此之后，我就和占里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有10个年头。在这10年间，我三赴占里，竭尽所学，考察占里特殊的人口现象，期望能够揭开有关“换花草”的秘密。但由于个人能力所限，这种努力也只是管中窥豹。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沈洁，女，汉族，201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获博士学位。2008～2010年作为客座研究员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化人类学教研室进修。现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参与编纂学术专著4部，翻译论文1篇，多次在日本东亚人类学研究会等学术会议做口头发言；在国内外相关学术期刊发表过《关于占里侗寨人口现状及发展模式的调查分析》《贵州省坪寨侗族性别偏好现状调查》等论文。曾参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社会适应与社区文化重建研究”等数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次与国家部委合作进行课题研究。现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课题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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